张英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作家张贤亮成功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成为中国作家里的“首富”。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张贤亮生前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他住在这里已经有12年了。
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张贤亮就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
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2014年9月27日下午，张贤亮因病在银川去世，享年78岁。本文系作者当年应张贤亮邀请，前往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对他进行的专访，由张贤亮本人审定修改。本文为下篇。
张英：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张贤亮：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潮，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了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张英：办企业以后，你写的小说越来越少了，上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期》发表后，已经有6年没有长篇小说了。
张贤亮：从90年代后期我就不太关注小说了，它在文学圈子里基本上就是自娱自乐的状态，如果没有影视改编，发表出版以后就被遗忘了。如果你想一炮打响，除非是痞子写作、美女写作，和性和权力有关，这些东西我也写不来。
作家其实和别的职业一样，有少量伟大的作家，也有更多为读者提供一种阅读、休闲、娱乐的作家。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过去和现在写的一些小说多少有些遗憾，而且我也不能重复过去的一些写作手法，所以现在我写作品不象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张英：为什么？
张贤亮：因为在写作上我比较喜欢变化，喜欢给自己确立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熟悉我的作品的人可以发现，《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写法。后来是《习惯死亡》，现在还有很多人看不懂，可是对我最小一个孩子，也还是有着我的偏爱，它表现了我的现实的生命状态。每个生命时期作家的精神状态、感受程度、认识程度都是不同的，带有那个时期的记号和信息。
我觉得将来我在中国小说艺术上留下的最受关注的是《习惯死亡》，因为它开创了写小说的一种新文风，通过人称的变换，时间和场景的交错，以感情线、意识线来发展情节。后来所谓的后现代的基本写法都是循着《习惯死亡》一路下去的，现在写小说比较困难也是因为我一直想超越《习惯死亡》。
后来我收到北大一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她就是一段一段地读，《习惯死亡》就是具有朗读性。后来的《我的菩提树》又是一种写法，用的是日记体的纪实写法，后来被翻译成九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在《青春期》里又有所创新，用的是半自传体的小说方式，写一个人的一生。就连我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也尝试了很多挑战性的风格。
张英：你说自己写了那么多作品，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呢？是不满意吗？
张贤亮：不是。一个作家没有发表东西，不代表着他不在写作。现在写东西，时间不是问题，自我挑战才是最大的问题，〈亚洲周刊〉评选２０世纪１００位优秀作家有我一个，１００本优秀小说也有我的作品。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所以我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个东西是适合写哲学论文的，很难把它写成小说，我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要超越这些作品有困难。
虽然我在办企业，但是我并没有脱离文学，反而在这二者中找到了平衡。除了工作，我没有什么业余生活，我不打麻将、不打高尔夫球，不打网球，总是看书、写作、办企业。在这10年里，我出版了6本书，共计80多万字，有《我的菩提树》，《无法苏醒》、《青春期》、《小说中国》等，但是也没什么大影响。
为什么？文学已经边缘化了。假如我再写性，可能比其他人写得都要好,可我已经写过了，不想再写；写饥饿吗？看看《绿化树》就知道了,再写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当时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许多禁区都是被我们闯入的。我现在想把有关人生哲理的感悟写进小说里去，这就比较难。我看王蒙干脆就写了部《我的人生哲学》，很直白，也很好。
而且我已经写好了关于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一直放着反复在改。说实话，我挺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值，这个小说发表出版会让他们失望，因为现在的读者的趣味已经被电影、电视剧改变了，他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看一部和现实无关的小说吗？
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不够宽容，评论家不读小说，不关心小说的思想、主题，随便翻翻可以写一大篇评论来，另外一种就是骂派批评，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抱着找不是的态度写文章，还有人身攻击，太极端了。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
中国文学后起的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他们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对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坛上继续引起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张英：能谈谈这个长篇小说吗？
张贤亮：我的小说，万变不离其宗，我一直在想，我们总在提的社会进步、人类进步，其实是处在不断循环、重复的状态。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体上，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化，它的内在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里的沉浮，他的行为、个性、性格、为人处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在这个思考的背后，我讲述的是时间跨度１００多年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这个年纪，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写这种东西比较适合，对生活命运都有了一些体验。在小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社会，关心着人的命运。
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另外我认为，伟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时间。十年过去了，与我同时在文坛上竞技的同辈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
张英：你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张贤亮：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这部《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在〈美丽〉里，我想说的是，那场革命和运动，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今天我们民族性格里的不认真，做什么工作都是“混“、“闹着玩”，不守法律法规，不正经办事，做什么都想偷懒走捷径，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我认为这样的心态其实都是文革期间留下来的。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 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太了解“大跃进”及“文革”真正的历史面貌，大学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递减，以至于毫无所知。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
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张英：你不仅出版了长篇政论随笔集《小说中国》，我还记得你那篇引起强烈反响的《我为什么不买日货》，对你这样一代人来说，相比文学来说，社会和政治好象一直是你们感兴趣的对象。
张贤亮：那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作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
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我想现在的作家是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就是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就是思想解放的作用。
我很有幸的作为这个先锋队当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它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