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新岁，继《翰墨丹心——李建军篆书横幅》、《李建军篆书论语》、《李建军篆书道德经》三部煌煌巨制之后，李建军先生以《佛教十三经》中“般若大乘经典”之《心经》、《金刚经》，仍以篆书书就结集刊印。这真是灵光独运、嘉惠书坛的盛事。建军先生坚持此道已数十载且为传统文化“弘道”之不遗余力，终成一独有文化现象。余作为建军先生不弃之同道人和浸濡其间受益者，于此就有了些片面浅显解，恭述于下，以呈建军先生及诸位大方家，权作献芹，实是滥充“序”列。

我多年来喜研哲学史，翻检古籍中注意到了一个古老而日新的话题——“知人论世”。“知人”自然是要了解学人的生平行事;“论事”，即是要涉及学人的特定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换句话说，只有把学人置于曾经生活过的具体时空环境之中进行探究，才会获得具体且生动的全新认识。在先秦齐学重要的典籍《管子·水地篇》中，曾有一段一方水土产生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和品格高论：

“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淮南子·地形训》中也认为人之生活之环境与人的禀性和才智是结合在一起的：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怄;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

我之所以费此笔墨阐述“人、地、气”(金克木先生语)三者间的关系，就是因为建军先生习篆之文化现象，定与其旧籍“荣成”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分不开的。旧时代学问分“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三者中，我认为“考据(金石之学、训诂之学)”之学是有清以来至解放前，是荣成一隅所呈现的一种学术大格局。清末民初以来此地就迭出“学问家(小学家)”，有校刻群经、续修《山东通志》之孙葆田(佩南)氏;有以古文字研究所受世人尊重、被称“小王国维”的张政烺(苑峰)先生;有以研究《说文》名重一时继而受到闻一多先生礼聘山大的姜忠奎(叔明)先生、有以训诂考据而闻名的许维遹(骏斋)先生、有以“小学”而入手研究《楚辞》名显当世的汤炳正(景麟)先生······这些特有的人文环境、学术气氛是与建军先生从“嗜篆”到“书篆”，再到能将篆写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以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军先生的身上也体现着这些旧有传统的延续。

建军先生有此底蕴支撑，加之他理性的思考择选，便以二李为基底，后定吴大澂篆为刻苦钻研对象。记得顾亚龙先生曾经在分析建军先生的书法时，做过一段很令人信服的论段：

“大澂的厚重典雅与建军先生的气质宗尚如异代知己、不谋而合。在吴大澂的基础上，他又吸取了清人篆书的各种营养、参照了当代篆书创作的合理创新，在自己个人学养、才性的观照下，把各种历史、现实的因子加以艺术整合，从而形成了自己厚重古朴的篆书风格。”

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建军先生是吸收博取了吴氏篆书笔法的稳健，字体刚毅平实，格调的古典等精华特点，很是难能可贵。

建军先生的这一不经意的文人审美情趣的择选，却让我想起一桩事来。记得我在阅读前辈学者的回忆文章时，知道国学大师王献唐先生的墙上常年张挂着一张“砚田无恶岁”的篆书横幅且爱惜十分;素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钟书先生家中客厅中也常置有一幅“二分湖水三分竹，九日春阴一日晴”的篆书对联。不同的内容但都出自一个人之手，就是吴县愙斋吴大澂先生。当时我久久不能释疑：这些大学者为何皆喜欢吴愙斋的书法。换句话说，吴愙斋的书法到底哪里吸引着他们?多少年后，我偶然拜读了已故著名图书馆学家、书法家顾起潜(廷龙)先生早在1935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吴愙斋先生年谱》，读后我如“柳暗花明”一般地顿悟到了原由。并且也知道顾起潜先生“抚习书法之外更得研求先生(指吴愙斋)之学术矣”。只此“学术”二字，便是“提纲挈领”之大要了。

众所周知，吴愙斋也以篆书写过《论语》、《孝经》等重要文化典籍，也是写出了新颖的面貌，我认为这里面包蕴的吴氏创作精神与审美取向，以及书家对文本接受后所理解出来的“美学”意义，三者的巧妙融合之下所反映出的精神气是前人不曾有的，同样这也是众家喜爱愙斋书法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更是建军先生理性定位于吴愙斋书法的直接原因。我在细究建军先生的书法时，很明显地感受到了建军先生与大澂相通的、一脉相承的，也是他书法中最为精彩，让人感动的地方，即“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之间的几个过程段。

我想，建军先生之所以选择《论语》、《道德经》、《金刚经》诸经典，其实是他心灵的一种蓦然领悟，以求“杂念去除，趋向崇高”;是他独特眼光和非凡的观察力的凝合。建军先生所选文本虽是他的一时的一种特殊取舍，但在这种选择取舍中，经典作为一个机缘，其突出的某一点正与建军先生的内心世界相契合，正时是他与古产生之“共鸣”之反映。建军先生篆书虽有新意，但他坚持传统因素，将自己的理解和独特眼光所看到的成分，统统注入他笔下的整齐匀称、中正饱和的字体中，从而就出现了“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语)。他的篆书之所以有很强的“意味性”，就因其中蕴含着社会人文价值颇高的经典内容和他自己独特的审美情感。正因如此，在今后很长的时间范围中，虽然作为古老字体的篆书和千年前的经典内容与曾经拥有的社会内容和功能间会有明显的分疏，但他长期研读经典、书写实践中所形成的独到审美经验和其审美心理结构下的“系统体系”，仍在散发着它的余韵。正如刘勰氏《文心雕龙·宗经》中所言：“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

从建军先生之前出版的《篆书论语》、《篆书道德经》，直至将要付梓刊印之《篆书<金刚经>、<心经>》，不啻止于他单纯书写的技巧性、娴熟性的展示，而是他对于这些“儒、释、道”最原始、重要典籍的理解、体悟下观照的展现。看得出，他不仅对这些传统典籍烂熟于胸且深谙其中精义、要义，于此书写之下，必能彰显其所选典籍之精神内涵。《篆书论语》，他写出了“中庸醇和”之美;《篆书道德经》，他写出了“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之神;《篆书金刚经》，他写出了大乘佛学般若学说的精华——“性空幻有”、“扫相破执”的绝妙;《篆书心经》，更写出了《心经》一典包总五蕴、三科、十二因缘、四谛等诸法“般若皆空”之理。这些“异能”非一般人所具有。试想，苑峰、叔明、骏斋、景麟诸贤达治传统经典之学，是通过以训得理之法而名显于世的。然建军先生另辟蹊径，以“书画精微在写心”的方式来将这些国学中精粹的典籍之精义一一“阐释、训达”出来，即体现有典籍本身内涵精要所在，又有建军先生自己面貌之彰显。二者相得益彰，不仅使“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有了更好的例证，而且又是一次古典与今者的互发。

建军先生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用传统中最与现今社会贴近且利于“协和万邦”的典籍作为书写对象，以此达到“明德守道、守正出新”的目的，其结果也正如《论语·为政》中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作为建军先生不弃之同道人，我衷心祝愿他的书艺常青，祝贺他这本“苦心诣制”的《篆书<金刚经>、<心经>》付梓出版!

甲午立夏小雨于玉函山房比邻山东书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