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提倡的“非锁国”的爱国精神，则是近代以来新思潮之集大成，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与渊源。
1919年5月7日，被拘捕的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学生释放返校。
►时光荏苒，一转眼五四运动已经100年。100年前，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之一，但五四的爱国精神却是一种带有启蒙意义的救亡运动。正是启蒙的救亡，或者说为了救亡的启蒙，使五四爱国精神突破、超越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复杂、丰富的思想内容，成为“新青年”应有的爱国精神。
《新青年》的创刊号刊登了陈独秀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其中一点是希望青年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因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亦且势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爱国却不盲目排外，爱国却不闭关自守，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深沉的理性思考，这些新青年精神面相难能可贵。
18世纪德国思想家康德写下了著名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五四一代当然深受这种“世界主义”影响，但他们积极主张世界主义，却并不完全是受这种外来“世界主义”纯观念的影响，而主要是出自对自身所处现实、民族危亡的深刻思考。
如何救国？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因此改造“国民性”，便成为爱国、救亡的迫切任务。这样，救亡与启蒙，便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起来。
救亡是青年的责任，但只有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青年才担得起真正能救亡的重任。这种新思想新观念，就是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新青年”应“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这种观点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提出要有勇气打破外在的枷锁，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世界。但是，“固有之智能”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知识体系、结构和理论框架。对世界的认识、看法，正是由这种认知系统决定的，不同的认知系统，对世界的看法大不一致。
所以，在社会转型时仅有勇气还是不够的，要完成这种转型，同时需要认知体系的变更，应该用新的认知系统取代旧系统，因此，他们才提出“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
只有用科学精神、态度审视世界，才能感觉、发现旧制度的不合理，要建立新制度。“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社会的发展进步有赖于“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日的中国若“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事实上，梁启超对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宋教仁对“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早就有所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提倡的“非锁国”的爱国精神，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戊戌维新之后形成的新思潮之集大成，也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与渊源。
而今百年过去，尽管形势变了，但这股新青年精神气质依然没有过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它会沉淀为深厚的精神遗产，并迸发出推动社会前行的能量。
文/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五四运动历史报道集锦
