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网）

在实体书店大量倒闭之后，茶馆、咖啡馆开始伪装成书店，摆上一些书，供茶客们在旁边窃窃私语，或高谈阔论，乃至大呼小叫。即使真正卖书的书店也不得不注重装修，招引来纷纷攘攘的自拍者。装修毕竟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随后，不必装修、也不必读书的微信读书公号大行其道，如中学语文老师那样把“中心思想”灌输给学生。

在这个新时尚中，上海的一位沈姓流浪汉走红，吸引众多男女赶来合影留念，起因据说是流浪汉的博学。这是向知识表达敬意的更简捷方式。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64年）的序言中对图书审查官说：“想要对人们隐藏真理的人，无须因本书而担心，因为人们并不读书。他们每周工作六天，第七天则去大吃大喝，享受生活。”

但如今不读书会产生焦虑。其实，这种焦虑自古已有。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古时书少，说“读书”时不必说是何书。进入工业印刷时代，书既多且杂，“读书”一词已远不足以概括对知识和精神的需求。

读书首先要选择。相比在网店浏览广告，翻阅实体书能够更对书的水准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这是实体书店的价值，也是读书之前的乐趣。莎士比亚书店就是阅读曾经美好的时代的一家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

莎士比亚书店在巴黎，店主是西尔维亚·比奇（1887－1962）是美国人。《莎士比亚书店》（1956年）是她的回忆录。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是创办和经营莎士比亚书店。

西尔维亚·比奇的父亲是一位神学博士，担任牧师。这个家族从事神职到他已经有九代。她的母亲出生于今属于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当时西尔维亚的外祖父母在那里传教。西尔维亚说：“父母热爱法国和法国人民。”她的父亲法语好的出名；对于她的母亲，“巴黎是天堂，是印象派的画作”。1901年，西尔维亚十四岁的时候，父亲被派遣到欧洲工作，举家迁往法国。

美国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但在科学、文化等方面仍然落于西欧。

英国有灿烂的文学，而美国文学在19世纪已经成熟。但美国人似乎更钟情欧洲大陆。马克·吐温的《傻子出国记》是1867年作者参加的一次跨大西洋旅行。这些“傻子”或天真无邪的人来自美国，乘船去巴勒斯坦朝圣，途经欧洲（主要是法国、意大利）。那时美国人的优越感不是来自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他们相对欧洲的文化的“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使节》（1903年）则表现了巴黎对于美国人的魅力。西尔维亚·比奇和她的一家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

莎士比亚书店的成立

虽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欧洲在战后继续在科学、思想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有伟大的创造。美国的学子们去欧洲留学，作家则汇聚在巴黎。西尔维亚也在成年后返回欧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奇在巴黎遇到热情的艾德里亚娜·莫尼耶（1892－1955）。她对比奇说：“我特别喜欢美国人。”莫尼耶出生在巴黎，小比奇五岁。她的父亲是夜班火车上的邮件分拣工，母亲热爱文学与艺术，对她的影响很大。1913年，她的父亲在一次火车撞车事故中受伤，把一万法郎补偿金全部交给她开书店。艾德里亚娜的“书友之家”于1915年在巴黎开业，既卖书也出借图书。莎士比亚书店也采用了这个模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比奇参加了书友之家的所有读书活动。作家们在那里朗读他们的作品，评论其他作家。安德烈·纪德、保罗·瓦雷里都在其中。那时他们都已经成名，后来都成为比奇的朋友，莎士比亚书店的常客。比奇说：“我在书店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在A.莫尼耶书店认识的法国朋友。”其实，她在巴黎开书店的想法就是莫尼耶触发的。

比奇说：“我早就想开一家书店，后来这种渴望简直变成了痴迷。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家开在纽约的法文书店，是艾德里亚娜书店的一家分店。我希望帮助我喜爱的法国作家在我的祖国扩大影响力。不过我很快发现，虽然母亲愿意把她的小笔存款投资于我的冒险，但那些钱还是不够在纽约开店。我只好放弃了这个魂牵梦萦的念头，真是遗憾。”

这笔钱有3000美元，可以在房租便宜的巴黎开一家书店。

书友之家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奥德翁街（Ruedel'Odéon）7号。莫尼耶为比奇在奥德翁街拐角处的另一条街找到一间有待出租的房屋。1919年，莎士比亚书店在那里开业。1921年夏，莎士比亚书店搬到奥德翁街12号，店面更大一些。这两家书店一时成为文学家的聚集点。《莎士比亚书店》的主要部分是对两次大战之间巴黎生活的回忆，有她对文学家们的第一手观察。这些人有不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这个奖项主要发给一流作家（也曾错过一些杰出作家），不象现在这样注重提携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许因为这些年的杰出作家太少吧。

