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查韦斯前顾问(下):委国危机根源在于缺乏宏观经济措施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6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民众排队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领取水和净水片。
波拉斯(Temir Porras)曾和现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前总统查韦斯身边一起工作了8年,在查韦斯病重及去世期间,两人的关系成了最近的同僚,一起参与了很多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
2013年,马杜罗正式就职总统,波拉斯被任命担任两个重要的国家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和主权发展基金——的负责人,但很快,二人在一些经济政策上出现分歧,导致波拉斯选择“和平退出”。
“从根本上说,马杜罗政府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的宏观经济措施。”谈及马杜罗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危机的深层经济根源,波拉斯毫不避讳地直言批评说,“政府没能够采取最优化的方式来使用自然资源。”
波拉斯进一步批评了“政出多门”的情况,导致很多经济政策前后没有连贯性和协调性。“你很难在马杜罗政府中找到那个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说了算,每次作出最后决定的都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波拉斯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道。
特米尔·波拉斯从2001年起开始担任查韦斯的外交政策顾问,参与制定外交和经济政策;2005-2007年担任委内瑞拉教育部副部长;2007-2013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对外经济合作事务;2013年短暂担任马杜罗的幕僚长,曾是委内瑞拉国家开发银行和主权发展基金的负责人。波拉斯如今在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 Paris)教授拉美政治,2004年,他曾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级毕业于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
对于那些将委内瑞拉经济危机归咎于“查韦斯主义”的观点,波拉斯在专访中予以坚决回击。
波拉斯还为化解危机给出了“药方”。“对于一个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始终应该是重视国内消费、培育本土市场和完成工业化。”他说,“这些目标和‘查韦斯主义’并不是不兼容的。”
澎湃新闻:你曾长期参与过委内瑞拉经济政策的制定,你如何解释委内瑞拉危机的经济根源?
波拉斯:谈经济危机当然绕不过委内瑞拉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委内瑞拉经济长期以来就对自然资源十分依赖,这不是查韦斯时期才产生的现象。这么说并不是为了给查韦斯的经济政策开脱。不过,当我们把“石油依赖症”与查韦斯主义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有些不公平的。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非委内瑞拉独有。在经济学界,已有很多相关的概念和分析,比如说“荷兰病”现象,本质上其实就是一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初级产品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对石油的依赖不见得就是“毒药”,委内瑞拉的工业化与石油工业密不可分。自从二十世纪初,委内瑞拉的经济就开始围绕石油运转,委内瑞拉是最早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的国家之一。从1914年开始,她就拥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石油工业。在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已跻身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工业行列。在石油工业的繁盛以前,可以说委内瑞拉是没有什么工业可言的,委国经济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来看,都十分平庸。还未开发石油的委内瑞拉,即便在美洲来看,都是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国家。
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正是石油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委内瑞拉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这个进程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委内瑞拉自主推动的。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实际上依赖于美国经济的急剧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石油的巨量进口需求。可以这么说,整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从其最初的设计构想,到发展和建设方式,再到最后的经营,都是为了满足美国对石油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委内瑞拉生产的重油需要完备的精炼设施来加工,不然无法出口,这些炼油设施都是为了满足美国市场对石油品质的需求而被投资建设。
为什么我要对你先说这些呢?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拉美国家有一些拿回经济自主权和重塑经济结构的尝试,但从那时到现在,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所有拉美国家,都没能够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它们依然极度依赖于对初级原料的开采和出口。委内瑞拉最近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它对石油的依赖。但是,在拉美其实没有例外,随便举些例子,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其实都属于依赖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所以说,委内瑞拉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在委内瑞拉的经济模式中,可以指摘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如何合理动用自然资源带来的收益发展国家?这个核心问题委内瑞拉政府并没有考虑成熟。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使用还停留在初级水平。此外,在委内瑞拉,我们也缺少有能力的技术官僚队伍。
澎湃新闻:你提到了很多委内瑞拉政府的失误和缺陷,在你看来,为什么委内瑞拉政府会犯下这些错误呢?是否与坚持查韦斯主义经济政策有关系?
