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林 王 春:王阳明静坐工夫论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   王阳明于十二岁立志做圣人,此后就在圣贤之路上进行了呕心沥血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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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于十二岁立志做圣人,此后就在圣贤之路上进行了呕心沥血的探索,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追求圣人境界的一生。追求圣人境界离不开特定的修习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工夫。在王阳明的圣人之路上,静坐作为一种工夫一度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他教人的首要法门,“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但静坐工夫也存在一些流弊,这使得王阳明最终用致良知取代了静坐。

一、 静坐工夫的功效

宋明理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宋明理学家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道两家的影响,如朱子曾经泛滥于释老,王阳明也有“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的学术历程,至于他们在讲学中借用佛道两家的术语来表达思想的现象就更为常见了。在修行工夫方面,宋明理学家自然也受到了佛道的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他们大多比较重视静坐工夫。静坐作为一种修行方法,最初主要见之于佛道两家,道家名之为“心斋”、“坐忘”,佛家称之为“禅定”、“禅坐”。先秦儒学对静坐鲜有提及,但宋明理学家对此却比较重视,如程颢曾经教谢上蔡静坐,程颐见人静坐就表示赞叹,朱子也曾说“始学工夫,须是静坐”。

王阳明在早年笃信程朱理学,在下手工夫方面受程朱影响,把静坐看作是一种有效的为学之方。总体而言,王阳明认为静坐工夫的功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消除杂念。虽然杂念不等于恶念,杂念不一定就会导致行为上的恶,但对信奉儒学的士大夫来说,杂念使人心浮气躁,于领悟圣学有碍,因此他们基本上都强调要去除杂念、保持内心的安宁,如《大学》强调“定”、“静”、“安”,周濂溪强调“主静”,程明道的《定性书》,朱晦庵的“盖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陆象山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王阳明更是直接把杂念视为一种人欲,当门人陆澄对此提出质疑时,他答复说闲思杂虑“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他主张通过静坐来消除杂念:“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他还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王阳明肯定了静坐可以去杂念,而“初学时”三个字说明,静坐在他看来只能是入门工夫,静坐太多于圣学无益,这同朱子视静坐为“始学工夫”的看法相似。

其二,自省去欲。儒学是为己之学,需要学者在生活中笃行,而笃行离不开自省。因此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王阳明认为,静坐有助于自省去欲。“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著。’”“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一语看似赋予了静坐工夫更高的地位(同前面所说的“入门工夫”相比),其实,王阳明在这里肯定的主要是自省。静坐工夫往往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从内在的心里状态来说,静坐往往要求排除思虑,暂停一切精神活动;从外在世界来说,静坐要求暂时离却人伦日用。王阳明主张静坐的时候去搜寻“好名、好色、好货”等病根,这是要求学者对自己的念虑进行审慎的检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精神活动完全没有停歇,这与排除思虑的真正的静坐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审查念虑的活动在本质上更像是自省。王阳明还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无事时”接近于前面所说的“静坐时”,这仍然是强调静坐于自省去欲有益。总的来说,王阳明这里所谈的静坐,其实侧重于自省,静坐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说仪式罢了,目的却是自省去欲。

其三,自悟心体。程颐谈“格物致知”时曾说:“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程朱理学的修养工夫在大体上属于强调日积月累的渐修,王阳明则主张中下根之人用渐修,上根之人用顿悟,而顿悟往往离不开静坐。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就受益于静坐,据黄绾所撰《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以求诸静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而钱德洪所撰的《王阳明年谱》对龙场悟道的叙述略有不同:“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依据《阳明先生行状》的说法,静坐帮助王阳明实现了顿悟。而按照《王阳明年谱》的说法,静坐虽然使得王阳明“胸中洒洒”,但是,实现顿悟的直接原因却是他对“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一问题的思索。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先前“日夜端居澄默”的工夫,及其“胸中洒洒”的体验,顿悟应该难以出现。虽然《阳明先生行状》和《王阳明年谱》的叙述略有不同,但两者都肯定了静坐对王阳明的悟道起到了重要作用。王阳明既然于静坐悟道上有些心得,自然免不了把这个为学方法教给门人:“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

二、 静坐工夫的流弊

王阳明早年比较认可静坐工夫,曾经也“多教学者静坐”,但在众多门人练习静坐之后,他也发现了一些弊端,因此后期对静坐批评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看法是:“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这段话指出了静坐的三个流弊:

其一,喜静厌动,喜内恶外。静坐工夫固然有助于消除杂念、收敛身心,但是,这种功效是以暂时离却人伦日用为前提的,到了真正应事接物的时候就不一定有效,在王门弟子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困惑。“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王阳明在这里明确指出,单纯的静坐工夫遇事就不济,只有事上磨炼出来的工夫,才能动静皆宜。“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先生曰:‘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这里除了批评静坐工夫遇事便不济,还批评静坐只是形式,实质是内心的放逐。这两句语录反应了同一个问题,即静坐工夫可能于静时、无事时有效,于动时、有事时无效,这导致一些练习静坐的学者,在有事时不得不别用他法,圣学工夫于是分成了动静两截。还有学者既于静时工夫有所得,便沉溺其中,以举业、做官为累,由此慢慢养成了喜静恶动、喜内恶外的病痛。王阳明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于后期多强调“事上磨炼”,因此当门人刘君亮打算去山中静坐的时候,王阳明进行了阻止,他说:“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其二,堕入枯槁,近于佛老。陈来先生在谈儒学静坐工夫的时候说:“‘静坐’本身并没有什么‘佛’或‘道’的属性,任何精神传统中都可以容纳静坐(sitting meditation)为一种修养方法。”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却也忽视了一个问题:儒、道、佛三家都有静坐法,但为何三家在静中所见会相去甚远呢?对一个儒生来说,静坐中所领悟到的为什么一定就是天理或良知呢?为什么就不会是道家的“虚”或佛家的“空”呢?静坐工夫有没有可能把儒生引上出世之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王阳明在阳明洞静坐时就有类似体会,“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王阳明自己都差点因为静坐而出世,他对静坐的这一弊端可谓深有体会,因此他后来特意叮嘱门人刘元道:“专欲绝世故,屏思虑,偏于虚静,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

其三,“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这是说一些门人在静坐过程中一味地去追求玄妙的体验,以“动人听闻”,以至于心性的涵养反而被放在其次了。在静坐过程中,尤其是在以悟道为目的的静坐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神秘体验。明初陈白沙的为学主要受益于静坐,他在静坐中就曾出现过神秘体验:“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王阳明与门人静坐时“顾恍恍若有可即者”,钱德洪亦曾通过静坐而“倏见此心真体,如出蔀屋而睹天日”。本体乃超越感觉经验的存在,眼不能见,耳不能闻,因此,这里的“见”或“顾”已非感官之见,而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王阳明年谱》关于龙场悟道的叙述有这样一句话,“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这里说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领悟,好像是半睡半醒之间受人传授,这明显是一种神秘体验。除此之外,王阳明通过长久的静坐,一度还可以预知未来。这些通过静坐而有所领悟的学者往往都有过神秘体验,此类经验给人一种印象,凡静坐要有所得必要有神秘体验,神秘体验的重要性甚至都要超过静坐本身了。所以,王阳明担心学者在静坐中追求神秘体验、以耸人听闻,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三、从静坐到致良知

静坐工夫之所以有着种种弊端,其根源在于静坐需要一个人为设置的特殊情境,即暂时离却人伦日用。这个特殊的情境与真实的生活存在着太大的差异,因为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中生活,他就离不开种种社会实践活动。故朱子曾说:“人在世上,无无事底时节。要无事时,除是死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死矣。”人生在世,各种事情接连不断,所以,王阳明后来多强调“事上磨炼”,并主张工夫应该动静一贯,“君子之学,无间于动静”。他在晚年提出的致良知,就是一种“无间于动静”的工夫。

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致良知则要求,无论何时何事都不能让私欲遮蔽了良知,苟有私欲未去,则是良知有蔽。从工夫的角度来说,致良知就是要去人欲,去人欲就是在致良知,只不过致良知是从正面说,去人欲是从反面说。因此,致良知的工夫还是回归到了“去人欲、存天理”。这种工夫从外在条件来说,不管有事无事时时刻刻都可以进行,“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从修习的功效来说,这种工夫可以动静一贯,“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致良知不仅动静一贯,还是晚年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提炼,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致良知”这个话头将本体、工夫一齐收摄。因此,王阳明后来对致良知不吝赞美之词,如“故迩来只说致良知……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三个“只”字凸显了致良知的地位,也说明先前的静坐工夫已被致良知所取代。

终上所述,王阳明所讲的静坐就目的来说大体上分三种,它们的地位也存在一定的差别。纯粹的静坐属于“入门工夫”,多学无益。以自省去欲为目的的静坐,其实也就是“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这种工夫与无事时的致良知比较相近,王阳明因此给予了更多的肯定,说它“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以悟道为目的的静坐,王阳明虽然也曾深受其益,但是,这种静坐对人的慧根要求较高,所以,王阳明主张这一工夫要慎用,他说:“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然而不管哪一种静坐,都是偏重于静时,不能动静一贯,所以难免这样那样的病痛。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动静合一,完全超越了先前的静坐工夫。

本文选自《朱子学刊》2015年总第二十五辑

作者简介:王幼林,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王春,上饶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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