莎士比亚书店在1919年11月开张，时间将很快进入“二十年代”。1970年代，出生于1935年的伍迪·艾伦写了一篇《二十年代回忆录》，“回忆”他与海明威一起钓金枪鱼，在野外听海明威谈冒险与死亡；毕加索在和他一起喝咖啡十分钟之后开始了“蓝色时期”；他和萨尔瓦多·达利一起吃饭；斯考特·菲茨杰拉德以他为原型写小说，而他则按照菲茨杰拉德的上一部小说生活……这些想象的场景大都不在法国，但这些人物那时都生活在巴黎，并且与比奇的交往有重叠。莎士比亚书店与格特鲁德·斯坦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黎是美国文学青年的朝圣地，当时一些资格更老的作家也住在那里。

莎士比亚书店开业不久，两位女士漫步而来。她们是著名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Stein）和她的情侣艾丽丝·托卡拉斯。斯坦因在莎士比亚书店办了借书卡。比奇说这只不过是她的友情赞助，“除了自己的作品，她对我店里的书几乎全无兴趣”。此后，她们经常与比奇见面。

斯坦因（又译为“斯坦”，1874－1946）是伍迪·艾伦祖母辈的人。伍迪·艾伦在《二十年代回忆录》中虚构：“艾丽丝·托卡拉斯问我是不是爱上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因为我把一本诗集献给了她，尽管那是T.S.艾略特写的诗。我说没错，我爱她，不过永远也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她对我来说太聪明了。”不过，伍迪·艾伦很可能并不真的承认女性的聪明。

格特鲁德·斯坦因是美国作家、艺术品收藏家，1903年与哥哥利奥移居巴黎。起初，他们购入多幅高更、塞尚、雷诺阿、德拉克洛瓦的画，不久又有了马蒂斯、毕加索、劳特累克等人的画。比奇也去斯坦因的房子。她说：“那栋房子和它的主人一样迷人，墙上挂着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画作，格特鲁德还给我看过毕加索的画册，那样的册子她收集了不少”。比奇没有提到毕加索为斯坦因作的肖像画。利奥和格特鲁德分藏画作时，哥哥选择了马蒂斯，妹妹选择了毕加索。

斯坦因在巴黎的沙龙很有吸引力，常客有毕加索、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马蒂斯等许多人。比奇也会带人去，比如二十年代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客人们有时会带上妻子。比奇说：“我知道格特鲁德对妻子们的态度，她们不会被拒之门外，但必须严守规矩，当格特鲁德与丈夫们谈话时，艾丽丝严禁妻子们插话。”“奇怪的是，这种规则只针对妻子，那些‘非妻子’身份的女性则被允许加入格特鲁德的谈话。”也许格特鲁德·斯坦因不喜欢妻子们说的话吧。

因为比奇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她与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友谊之花凋谢了”。

莎士比亚书店与《尤利西斯》

比奇认识詹姆斯·乔伊斯是在192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艾德里亚娜带比奇到一位诗人家，埃兹拉·庞德夫妇也带着乔伊斯在那里做客。那时乔伊斯已经有些名气。比奇说：“我那么崇拜乔伊斯，突然间听到这个消息，紧张得只想夺路而逃。”第二天，乔伊斯就来到了莎士比亚书店。

那时，《尤利西斯》已经有部分连载，被当作一部“淫秽”小说。1919年，连载《尤利西斯》的一家杂志遇到很大麻烦，接着连载的另一份美国杂志四次被美国邮政局没收，终于倒闭。

没有出版社敢接这部小说。看着叹气的乔伊斯，比奇提出由她来出版《尤利西斯》。乔伊斯很兴奋，但对发行量不抱希望，提出只印几十本。他说：“那种无聊的书，你一本都卖不出去。”比奇印了一千本。

法国最早的预定户是纪德，尽管他的衣袋里总揣着一本英文词典。W.B.叶芝订了一本，庞德替他签名。海明威一下订了好几本。肖伯纳则回信说：“如果你指望一个爱尔兰人花一百五十法郎买一本书，那真是太不了解我们了。”乔伊斯赢了——他和比奇打赌说，肖伯纳肯定不会买《尤利西斯》。其实，根据装桢和用纸的质量，《尤利西斯》还有三百五十法郎和两百五十法郎两个更高的价位。考虑到莫尼耶在几年前用一万法郎就办起了一家书店，《尤利西斯》的定价确实不低。