波拉斯:首先可以看看委内瑞拉左翼运动的斗争历史。在查韦斯上台以前,委内瑞拉的左翼总是处在政府反对派的位置上。由于拉美特殊的历史背景,委内瑞拉的左翼运动自有一套反资本主义的话语,其辞令十分激进,强调斗争性。他们倾向于认为,作为左翼运动的组成部分,委内瑞拉左翼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全盘推翻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这种观念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委内瑞拉的国家体量。不要忘了,在全球经济中,委内瑞拉的经济总量能算什么?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罢了。可能我的话听上去有些讽刺,但情况就是这样现实。你说要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听上去很好,可如果你要仅凭委内瑞拉的力量去做到这些,岂不是有些滑稽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一最终愿景和管理好委内瑞拉一国经济的日常运行之间,实际上存在巨大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小国,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体系带来的结构性限制。我个人认为,查韦斯主义没有设想一个足够复杂而全面的策略来调和这一对矛盾。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给你举出一个例子。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挑战者的委内瑞拉,为了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不可避免地要从这个他所反对的体系中获取资本。这种借贷行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很常见的,而且按照惯例,基本上借来的资金都是美元。所以,即便委内瑞拉声称自己是体系的挑战者,但在事实上也不得不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体系中的大玩家——跨国公司、国际银行系统、评级机构等都被美国资本所支配。在借贷的时候,上述的大玩家们都会对资本的价格——借贷利率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委内瑞拉声称自己反对这种金融体系,那在参与它时必然会遭遇体系的不友好对待。
此外,委内瑞拉内部的经济治理也出了很大问题。首先是对经济增长的管理。在查韦斯执政期间,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扬,委内瑞拉的GDP实际上翻了几倍。第一个问题,是公共开支的猛增。在查韦斯时期,公共投资达到了国家GDP的30%到35%的水平。而在此以前,公共投资的GDP占比一般都在15%左右。公共投资远高于私人部门投资的趋势也没有在查韦斯时期得到改变。这些公共投资并没有被以合理方式投入产业部门。政府没能够采取最优化的方式来使用自然资源。
如果我们把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和中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国在如何理解政府角色这一点上存在很大不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越来越专注于为市场经济服务,但委内瑞拉政府并没有调整自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委内瑞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完全没有在企业之间营造出有益的竞争氛围。政府没有为私人企业介入工业生产提供健康的法律的政治环境。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选择了大量进口工业产品而非鼓励本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事实上,委内瑞拉政府还对某些产品的进口进行了补贴,并高估了玻利瓦尔的币值。从这里可以看出委内瑞拉经济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玻利瓦尔维持强势币值是一种完全不利于发展本国制造业的举措。
一直以来,委内瑞拉就是一个进口工业制成品远远高于本国制造业产量的国家。如果想要逐渐摆脱对石油的依赖,那么政府应该利用石油红利去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全力打造几个竞争力强的重点产业。可惜的是,委内瑞拉政府没有这么做。不过,公允地说,如何打造本土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是所有后发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很难说这应该完全归咎于查韦斯的经济政策。
澎湃新闻:马杜罗上台后面临经济困局,再加上2014年油价暴跌的冲击,对刚刚上任的他来说,改变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趋势是否已经为时过晚?
波拉斯:不不,我不认为已经太晚了。我先声明,我并不是马杜罗的亲信,虽然我在他2013年成为总统后仍然是他内阁的一员,也在2013年参与了不少政策的制定。我相信马杜罗刚上台时若要作出改变还不算太晚。我认为2013到2014年的委内瑞拉当然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外汇政策等金融和经济政策亟待改革,但那时马杜罗政府却没能够抓住机会。
我先举一个例子。2014年夏天的原油价格暴跌事前其实有不少迹象,那时委内瑞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已经出现了大量赤字,且外债已经高达数百亿美元。马杜罗政府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债权人接触,谈判新的偿债协议,避免在原油价格下跌后仍然按照原先合同规定的日期和速度偿还债务。但是,马杜罗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委内瑞拉在石油收入遭受重挫的情况下依然严格按约还债,这使得政府财政严重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应对经济危机,最终形成了严重的双重赤字——国际收支平衡赤字和政府财政预算赤字。
从根本上说,马杜罗政府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的宏观经济措施。2014年油价暴跌后,委内瑞拉政府没有主动将货币贬值。在不主动贬值货币、不重新谈判偿债计划、不调整国内汽油价格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效应对危机。不得不说,马杜罗政府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做。现在有些批评的声音把糟糕的经济形势归咎于马杜罗的施政错误,但我想说的是,马杜罗并没有出台什么“错误”的措施,他的错误就是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做。
