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经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市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表，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副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这幅《汉高祀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太牢主要是指全牛、全猪、全羊，这个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祭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汉高祖刘邦还专门下诏旨，诸侯公卿将相，让他们先谒孔庙，然后再去地方上任。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搫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的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略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生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隐约感觉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能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重，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馆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道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并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活在在政治、火纹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之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1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只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部分收藏上海博物馆。
明代画师杜堇的《伏生授经图》，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入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地像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我们所说的，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作为新道家。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治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历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修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的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的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董仲舒曾发愤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的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是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在天人三策，董仲舒提出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大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是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郎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经学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与一位同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和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为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之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大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贤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检讨书—罪己诏。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千2000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点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2000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绵延2000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和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敦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成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的多重渊源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
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了道德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为不为，与民生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学说中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它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门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