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罗一民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中心”理事长

来源 | 《同舟共济》杂志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

一般人都认为张謇本身的主体身份和定性是企业家、教育家。但我认为，他主体上、本质上是政治家。

张謇留下了很多东西，包括工厂、学校、养老院、公路、港口甚至一座城市。这些东西都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容易被人记住，而他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却是容易被忽视的。

  “状元”是政治身份

张謇的“状元”身份就是一个政治身份。过去认为状元是文人，是儒生。实际上，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目的是开科取士，为了选拔培养各级官员，也就是培养政治人物。状元作为最高级的“士”，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人物。特别到了明清以后，又在进士和状元之外，设了翰林院，就是为了进一步培养高层领导干部。

张謇

张謇中了状元后，清廷给了他一个翰林修撰的官衔，简单说，就是皇帝的宫廷秘书。这虽然没有实权，但可以借助这个台阶眼观全局，学习朝廷的政治运作，把握政治全局，同时还可以直接参政议政。

举个例子，甲午战争时政局复杂，主战派和主和派争持不下。张謇刚考上状元，很快就向朝廷上奏批评李鸿章，认为李“主和”的主张耽误了国家战备，影响了对日战争，应受弹劾。这篇奏章当时震动朝野，满朝文武那么多有威望的官员都没有这个举动，而他刚刚中了状元，当了翰林，就开始崭露头角，拥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担当是非常了不起的。

张謇不同于一般状元，他在中状元之前就已参政多年，奠定了政治家的基础和本色。张謇22岁考上秀才，不久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南通知州孙云锦把他招为幕僚，后来孙到江宁做法审局局长时，又把张謇招聘过去。

当时的法审局是准法院机构，虽然没有审判权，但可以把一些疑难案子上报省府。张謇被聘担任幕僚和机要秘书，很多事情要直接向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报，得到了很多历练。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到淮安去办理疑难案子时，深入基层和群众，了解了民间疾苦，发现淮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南通还要艰苦，非常同情，从那时起就萌发了要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张謇一生跟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孙云锦。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和孙云锦是好朋友，吴需要助手和幕僚，于是孙就向他推荐了张謇。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

这时，袁正好在吴手下做中下级军官，吴让张謇帮助袁读书。彼时，张謇觉得吴文武双全，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一心希望吴能成为像曾国藩那样的中兴之臣。吴对张謇非常信任，他当了浙江提督去清廷拜见皇帝时也带着张謇。张謇跟着吴在北京结交了很多高层政界、军界人物。

吴长庆

1882年朝鲜发生动乱，清廷派吴长庆去平叛，张謇也跟去了。吴在平叛中几乎全部听取了张謇的计策。吴平叛有功，朝廷给予奖励，张謇也得到了表扬。在朝鲜待了两年后，张謇对当地政局非常了解。

回来后就写了很多奏折，包括《朝鲜善后六策》《条陈朝鲜事宜疏》等文稿，显示出远大的外交军事眼光和才能。

这些事都发生在他中状元之前，前后相隔10年。此时的张謇实际上已具备全国性政治家的眼光和素质。后来吴长庆去世，张謇在朝野已很有名气，李鸿章、张之洞、张树声等都很看重他，想把他招为幕僚，但张謇决心回家备考状元：“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后来很多人认为张謇是看到朝廷官员不争气，政治混乱，灰心了，不想做官，想要回家走文人的道路。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他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抱负。

张謇一生从未为做官而做官，而是为了做事而做官，为做大事而做大官，而想当更大的官必须走“状元”这条路。所以，40岁的张謇决定回家考状元，两年后便中了状元。

张謇（前排右三）与暨南学生合影

  大放异彩的政治生涯

张謇中状元后便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首先是在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中参政议政。甲午战争时期，张謇是坚定的主战派，这和当时的宰相、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有关。

翁是张謇考状元时的主考官，对张謇特别器重。甲午战争结束时，张父去世，张謇回乡守丧。守丧期间，他和翁及其他政治人物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关注政局，同时还在家乡开办实业。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让张謇在家乡做两件事，一是开办招商局，二是办海防团练。

戊戌变法前，帝党一派风生水起时，张謇回到了北京，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尽管他感到康梁的理念是对的，但认为在步骤和方法上太过冒进。于是他劝说康梁，但作用不明显，光绪帝已下定决心搞激烈的“休克疗法”式的变法改革。翁同龢同意张謇的主张，认为改革要稳妥、重实效。但这时，不仅慈禧不喜欢翁，光绪帝也嫌他过于保守僵化。于是在两人的共同作用下，翁被罢官了。