在危机加剧以后,面对已经保持高位的财政预算赤字,马杜罗却开始使用“创造货币”,实际上就是印钞票的方式来摆脱困局。这也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超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再说说委内瑞拉政府的经济政策决策过程。我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经济政策团队成员,我可以告诉你,你很难在马杜罗政府中找到那个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说了算,每次作出最后决定的都不一定是同一个人。这种“政出多门”的情况使很多经济政策前后没有连贯性和协调性。
回到问题的开头。我认为为时并不晚。对于一个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始终应该是重视国内消费、培育本土市场和完成工业化。这些目标和查韦斯主义并不是不兼容的。我不认为在委内瑞拉为了摆脱困局,我们就应该整颗吞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药丸。
多说两句,在整个拉丁美洲,我现在看到了一种不好的趋势。委内瑞拉问题被那些认为拉美除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就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人利用来说事。人们大抵已经忘了苏联解体后那500天“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带来的伤痛了吧。抛开国际体系和格局的变动不谈,那时的情景是何其相似: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把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当作了一个铁证,想证明的是无论整个左翼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都一定会失败。
现在有一些人希望通过批评委内瑞拉现政府来彻底否定查韦斯主义,他们多属于委内瑞拉的传统精英阶层。他们宣称,委内瑞拉今天发生的事情早在1999年查韦斯上台时就已注定,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查韦斯主义。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歪曲历史。
澎湃新闻:马杜罗政府多次声称美国的制裁严重危险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安全,但一些反对派却称,这是马杜罗掩盖施政错误的“借口”。你曾经参与过委内瑞拉的经济决策,你认为美国制裁到底给委内瑞拉经济带来了多大程度上的困难?
波拉斯:关于美国制裁措施的报道和分析已经有很多,在这里我告诉你一条“轶闻”吧,听了以后你会明白美国的制裁让外国资本多么害怕和委内瑞拉打交道。
马杜罗在2017年11月曾宣布进行债务重组,但没有外国银行和企业敢于和我们合作。我当时就在委内瑞拉,亲眼目睹了和外国合作伙伴的谈判。那些外国合作伙伴缩在一个角落里,甚至都不敢步入谈判大厅,他们害怕被记者拍到和委内瑞拉副总统艾萨米(Tareck El Aissami)共处一室,因为艾莎米已经上了美国人的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任何与国外资本接洽的努力都收效甚微。
澎湃新闻:委内瑞拉反对派曾利用中国贷款问题做文章,攻击马杜罗政府的对华政策。你曾多次与中方企业商谈投资和贷款项目,你认为应如何正确看待中委两国的金融合作?
波拉斯: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先指出一点:不管委内瑞拉局势走向何方,中国都将继续,也必须在拉丁美洲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交流只会变得更加频繁,这并不以委内瑞拉或其他某个拉美国家政局的变化为转移。
在查韦斯时期,委内瑞拉已经与中国进行了不少金融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也被称为“石油换贷款”。具体地说就是用石油出口,或石油期货,而不是现金来偿还中国的贷款。中委双方之所以选用这个模式,是因为双方当时都预期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会增长。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当时选择这种机制是比较聪明的,总体上看也取得了正面的效果。在这个机制下,中国向委内瑞拉以合理的利率提供了贷款,委内瑞拉也一直在努力偿款。反对派中的一些人拿中委合作来说事,称中国正在“榨取委内瑞拉”,这是一种幻想。而且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他们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类似炒作。
简单地说,“石油换贷款”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合作模式,中国并没有用它来“剥削”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也没有透支自己的国家财富来超额偿还中国的贷款。
在承认两国的金融合作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之后,人们可以评论委内瑞拉政府使用中国贷款的方式。委内瑞拉政府是否合理地使用了中国贷款呢?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不能因为一些款项没有被合理地使用,就去批评中国向委内瑞拉的借贷行为。借贷毕竟发生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中国一旦把款借给了委内瑞拉政府,钱的所有权就属于委内瑞拉了,如何使用这些款项是委内瑞拉自己的事情。
正如中国在其他国家的习惯做法一样,委内瑞拉收到的绝大部分贷款并没有附带条件,中国人没有“指点”委内瑞拉应该如何花钱。而在少数项目中,中委双方会达成意向,使用贷款去购买中方的商品或基础设施,或让中国企业参与其中,不过,这也是委内瑞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的决定,不存在任何强制的情况。
像大部分正常的商业合作一样,这些项目中有些取得了很好的结果,而在有一些项目中,委方对款项的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例如项目进度的监督工作没有做好、委方具体执行部门的腐败问题等等,但我想再强调一次,这与中国没有关系,委内瑞拉如果从别的国家借款,比如美国,也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那些利用贷款和投资问题来把矛头指向中委关系的人,可能还抱持着别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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