1922年2月2日，在乔伊斯40岁生日那一天，比奇给他送去了第一本《尤利西斯》。第一版一本都没有剩下，证明了比奇的远见，而且很快加印到第八版。订户远至中国、日本、印度等地。乔伊斯兴高采烈，帮着打包邮寄，弄的满头胶水，还忙里偷闲发现他的书每本重三斤一两。加拿大没有查禁《尤利西斯》。海明威找朋友帮忙，把数百本《尤利西斯》从加拿大偷运进美国。

莎士比亚书店也是作家们的俱乐部。比奇不禁止妻子们插话。乔伊斯的妻子诺拉不会说法语，因此和比奇很谈得来。比奇说：“诺拉是个不愿和书发生任何关系的女人，这也让他的丈夫觉得很有趣。她指着《尤利西斯》向我宣布说，‘那本书’，她连一页都没阅读过，她连翻都懒得翻开。我能理解诺拉根本没有必要去阅读《尤利西斯》，难道她不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么？”比奇又说：“她曾告诉我她后悔没有嫁给一个农夫或银行家，甚至是一个捡破烂的，她嫁给了一个作家。提到‘作家’这种可鄙的人物时，她的嘴唇噘起来。”诺拉可能不知道银行家与农夫、捡破烂的有什么区别吧。比奇认为，乔伊斯能和诺拉一起生活是他的幸运。

莎士比亚书店与海明威

海明威（1899－1961）认识西尔维亚·比奇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他第一次去莎士比亚书店时，带着舍伍德·安德森为他写的推荐信。但在想起来把推荐信交给比奇之前，他已经给比奇看了他在战场上被严重炸伤的腿。一战末期，他是一位救护车驾驶员，在意大利前线受伤。

海明威与庞德在莎士比亚书店结识，庞德又把他介绍给乔伊斯。比奇说：“海明威和乔伊斯是好朋友。一天，乔伊斯对我说：海明威觉得自己是条硬汉，麦卡蒙则假装自己很敏感，而他觉得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乔伊斯把你看透了，海明威！”其实，敏感是成为好作家的先天条件，硬汉也未必情感粗糙。敏感与硬汉并不冲突。海明威的自杀方式证明他确实是一条硬汉。

海明威每天都到莎士比亚书店读书，自称是“最好的顾客”，比奇接受这个说法。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1964年）回忆他在巴黎时期的生活和交往。这些人大都也是比奇的朋友。海明威说：“那些日子没有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书店租借图书馆借书。”他说：“在寒风瑟瑟的街上，这是一个温暖惬意的去处：冬天生个大炉子，桌上、书架上都是书，橱窗里摆放着新书，墙上挂着已故或依然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所有照片看起来都像快照，即便是已经过世的作家，看起来也仿佛还真的活着。”那时海明威很穷，住的地方也差，莎士比亚书店成为他的好去处。

关于帮助他的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海明威说：“西尔维娅有一副生动、棱角分明的脸庞；一双褐色的眼睛像小动物的眼睛一般富有灵气，又像少女的眼睛一般欢快；棕色浓密的卷发从光滑的前额往后梳，留到齐耳长，正好到她穿的棕色天鹅绒外套的领口边；她还有迷人的双腿。西尔维娅善良、开朗，关心别人，喜欢开玩笑和闲聊。她是我认识的人里对我最好的。”

拒绝出版和宴席渐散

比奇的心思在书店，不在出版。《尤利西斯》的出版是一个例外。

1928年，D.H.劳伦斯（1885－1930）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出版，但像《尤利西斯》一样，因为被查禁而不受版权保护，盗版严重。比奇说：“劳伦斯急于让我出版一个更便宜的版本，以杜绝盗版的流行。”他的两位朋友没有说动比奇，劳伦斯亲自登门拜访。这时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比奇为他难过，却不便告诉他，莎士比亚书店缺乏资金、人手和空间，而且她也不喜欢这部小说。另外，她说：“我不想被冠以色情书出版商这点很难启齿，更不可能说我只想做一本书的出版商——还能有比《尤利西斯》更伟大的书吗？”不久，劳伦斯去世。比奇参加了他的葬礼。

