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妹妹和83岁的母亲于北京奥运中心鸟巢留影

母亲王崇范生于1924年9月29日，农历甲子年九月初一。仙逝于2012年2月14日，农历壬辰年正月二十三。母亲灵堂设在桃源县殡仪馆的6号厅，灵堂前的挽联是我给她写的，将母亲名崇范二字分别作为上下联的尾椎字：“慈善为母勤苦持家得子孙敬崇，忠诚从教谦和做人当亲朋垂范”。母亲早年求学于本县泥窝潭冯氏凌云学校、碧云乡王氏族学校、剪市天禄学校、桃源简易师范学校。1946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碧云乡中心小学、兴隆街中心小学等学校任教并先后担任兴隆街中心小学、茅草街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和茅草街南堉小学校长。   我对母亲的敬重不仅因为她平素的敬业勤奋，克勤克俭，乐善好施，更在于她在从教路上负荆前行，无怨无悔。1956年，我母亲在兴隆街中心小学任教并担任教导主任。兴隆街是一个偏远山区，老百姓文化落后，经济贫穷。解放初的那些年代，政府下达给学校的劝学任务重，当时，我母亲怀上我弟弟，想到要爬山越岭开展劝学家访，自己作为教导主任必须带头，于是，吃了堕胎药，打胎没打下来，却伤害了腹中的弟弟，从此，一个大脑发育畸形的孩子来到这世上。弟弟不能正常接受教育，也没有工作，就跟随母亲身边苟延残喘一生，没有尊严的脑残人对于母亲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爱护。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一直鼓励我弟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学校清扫垃圾，帮厨；在学校所在生产队帮助收割稻谷、油菜。弟弟能力可想而知，而母亲跟生产队和学校老师说好也是不要报酬的，只要大家接纳、鼓励弟弟就行。而每当弟弟干完事情，母亲总笑嘻嘻地拿出自己的钱来告诉他：“这是你的工资报酬”。弟弟脸上便露出得意的笑容——善意的谎言看到母亲的用心之良苦。母亲86岁临终时，58岁的弟弟因母亲病危精神受刺激，日夜游离街头，不知回家。可母亲走时回光返照那一刻，她瞪大眼睛在前来送行的亲人面孔中，还死劲地寻找弟弟的面孔......文革期间，母亲一个小小的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校长的保皇派揪出来挂牌游街，一度精神恍惚，一下子苍老了许多。随后，又因拿旧报装裱房间时，不经意将一句革命口号报纸剪断成两张装裱，造成口号内容不连惯，被立刻勒令写检查、接受批斗。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让母亲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被安排到青林乡南堉片小担任校长。从此她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自信，以实际行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经常写入党申请书。是时，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除了完成规定教学任务，到了礼拜六和礼拜天还主动积极参加当地生产队劳动锻炼，插秧割稻、挑水抗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记忆中母亲很少回县城父亲工作的桃源师范与我们团聚，即使回来也是带着学生作业本回家批改。母亲工作的学校条件很差，几间土坯教室，老师上课在教室前面，做饭就在教室的后头，连隔板都没有。母亲在南堉片小几年，依靠当地村组发动社员出力，自己烧砖、砍树改造校舍，改善了办学条件。终于，有了专门的教室，有了食堂和简易的教师宿舍。此事惊动了县里，全县还专门在我母亲工作的学校召开全县现场会。母亲直至退休时也没望到在党旗下入党宣誓的一天。组织派人找她谈话说，主要是因婆家土改划为地主，在彻底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上需要接受更长的时间考验。母亲毫无怨言，还经常笑谈：我其实就是一个“预备党员”，不就是退休没转正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