张謇一看大势已去，也辞官回到南通。很快，政坛发生巨变，维新党人被彻底镇压。从这个过程看，张謇是既有政治抱负，又有非凡政治智慧的。他政治上睿智稳健，既要改革又很务实。

其次是在“东南互保”中的重要作用。戊戌变法后，慈禧准备新立太子。废光绪对传统的老百姓和一些封疆大吏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外国列强也不同意。为此，慈禧很恼火，但又没办法。

这时，正好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认为可以加以利用，于是便怂恿和鼓励义和团运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越闹越大，清廷也借机向各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八国联军开始武装干涉，从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战火就要蔓延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繁荣的东南一带。这时就形成了“东南互保”的思潮。

东南方的封疆大吏包括总督和巡抚，和各国列强签订条约，互相承诺和保证，将战火控制在北方，外国人在东南一带的权益中方负责保护好。同时外国人也保证，租界区内中国老百姓正常的财产安全也得到保护。

在这种思潮中，全国铁路总督兼招商局总督盛宣怀起着关键作用。他主张“东南互保”，但他不是封疆大吏，只有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至李鸿章等人不要和外国人开打。

张謇除了积极呼应外，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作用。他和刘坤一的关系很好，在刘犹豫的最后关头，张謇力劝其为了东南大局和国家将来，赶紧下决心。最后，刘被说服，到上海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

我认为“东南互保”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很大。这实际上是中国深陷灭顶之灾时，东南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新式绅商通力合作，智慧务实地保家卫国之举，而且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不过“东南互保”对于清王朝来说，某种意义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一方面让清朝苟延残喘下来，另一方面也损害了朝廷的权威。“东南互保”后，地方权重急剧上升，形成了中央轻、地方重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市民、绅士、各级知识分子、中间阶层等都能自由发言的局面，也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新政”，以及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第三是张謇在全国性政治运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政治领袖作用。这是张謇最了不起的一件事。义和团运动后，清廷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朝廷大臣、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上书要求改革，慈禧痛定思痛，在西安发布圣旨实行新政。

对于新政，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延续过去洋务运动的路子，以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为主；二是认为要想国强民富，光搞经济不行，还要按照宪法办事，实行君主立宪，君虚民实。新政实行之初，第二种意见不占上风，毕竟传统保守力量强大，加上慈禧内心也不希望改革触及权力根基。

后来形势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沙皇大国被弹丸小国日本打败了。

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让全体国人感到震惊也大受启发，朝野普遍认为，日本推行了明治维新，变封建为君主立宪，国力和军事也因此变强，而俄罗斯没有改革，还是沙皇体制，因此失败了。于是，在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中便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体制是最重要的，必须加快立宪步伐。立宪派开始占上风，全国8位总督中有5位上书力荐君主立宪。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无奈同意，次年便废除科举制并派出5名大臣出国考察立宪体系，回来后着手体制改革。1908年清政府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可就在改革计划宣布后不到3个月，慈禧和光绪就相继去世了。

在这件事中，张謇又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以说，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但在立宪运动实际运作中，张謇是当之无愧的政治领袖。他的主要作为有三：

一是从事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张謇对立宪有自己的考察和思考。除了查阅大量书籍，他1903年还借着赴日参加大阪博览会的机会，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考察后，他认为君主立宪确实是好的，决心回国后推动立宪。

1904年，张謇上奏朝廷，要求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变法颁布天下，定国名为大清宪法帝国。此时，袁世凯也在北方呼吁实行君主立宪。当年张謇从庆军回来后就和袁世凯闹翻了，与袁绝交了20多年。但此时，张謇主动与之恢复联系，认为可以共同为立宪运动推波助澜。

二是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这两件事一虚一实，在立宪运动中很重要。立宪公会是全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立宪宣传组织，张謇担任会长。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第一次出现合法的民间社会组织，鼓动宣传政治改革。这可以看成是“虚”的。而“实”的是在江苏成立了全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咨议局。

江苏咨议局

全国20多个省都承认江苏咨议局是头，也就间接承认了议长张謇的领导地位。张謇利用这一地位，一方面呼吁推动立宪，另一方面又做了很多改革示范，证明立宪是好的。这些行为有效推进了立宪运动的全面发展。江苏咨议局某种意义上是立宪运动的实验场和推动源。

三是组织国会请愿活动。当时各地都觉得清政府的9年立宪太慢，纷纷想加快立宪，要求早开国会。张謇作为咨议局首领，深受大家信任，也就当仁不让，召集了各地代表开会，给清廷写请愿书。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同意加快立宪脚步。