比奇还谈到亨利·米勒。她说：“二十年代，亨利·米勒开始在左岸的瑟拉街区崭露头角，那里是他的活动中心。到三十年代，他已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一天，亨利·米勒与他长相可爱、像个日本人的朋友阿内丝·宁小姐来问我能否出版他正在创作的小说《北回归线》。”但比奇把此书推荐给别的出版人，因为那人“对直接的性描写很感兴趣”。《北回归线》（1934年）后来成为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米勒与宁是一对传奇人物，有多部电影把他们作为主角，《情迷六月花》是其中一部。

没有不散的宴席。比奇说：“到了三十年代，巴黎左岸已物是人非。所谓‘迷惘的一代’——没有人比我们更担得起这个称呼——已经功成名就。”“迷惘的一代”（TheLostGeneration）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些美国作家，包括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等生活在巴黎的人。这个称号是格特鲁德·斯坦因提出的，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使这个词为众人所知。

在三十年代，比奇的很多朋友回到美国。她说：“我想念他们，想念当时发现新作品和新作者的乐趣，也想念那些小型评论杂志和小型出版社。”不过，庞德、海明威、斯坦因等人还在，也有新的朋友来到巴黎。凯瑟琳·安·波特（CatherineAnnPorter，1890－1980）是1931年从墨西哥乘船到欧洲的。她把这段经历写入《愚人船》（1961年），于1962年获得欧·亨利纪念奖。这位更著名的作家（原名WilliamSidneyPorter）是波特父亲的远房堂兄弟。波特在巴黎养了一只肥猫叫“船长”。有一天，如果波特没有及时发现，她的船长就可能会被一个女人装在篮子里偷走。比奇说：“巴黎很多肥猫都消失无踪，然后变成了巴黎人餐桌上美味的‘炖兔肉’。”

莎士比亚书店的关闭

莎士比亚书店没有肥猫“船长”的幸运，成为纳粹的“炖兔肉”。

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比奇先看到大批难民涌入巴黎，然后又看着德军进城。美国使馆多次建议比奇回国，她都拒绝了。她要留在巴黎与法国朋友同甘共苦。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德国随即对美国宣战，比奇成为德国的敌国侨民。

比奇说：“美国参战后，我的国籍和犹太朋友，都成了莎士比亚书店必须在纳粹的眼前消失的原因。”莎士比亚书店关闭的直接原因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芬尼根守灵夜》（1939年）。

1941年末的一天，一位德国军官从军车里下来，看到莎士比亚书店的橱窗里有一本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他走进书店，用流利的英语说要买这本书。比奇回答：“不卖。”“为什么？”比奇说，那是最后一本，要留给自己。德国军官声称他对乔伊斯的作品很感兴趣，比奇却寸步不让。德国军官离去后，比奇马上把这本书转移到别处。

在纳粹德国，元首之下有不少博士，而且都是货真价实的博士，在纳粹掌权之前已经获得学位，如负责宣传的戈培尔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戈培尔也爱好文学，创作有小说和剧本，但如希特勒的绘画一样，其水准没有得到承认。纳粹焚书、迫害犹太人，戈培尔是主使和煽动者之一。德军中的这位乔伊斯爱好者显然也受过良好教育。但知识没有阻止他们成为知识的敌人。

两个星期后，这位德国军官再次阔步走进莎士比亚书店，问：《芬尼根守灵夜》呢？比奇说：被我拿走了。他气得发抖，扬言：“今天我就把你的全部财产充公。”比奇回答：“随便。”

德国军官刚离去，比奇向门房求助。门房把她领到楼上的一个空房间。比奇和朋友门用了两个小时把书店搬空，全部转移到三楼，甚至用油漆涂盖了门口的招牌——这个速度说明莎士比亚书店的规模不大。德国人把比奇抓进集中营。《莎士比亚书店》没有交代德国人是如何找到她的。六个月后，她被释放，继续留在巴黎，可是书店没有再次开门。

纳粹在巴黎的最后日子，街上枪声不断。有一天，一辆吉普车停在她住的门前，比奇听到一个声音在喊：“西尔维亚！”艾德里亚娜首先反应过来，喊到：“是海明威！海明威！”比奇冲下楼去。海明威抱着她转圈，亲吻她。“街上的每个人都欢呼起来”。

比奇当时可能不知道，海明威还去看望了毕加索。毕加索不在家。海明威留给他一箱手榴弹作为礼物。

巴黎解放了，但莎士比亚书店没有恢复营业。因为纳粹，西方文明的重心转移到美国。《莎士比亚书店》成为献给这一段英美文学史的一首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