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迈:走出“九号院”

2019年初,在众多社会领域的探索者和引领者中,《中国慈善家》评选出“2018年度十大社会推动者”,展现榜样的力量。他们分别是:马云、马化腾、鲁伟鼎、艾路明、邵亦波、叶嘉莹、李小云、卢迈、杨团、我不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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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去年7月,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一村一园”计划获得2018年度WISE(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成为该奖项创办以来获奖的第一个中国项目。

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由卡塔尔教育科学与社会发展基金会发起于2009年,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鼓励和倡导教育创新实践,被国际主流媒体誉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2018年度,全球共有413个项目申请这一奖项,最终获奖项目仅有6个。WISE峰会首席执行官斯塔夫罗斯·伊恩努卡表示:“这些项目可以有效解决全球范围内教育领域中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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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园计划”源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山村幼儿园计划”,“一园”即山村幼儿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始于2009年,结合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源向农村地区3~6岁儿童提供全覆盖的早期教育,以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及偏远地区的早期教育质量,促进教育机会公平。该项目由县级教育部门负责实施,由公司及个人捐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负责技术支持、监督以及指导。

这个计划可以被视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及其秘书长卢迈的一次“反贫困与儿童发展”的社会实验。卢迈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最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比投资于弥补后期不平等更有效,更能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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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可以影响千万人”

卢迈于1947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华侨家庭,两岁时随父母回到中国,之后其命运随着时代的大潮而起伏。“我成长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经历诸多变革的时代。我从出生到现在,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三年大饥荒,该上大学的时候赶上‘文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建家庭要生孩子的时候又遇到计划生育。”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年毕业典礼上,卢迈回忆说。

1977年,卢迈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在父亲的建议下,他选择了经济学专业,时刻关注当时正在发生的改革问题。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1982年,卢迈和一些研究生、青年教师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流通与市场研究组,开始参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处的课题调研工作。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处成立于1982年4月28日,主任是日后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比起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处这一名称,其另一个名字“九号院”更为人所知(因办公地址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故以此称谓)。当年这里聚集着王岐山、陈锡文、杜鹰、周其仁、宋国青、林毅夫、王小鲁、邓英淘等一批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改革者,出台过5个中央1号文件。

那几年,卢迈先后参与过流通体制改革、城市蔬菜价格改革、贫困地区和边境开放等调研工作。1986年,他正式调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身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九号院”的另一块牌子)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时任所长为王岐山。第二年,他协助王岐山组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对农村土地承包制和粮食供销体制等问题进行了不少实验。近距离观察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工作经历使他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助政府形成政策,因为“政策可以影响千万人”。

1989年,卢迈出国求学,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之后供职于哈佛国际研究发展所,任副研究员。6年后,他回国,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1997年,该中心发起并设立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因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对社会组织有深刻认识,卢迈担任该基金会副秘书长,从此进入公益行业。

这一年,卢迈50岁。上任之初,组织上对这个机构并无硬性考核指标,卢迈本人也没有太多想法,“没想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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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初为人所知是2000年承办了第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跨国公司董事长、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知名教授、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150人参与了首次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及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利斯·格林伯格、荷兰壳牌集团董事长马克·司徒慕德等人出席。

此后该论坛形成常态,每年举办一次,时间在两会之后,至今已连续举办19届,成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的重要对话平台。

200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李实、王绍光、蔡昉等国内知名学者完成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该项目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是第一次由中国人完成此类报告,此前这一项目均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国外专家编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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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讨论了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公平观。第二,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在发展中,在社会公平方面所遇到的问题。第三,这个报告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这方面的10项建议。”卢迈于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说。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出炉后,在国际上影响甚大,并于2007年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杰出政策分析和影响奖”。

受此启发,从2006年开始,卢迈决定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独立撰写《中国发展报告》,建立独立品牌。《中国发展报告》的研究主体为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推动公平发展。这与他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课题类似。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特点是,一手联系社会上层,政府和企业界的精英,一手牵着最基层最穷困的人口。”卢迈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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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迈认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必须从贫困地区儿童早前发展入手。

消除代际贫困从儿童做起

2007年,《中国发展报告》以“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为主题。《报告》认为,今后开发式扶贫政策应更多从生产性开发转向人力资本开发,通过教育、就业培训、健康保障等措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基于《报告》所做出的分析,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决定从儿童做起,开始在贫困地区开展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即“阳光校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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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本消除贫困必须重视学生营养。儿童营养不良会造成健康水平下降、智力发展缓慢、认知功能不佳,会使贫困永久化。”2016年,卢迈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座谈会上曾阐释过聚焦儿童营养改善的原因。“聚集国际顶尖专家完成的《哥本哈根共识2012》提出,减少儿童营养不良关系全球未来发展,投资儿童营养改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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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始在贫困地区开展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即“阳光校餐”项目。

卢迈奉行“社会实验”加“政策倡导”的方式,这也是他在杜润生手下时形成的工作经验。“阳光校餐”项目先在广西、河北两地进行改善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状况的实验。2011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期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婴幼儿在接受营养干预后生长迟缓率和贫血率明显下降。卢迈据此提出解决方案,每位儿童每年所需营养干预的成本只有400元,学前教育生平均投入费用只有600元。

2011年底,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支付每个学生每天4元。截至去年6月,全国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京、津、鲁单独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的1631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人数达3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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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儿童成长的干预,卢迈强调两方面:除了营养健康,还有教育。“学前教育对于未来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关系重大,同时对孩子的社会性、情感发育等都有重大影响。”他认为,儿童拥有强健的身体和更好的智力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代际贫困的有效方法。

经过调研,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09年在青海乐都设立第一所山村幼儿园。此后9年间,截至2018年9月,基金会在全国9个省的21个贫困县设立了2300余所山村幼儿园,累计有17万名儿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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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在TEDx演讲活动上,卢迈的演讲主题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具体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充分利用村里已有的闲置教室和其他各种公共场所;对于幼教老师,我们不限定一个很高的标准,合格了就招聘,再通过定期培训来帮助这些幼教老师;同时我们设置了课程,让农村的孩子能够在玩中学习,使他们的教学内容能够本土化。有了这四项简单的要素,农村的学前教育就可以迅速地开展起来。”去年12月18日,在TEDx演讲活动上,卢迈表示,“到现在为止,全国59万个行政村中,只有19万个行政村有幼儿园,而我们要做的是,每一个有10个以上孩子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我们都要去设点,让学前教育靠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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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围绕儿童成长和发展还设立了其他项目,从最早的“母乳喂养计划”,到为6~36个月儿童的家庭提供每周一次入户养育指导的“慧育中国”,一直到提高贫困地区青少年职业技能的“中等职业教育赢未来计划”—一套全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计划被卢迈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如今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卢迈深知他与基金会所做之于时代的意义。在去年11月举办的第六届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他对与会人员说:“基金会愿意配合各相关部门,加紧制订和实施未来5年工作计划,助力攻坚脱贫,尽早迈向一个没有贫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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