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出土的一份来自唐代的离婚协议书上说：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

   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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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多么开明宽广的胸襟，今人尚自愧不如。
  

  
  

   “一别两宽”的例子，在民国也不少见，比如陆小曼给王赓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还打掉了他们的孩子，

  王赓并没有把刺刀或子弹送给徐志摩，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时，王赓甚至还送了贺礼，

  只不过，内心深处是否真的“生欢喜”，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欢欢喜喜离婚的例子，大约只有瞿秋白、杨之华和沈剑龙。

  

  
  

   瞿秋白的第一任妻子叫王剑虹，是丁玲的闺蜜。

  
  

  丁玲是这对年轻人的媒人，然而，这段美满的婚姻仅仅过了7个月，王剑虹便患上肺病。瞿秋白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自己也患有肺病，

  他的爱妻王剑虹也很快因为这种病症，去世了。丁玲对王的去世不能释怀，她觉得瞿秋白对王剑虹的死负有责任，更重要的是，王剑虹去世4个月，瞿秋白便和杨之华恋爱结婚了。

  

   杨之华是当时众口交誉的美女，丁玲说她“长得很美”，郑超麟说她“漂亮”，万亚刚（国民党中统）说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上大校花之称”，在认识瞿秋白时，已经是有夫之妇。她在20岁时和浙江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结婚，并且生有一女，取名“独伊”。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回忆，据母亲说，“那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恰好不在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人民文摘》，2011年第4期。）
  
      王剑虹去世之后，杨之华一直去看望瞿秋白，两个脆弱的人在一起，相爱是自然的事，瞿秋白向杨之华提出了结婚。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段感情，杨之华回到萧山家里，暂时回避秋白。不久，学校放暑假，瞿秋白也跑到萧山找她。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就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于是发生了最戏剧性的一幕。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

  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回忆：“我那时很小，我就在外面听，他们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他们讲得很投入的，

  也讲得很好，一点也没有生气，不是为离婚了，结婚了，大家闹得不得了，他们像朋友一样很讲的拢。”（杨之英口述。）

  

    谈判结果令人愉悦，1924年11月27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头版广告栏里，公开发表三则启事，原文如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

  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

  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

  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