1919年5月4日的那个下午，在之后的反复叙述中衍生出了种种迥异版本，耐人寻味。仅在次日的各大报刊报道中，关于许多细节就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与情感表达，这些或一手或二手的现场报道对于进入与理解“五四”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等报纸对“五四”事件后的持续跟进也为后来者勾勒了一幅影影绰绰的时代全景图。百年来，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幻，“五四”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一个精神地标，被一代一代的人不断挖掘和阐述，回首这一个世纪的“五四”论述，我们也得以管窥时代精神的延续与变迁。
1919年5月5日
北京《京报》
《学生界之大风潮》
闻昨日午后三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高等农业、高等工业、法政专门等五大学校，更有私立之中国大学等聚集三千余人，排队赴总统府、天安门并至东交巷英美法意驻京使馆，随处欲举代表发言表示国民对于外交之真正意思，并要求各使维持公理主持公道。
惟行至东交民巷口，公使馆方面以无中国政府执照不许通行，乃举代表数名，赴各使馆接洽，其他众学生等乃转而赴东城赵家楼曹汝霖宅内，警察等阻拦不住，拥入寻觅曹汝霖，曹已避去。当时学生举动非常文明，而因警察之干涉手段惹起学生之反抗，无意中将宅内电灯碰破，遂至宅内起火。
火光中双方撕打，伤及在曹宅闲住章仲和公使，而且伤势甚重，并闻曹之侄公子亦受伤，于是警厅派警察及保安队三百余人赶到，弹压始行解散，而警察乃捕去学生七人（并非为首者）。
天津《益世报》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
《益世报》1919年5月5日关于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的漫画。
各学生至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已将大门紧闭，并有警察把守。各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簷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下，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钱、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当时有一学生，从玻璃窗钻入，将大门开放，各生遂一拥而入。其临街为花园所有花草均被蹂躏践踏，又捣毁器具。园内有本国及日本人数名，学生有识之者，指日：“其中有章宗祥！”欲围而殴之，有一生以砖头击章首，血流被面。
各日人卫拥章出后门，匿一小洋货店内。各生遂趋内宅觅曹汝霖，一日人出曰：“我即曹汝霖，汝辈欲制死曹，可先制死我。”各生恐酿成交涉，遂置曹不究，但捣毁各房屋器具。此时火已起矣。传闻起火原因有二：一说因电灯被砸，电火溢出；一说系曹家人自放。
天津《大公报》
《北京学界之大举动》
欧议中之青岛问题至近日形势大变，我国朝野均奋起力争，而北京学界尤为愤激，乃于昨日星期休假，国立大学及各专门学校学生举行游街大会，以为国民对于外交表示誓争到底。
午后一时许，各校学生结队数千人在天安门集，各执白旗大书：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宁死，取消二十一条等语，此外尤多激烈之词。步军统领李长泰闻信亲莅天安门，约各校代表说话，代表说明志在争回青岛，绝无扰乱秩序之事发生。
李统领亦鉴学生爱国热忱，允即谒见总统，将学界意见转达。各校学生遂列队游行至东交民巷，持函谒见各国公使，请主张公道。乃游行回校，沿途秩序井然，观者塞道，无不为之感动。
北京《顺天时报》
（日本汉文报纸）
其言论亦可管窥当时的社会状况。
《北京学生大骚动》
是时章氏自公府宴会归，身穿礼服，正在曹宅，不防该生等陡然闯入。章氏急难逃避，遂被群众所殴，受伤甚重。群众因搜索曹氏，未得其中暴烈份子遂举火焚房。当时火焰冲空，人生鼎沸，曹氏邻舍家家闭门，恐惧不堪。
当该生等在中华门齐集时，警察厅仅传知各区巡警注意所往，不料其有此种暴烈之举动也，比见群众放火烧房并将章氏殴伤，一面保护曹氏眷属迁出，一面召集消防队救火，一面电知大总统请示办法。旋经大总统传紧急命令，提署暨警察厅逮捕肇事首魁。
群众见军警捕人始皆逃散，当时被捕者约有二十余名。闻章宗祥氏迨群众去，始入同仁医院调治。……曹汝霖闻此惊耗，不敢遽归私宅，遂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暂避该事，结果如何俟访续登。
1919年5月6日
上海《民国日报》
“北京专电”
京中各校学生，因山东问题失败，昨晚集众游行街市，为有秩序之国民示威运动，共二千余人。
北京大学学生最多，至东交民巷被阻，经过曹汝霖宅，欲入内诘问，为警察以武力干涉，众皆愤怒，当入宅打破电灯，曹宅焚毁，曹偕眷逃避六国饭店。章宗祥此次来京，住曹汝霖宅，学生入内时，未及走避，被殴受伤甚重，现送入医院。各校学生归途，被军警拘捕二十余人。
今日各校全体停课。段祺瑞主张置各学生重典，钱阁昨晚开紧急会议，多主解散北京大学，傅增湘力争未允，今日已递呈辞。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愿以一人抵罪……
1919年5月7日
上海《时报》
《上海报界电北京政府》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北京学生行动虽激，然实出于爱国热诚。顷闻有主解散学校、处学生死刑之说，风声所播，舆情愤激。须知压抑欲重，反动愈烈。际此国家存亡所关，全恃民气激昂，为政府后盾。请勿漠视舆论，致激巨变。望立开释被捕学生，以慰人心。上海日报公会。鱼（6日）。
1919年5月8日
北京《晨报》
《被捕学生全体释放》
