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台湾民众并没有缺席

在上海虹口的鲁迅公园内,有一个专为纪念韩国英雄尹奉吉的梅园。园内有一块石碑,上书“尹奉吉义举现场”。

在上海虹口的鲁迅公园内,有一个专为纪念韩国英雄尹奉吉的梅园。园内有一块石碑,上书“尹奉吉义举现场”。它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尹奉吉舍身炸日寇的地方。

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在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举行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委派,混入会场的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血肉模糊送医不治而亡,日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尹奉吉当场被捕慷慨就义。

说到尹奉吉的义举,就不能不说到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全面控制了朝鲜。1910年8月,日本废朝鲜高宗为“李太王”,正式吞并朝鲜。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认为由其继承德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出乎日本预料,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正在东亚的中国、朝鲜及中国当年被迫割让的台湾酝酿。3月1日,以朝鲜高宗突然暴毙为导火线,朝鲜暴发了抗日反殖民的“复国”运动。3月到5月间,朝鲜有200多万人走上街头。在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大批韩国抗日人士流亡到中国,并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尹奉吉就是在17岁时投奔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誓死抗日复国的。

与朝鲜的“抗日复国”相呼应,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转给日本。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全国各地的工人、商人、学生组织“罢工、罢市、罢课”。

无论是中国的五四运动还是朝鲜的“三一”运动,他们的本质都是觉悟了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当然地影响到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

1919年,来自台湾的林献堂与蔡惠如在日本东京组织留日学生成立了以废除日本在台湾实施的“六三法”为目标的“启发会”。后来,在蔡惠如的奔走下,部分“启发会”会员重新组织成“新民会”,推举林献堂为会长。“新民会”有三个具体目标:进行台湾统治改革、创办机关刊物、谋求与祖国大陆同志的联系。

蔡惠如奔走于祖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联络台湾学生,邀请蔡元培、胡适及梁启超为荣誉会员,组织“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特别是谢雪红等成立了“台湾自治协会”。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民众争取自由与权利的民族反抗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到了1928年4日15日,谢雪红等9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照相馆召开会议,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为目标的“台湾共产党”宣告成立。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百年前发生在东亚的反帝爱国运动,掀开了东亚历史发展崭新的一页。无论是中国收回山东半岛的权益,还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及台湾岛内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都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于是,为了维持在朝鲜半岛及台湾岛内的殖民统治,日本改变了原先一贯强硬的措施,改为软硬结合,将两地的军人总督改为文官总督。1919年10月,日本贵族院议员田健治朗上任台湾总督。他实行“内地(日本本岛)延长主义”的殖民同化政策,企图消失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使台湾民众成为完全的日本臣民,将台湾建成侵略中国大陆及亚洲其它国家的基地。田健治郎的“内地延长主义”也成为日本在台湾进行“皇民化”教育的样本。

100年过去了,祖国早已扬眉吐气。然而,虽然日本殖民政策失败了,但台湾还没有与祖国统一。特别是岛内“台独”势力不断滋长,已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100年前,在大陆积贫积弱,列强都来“咬”一口的情况下,台湾人民还心向祖国,显示出强烈的反帝爱国之心。今天,在中华民族迈步走向民族复兴之时,台湾民众怎么可能要离祖国而去?

反帝爱国是五四运动精神的主要内容。而当时的反帝主要是反对日本对亚洲的殖民侵略。当年的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与如今的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都是全体中国人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因此,两岸民众都要以五四运动精神为指引,认真思考两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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