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历经8个多月修缮的“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今起试运行，向社会公众开放。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渔阳里曾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聚合点，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这里不仅是《新青年》编辑部，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红色基因从这里迅速复制、传播，植入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的心中。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对“渔阳里精神”给予一定的梳理和概括，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渔阳里精神”提出的历史依据有三：一是渔阳里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初心之地”；二是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三是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落脚地，是肩负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使命的奋斗之地。具体来说，“渔阳里精神”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追求真理要以科学精神为前提，因为没有科学精神就不可能真正追求真理。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从“读有字之小书”到“读无字之大书”，其中很多人毅然放弃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安逸的生活条件，心甘情愿选择艰苦和危险的革命事业，全身心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逐步实现了知行结合，在艰难困苦的探索中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齐聚渔阳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励志探索社会主义学识和中国改造问题。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复刊《新青年》。之后，又成立新青年社，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专事出版发行《新青年》。《新青年》杂志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正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并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该刊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读者，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重要阵地。此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界》《共产党》月刊等进步刊物，响亮地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先进分子指明了前进方向。陈望道翻译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准备，也播下了燎原中国大地的思想火种。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很多青年知识分子逐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曾说，《共产党宣言》为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追求真理提供了重要思想文本。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知”上，还表现在“行”上。纯粹的一腔热血远不能满足革命实践的现实诉求，非付诸革命实践不可。对于陈独秀、李启汉、陈望道、俞秀松等人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一项极其重要而生疏的工作，需要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为践行做“社会的革命者”的诺言，他们深入工厂内部，调查了解工厂及工人疾苦，对工人作宣传教育，并尽力组织工人团体，领导工人运动，彰显出“为真理，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坚定信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渔阳里时期的创建和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根植于近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更源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进性、革命性与开创性。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聚集渔阳里，他们深入工人群众，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目的就是为了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他们敢于把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理论拿来指导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是敢为人先的创举，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还表现在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中共党史中很多“第一”都与渔阳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组织、第一个党的出版机构等，为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基本条件，极大推进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讲，渔阳里可谓是中国共产党展演“开天辟地”精彩序幕的历史舞台，也是中华民族红色基因的孕育地。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百折不挠是渔阳里精神的基本特征，凸显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怕艰难险阻，接受、认可，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面貌，以及矢志不渝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坚定信念。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与传递上。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前后，与马克思主义一同传入中国的其它“主义”约330余种，它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致使一些有志青年误入歧途。为引导他们认清真正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在渔阳里创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华开展建党工作，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由于研究会成员复杂，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后来退出研究会，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书记，对建党坚定不移，没有因为研究会成员的退出而动摇，之后又克服重重困难，多次在渔阳里召开座谈会商讨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同错误言行做坚决斗争的过程之中。1918年，陈独秀在创办的刊物上发表坚持公理、反对强权主张，号召平民起来一致反对强权，并广发传单，被逮捕后，过了83天牢狱生活。这并没有把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垮，陈独秀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地指出，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正是这种砥砺奋进的革命精神，促使中共早期知识分子坚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

报国为民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肩负起“救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的时代重任，用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忠贞使命。因此，渔阳里时期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不仅表现为忠贞不渝的爱国报国之志，而且体现出面对压迫誓死不屈的爱国报国、一心为民之情怀。

渔阳里时期的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早年便已树立“念书就要报国”之观念，怀忧国忧民之心，励报国爱国之志。俞秀松曾言：“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不惧。何也？盖其志坚耳。愚公移山一事，以残年余力而欲移山，其志可谓不坚乎？”“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正是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更加坚定了其爱国之心，践行报国之举的信念。1920年8月，李启汉曾与陈独秀等人在渔阳里创办《劳动界》周刊，为使刊物真正成为教育启发工人的阵地，他深入工人体察民生疾苦，多次组织工人罢工，终被逮捕。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其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据李启汉的妹妹夏明回忆：“哥哥刚从监狱里出来时，骨瘦如柴，难以辨认”。直至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李启汉再次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终被杀害。然而，像李启汉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何其多，尽管身心遭受摧残，但从未改变爱国报国之心，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也深刻诠释了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正如陈独秀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渔阳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源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既体现了时代要求，又传承了民族精神，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精神层面的创造和历史贡献。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弘扬渔阳里精神，对于坚持走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早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