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重新认识周敦颐与湖南的关系, 重新估价周敦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本刊编发了“周敦颐与湖南”笔谈一组四篇。四篇文章均源于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其中杨柱才《周濂溪的著作和他的思想》、朱汉民《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诠释》两篇据研讨会主题发言录音摘录而成, 录音整理者为刘瑶、屈梦君, 金春峰《周敦颐是道学当之无愧的首创者和奠基者》、张京华《理学是一个历史形态》两篇据参会论文原稿摘录而成。

我跟大家一样, 这次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来到道县, 为周濂溪先生诞辰一千年, 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活动。这次活动确实是非常盛大, 那么周濂溪先生他为什么值得我们今天在这个道县的一个山沟里聚集, 一千年之后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隆重地纪念他呢?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或者讲思想史上、文明史上, 甚至讲在东亚文明史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大概再往前推一千年左右, 董仲舒确立了东亚人的儒教文明, 也就是把我们先前创立的儒学思想与国家制度结合起来。从汉到宋初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但是文化的复兴必须要有一个创造性。周敦颐他的特殊性在于, 儒学在他那儿是具有原创性的事件。他的原创性就在于把儒学的中正仁义进行处理, 将“人极”“天道”“无极”“太极”与圣人的“神”“圣”和“万物之始”“乾道变化”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个宇宙论的手法可以解决儒家名教的安身立命问题。他奠定的这样一套思想体系在后来一代一代大儒的手中完善化系统化, 最终确立了一个全世界的儒教。所以这样一个伟人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我是一个湖南的学者, 从地域文化上看, 宋代的儒家流派最重要的是濂、洛、关、闽, 都是地域名称。宋代这些地方, 在学术思想体系建成之后, 逐步得到朝廷的认可, 因而形成了从地域上延承下来的思想脉络。他们建立思想体系是从地域上出发的。

湖南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区域。在文化层面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一定是诗。诗影响着思想, 并产生重大的思想家。

在北宋时期, 儒学大家非常多, 有王安石等一大帮人。而周濂溪在众多儒学大家中间, 专注于学问, 但他在当时影响不大, 他去世的时候是默默无闻的。所带的学生二程, 十几岁跟他学习, 那和后来朱子名动一时的大弟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 后来成为道学宗主, 成为道学的开山。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将他的思想一步步地完善。道学思想体系的确立是由于湖湘的一系列学者的不断努力, 从胡安国、胡寅、胡宏, 到后来的张栻, 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湘学派。对于周濂溪的思想学说作了必不可少的密集的诠释。

这种方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进行中事例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因为大概这种社会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而湖湘学人通过两种方式,

在长沙的胡宏编辑了《周子通书》并作了序, 对周濂溪作了非常高的评价, 认为这部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 能够“度越诸子, 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另外一方面就是修建濂溪祠, 最早是在道州, 由胡宏、胡铨两人一起倡导, 由此建立一个道统。学祠是宋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通过这样的方式保留和弘扬地域文化。

湖湘学人要做的是一种文化建构。文化建构有两种意义, 一个是道统的意义, 一个的区域文化的含义。湖湘学人特别提出濂溪学不仅仅是作为道统史上的周濂溪, 还是湖南的周濂溪。最早提出把北宋时期的周濂溪、邵雍、二程和张载作为“北宋五子”概念的是胡宏, 他不仅仅是说“北宋五子”, 前面有个描述是“春陵有周子敦颐, 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 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也就是说, 周濂溪在那个时代, 对胡宏及其他湖湘学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奠基人物。

《太极图说》中的“太极图”到底是怎么来的, 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他是自得于心, 但湖南的很多学者讲他是在月岩洞里悟道得出的。

湖湘学人还强调学脉关系, 强调从周濂溪过渡到胡安国、胡宏、张栻这样一个学术脉络。到明清时期尤其突出, 晚清湖湘学人们讲起湖南的精神特色, 就一定要将周濂溪作为范例。

湖湘学人对周濂溪体现了一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湖湘学人们不断地从思想的创始到诠释到传播谈论周濂溪, 实际上是在作一种建构。建构什么呢?建构湖湘之学, 建构湖湘学术。一方面肯定周濂溪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在儒学史上占有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强调这个正统是来自于湖南的。

当我们今天来纪念周濂溪的时候, 我希望在近百年来现代中国重新建构思想文化体系的意义上, 重新回顾周濂溪的思想学说。在一千年前, 周濂溪作了《太极图说》和《通书》, 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在一百年前, 谭嗣同作了《仁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山, 可惜后来没有完成。谭嗣同在他那个时期, 作了一个文化重建的尝试。他以“仁学”为文化核心, 然后融入兼顾各家的学说, 包括一些杂说, 也包括基督教、佛教和各种近代思想学术, 所以他是近代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人物。谭嗣同是在一个变革的新时代, 在一个中国必须近代化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沿着董仲舒、韩愈、周濂溪继续推进。儒学应当是以“仁学”为中心, 其实一千年前周濂溪讲“人极”的时候也是将“仁”作为儒家的最核心概念, 那么谭嗣同仍然是把“仁学”作为儒学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 继而实现近代中国儒学和中华文化的重建。

选自《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