1919年5月7日，被拘捕的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学生释放返校。
四日被捕之三十二名学生自被拘以来，舆论愤激，佥谓非立请政府释放不可。是晚，即首由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三人具呈保释，并由三君面谒总统，陈述先行释放之必要。而当局未许。翌日，复由十三校校长及山东国会议员联名呈保，亦未之许。六日，熊希龄、王家襄、范源濂、张一尘、高而谦等五人及天津十校长亦联名呈请保释。
上海《申报》
《书业决定“五九”停业》
望平街书业商会于7日开临时会议，佥以后日为5月9日，实二十一条签定之纪念，议决各同业于是日停业一天。一方对于欧洲和会表示吾国民之决心，一方对于北京学生表示敬意。
附：书业商团同志会致该业商会书，略谓：窃维吾业为文化传布机关，尤与教育界有密切关系。日来欧洲和会，拟将青岛问题归中日自行解决，北京大学及诸专门大学学生，群起击贼以示威，此实国家之荣光，不可忽视者也。沪上学生团体既开国耻纪念会，闻风而响应矣。则吾业更不可不有所表示，以为社会之观感，亦以尽国民之责任。兹拟于本月9日，即民国4年吾国承认日本无理要求之国耻纪念日，凡吾同业均停业一天，于门首各悬“国耻纪念”白旗一面，而兴亡之责，亦可聊表寸心。即请俯准，转知同业，一体照行。并望函知上海南北商会，请其转告各业致仿照办理，则国家幸甚，本会各业幸甚。
《新申报》1919年5月5日发行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号外。
1919年5月9日
四川成都《国民公报》
“要电汇志”
北京全体学生愤曹汝霖等之卖国，群至曹贼，请曹质问，曹知事不妙，逃；章宗祥被殴重伤，群生将曹宅焚毁，被捕数十。
1919年5月11日
上海《每周评论》
《山东问题：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
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巡警、宪兵、游缉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几位学生不管危险，从天窗上跳进去；后来把门敲开，大家一齐进去，打东西，找曹汝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苏佩秋，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都没有打，放了出去，只捉曹汝霖不到。
这天晌午，曹和陆、章三人都在总统府宴会，有人劝曹不要回去，曹说怕些什么，所以就同着章宗祥回家，就碰到这桩事，大家把章宗祥捉到，打了个晕倒血流，头盖上露骨。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据说是曹宅家人放的--到这时候，火势已大，不能再停，一齐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就带队赶到。
曹看打人的已去，才从老妈子的房里出去，大喝吴氏疏忽，还说：“你快快把这些不知道曹总长利害的混账学生全给我捉去！”吴有点迟疑，他又说：“有我哩！”吴才下令捕散去后剩下的学生，捕到三十三人。然而曹也不再停，坐着吴氏的汽车，带着武装，揣着秘密文件一箱，直往东交民巷。交民巷的巡捕因为他车上有武装，行的又太快，把车夫、汽车捉了去，他一个人只得躲到六国饭店去。
陆徵祥（左二）、章宗祥（左三）、曹汝霖（右一）。
1919年5月15日
北京《晨报》
《昨日之教育界消息》
蔡元培辞职出京，学界方面一再挽留，尚无结果。昨日总统特发指令，劝留其文如下：
呈悉。该校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至高等专门各校长系向教育部具呈辞职，当局闻讯，已切嘱教育部从速批留，惟因教育总长傅沅叔离京，部中无人主持，致未能即时批出。至傅氏踪迹，据其家中人言，四五日不见，正在寻找，惟昨日有人见自汤山回宅。昨日批留蔡校长，今亦由傅氏亲笔署名云。
自慰留蔡氏指令发表后，各校职教员联合会去电通知蔡氏，并一面派代表赴杭面邀蔡氏回京。至于蔡氏联袂辞职之各校长，亦由该会派代表数人到各校长家中劝其回任，学生联合会亦拟代表偕同赴杭云。
1919年6月5日
北京《晨报》
《愈闹愈大之学界风潮》
自前日学生重行讲演被军队拘捕多人，而后形势愈益重大。据昨日所得各方面消息，则学生之讲演仍在继续进行，而军警之拘捕亦依然不放松，以目下情形观之，学界风潮犹在继长增高，尚无收束之端倪也……
昨日各校学生仍四出讲演，被捕者较前此尤多，大约有七八百人之谱，综合前后已达千人以上，法科各讲堂遂有人满之患，乃更拓理科大讲堂为补充之地，因之而理科大学昨日亦成为拘留所矣。又闻昨前两日教员学生均有受伤者，其中二人昨已送往首善医院医治云。
1919年6月17日
北京《晨报》
《北京学生对于陈独秀被捕之表示》
警察总监钧鉴：敬启者，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
特举出二要点如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
（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忌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实为德使。
本文原载于5月4日《新京报》B04-B05版。整理：杨司奇 徐学勤；编辑：杨司奇 榕小崧；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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