我认为，以张謇为领袖的国会请愿运动和整个立宪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过去政治都是官府的事情，这一次却突破了历史常规，是政治精英群体和人民大众第一次联合掀起的大规模群众民主运动，动摇了清廷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

这是三千年来没有过的。虽然立宪有未完成的遗憾，但却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推动了近代史的巨变。

可以说，是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联手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后人都偏向于研究张謇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而张謇本人却在晚年编写的年谱中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说明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和成败在政治。

第四是转向共和与促成南北议和。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张謇从最初的倡导立宪转向共和，逐步支持革命。张謇通过立宪运动发现，清廷名义上支持立宪，但实际上是“皇家内阁”，十几个内阁成员中一大半还是满族皇家贵族。张謇对清廷感到绝望，一边不断上书苦苦劝说，一边把希望寄于像袁世凯这样在清廷内有势力又有新政经验的大臣身上。

中年时期的张謇

1911年5月11日，张謇赴京想当面规劝庆亲王和摄政王。路过河南彰德袁世凯老家（袁被罢官后隐居在此）时，他特意下车找袁长谈。

张謇惊喜地发现，这些年袁大有进步，胸襟见识比以前高多了，“远在碌碌诸公之上”，更加认定要与之在复杂动荡的政局中联手稳定局面。 

张謇一开始并不支持暴力革命，他认为应该走改良主义的、循序渐进的君主立宪道路，但形势发展得很快，上海、苏州、杭州、南通都相继起义光复。11月16日，清廷就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让他组织内阁，稳定局面。

这种情况下，张謇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通官商之邮”，现在要“通当南北之邮”，南边是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

张謇一手托三家。他首先劝清廷顺应大势退位；其次劝革命党人适可而止；然后再劝袁世凯不要剿灭全部革命力量，否则就是千古罪人。后来有人说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妥协的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实际上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各方势力和利益都得到了关照。

清王朝留在了紫禁城，袁世凯当了总统，革命党人革命完成，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成功的。张謇认为哪边能干实事，他就帮哪边做事，他把当官和做事连在一起，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理念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从封建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革命性转型。

第五是任工商（农林）总长时政绩独特。为什么说独特？一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推动了大量立法。他说过：“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说明他很清楚办企业、抓实业要靠政治，而好的政治环境在于法制。

他认为，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二是因为他秉持开放主义和世界眼光。他说，办县的事情一定要有省的眼光；办省的事情一定要有全国的眼光；办国家的事情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

  “南通模式”是政治模式

“南通模式”是张謇地方政治的结晶。一般认为，张謇离开政治舞台回乡所创造的“南通模式”是实业模式、教育模式，充其量是城市建设模式，我则认为是综合性的政治模式。

南通大学医科

“父教育母实业。”张謇先在南通办实业，建了近400所学校，后来又做慈善、做公益，还促进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为南通留下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名。让人称奇的是，他还组建了自己的警卫队，花钱改造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的“准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

创办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做了许多政府该做的事情。于是“南通模式”就成了一种“地方自治”的形态——张謇充分利用了清廷推行新政的空间，推动南通地方自治，而其实际结果已经超越了地方自治。

“南通模式”说到底是政治方面的综合性模式，是地方政治治理的成果。我把张謇在“南通模式”中的政治运作概括为“四个充分运用”，一是充分运用地方自治政策；二是充分运用特殊政治身份；三是充分运用省级官僚的授权和支持；四是充分运用当地老百姓的拥戴。

大生纱厂

就一般人来说，“南通模式”的影响也就只是在南通。实际上，张謇在南通现代化的试验和探索中取得的成就可以影响全国。经过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正如张謇回南通的初衷：“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

总而言之，从考状元前后的经历到历史大事件中的表现，一直到回乡搞地方自治，张謇的主要抱负在政治，主要经历在政治，主要作为在政治，主要贡献在政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

他和其他政治家的不同点无非在于：他不是直接当官的；他同时兼有企业家、教育家的身份。如果从时间上纵观张謇的一生，会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

晚年时期的张謇

即使晚年在南通期间，张謇也没有忘记救国救民和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没有停止对通过现代政治促进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探索和开拓。

最后引用影视制作人夏骏对张謇的评价：“张謇对现代中国立国的贡献，过去都是低估的。在激烈的变革乱局中，他以仁爱之心倡导和平、建设、理性过渡，始终站在民众的立场考虑问题，散发着不朽的光芒。”

“张謇是在中国农业文明和传统官场的套路上转圈的人，可他又成为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