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人”曾国藩

夜读曾国藩, 常常惶愧无地, 汗不敢出。很多人读他, 读出人生传奇, 读出丰功伟绩, 读出仕途经济, 读出智术权谋, 读出神秘命理, 我读他, 却读出了一个大写的“苦”字, 不是一般小儿女的顾影自怜之苦, 而是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的千般痛、万般苦。

“能吃天下第一等苦, 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曾国藩如是说。三百多年前, 十余岁的王阳明也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人”, 却未曾说出如此话来。盖阳明乃天纵英才, 犹如光风霁月, 倜傥洒落, 其一生虽迭遭廷杖之辱、徙边之厄、平叛之难、剿匪之役, 而终究化险为夷, 身名俱泰。尤其是, 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之大道, 更给人一种印象, 似乎其学问全自灵明顿悟中得来, 一通百通, 周流无碍;其一生功业, 辉煌彪炳, “三不朽”之誉, 殆无争议。就连对王学至明末堕入狂禅一路颇有微词的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王阳明矫正旧风气, 开出新风气, 功不在禹下。”

可曾国藩自己呢?说来说去, 总不离一个“苦”字。

曾国藩自小便饱受父亲庭训督学之苦。其所撰《台洲墓表》自述云:“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 晨夕讲授, 指画耳提, 不达则再召之, 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 呼诸枕, 重叩其所宿惑者, 必通彻乃已。”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 作为长子, 八岁的曾国藩已经承担了振兴家族的使命, 所以从小庭训甚严, 也养成了不怕苦、能耐烦的坚忍性格。

因为能吃苦, 反而一路顺。曾国藩二十二岁考取秀才 (1832) , 二十四岁中举人 (1834) , 二十八岁中进士 (1838) , 入翰林院, 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 从此平步青云, 打造了“十年内连升十级”的宦海传奇。别人做了高官, 可能会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 但曾国藩却如同在砧板上, 总是战战兢兢, 直如刍豢待宰, 饩羊待烹。读他做官以后的日记和家书, 不仅读不出春风得意, 反而读出了居安思危、戒慎恐惧!

可以说, 做官以后的曾国藩几乎一直在“自讨苦吃”。且看其道光二十年 (1840) 十月的一则日记:

忆自辛卯年, 改号涤生。涤者, 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 取明袁了凡之言,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 而不学如故, 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 资禀顽钝, 精神亏损, 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 无纵逸欲, 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 期有寸得, 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 而不至佚而生淫。

这里的“日日自苦, 而不至佚而生淫”, 真是曾国藩一生写照。

因为要吃“第一等苦”, 曾国藩终其一生, 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和自己“斗”。比如, 年轻时他到友人家做客, 未能做到“非礼勿视”, 回来便在日记中写道:“是日, 目屡斜视, 真不是人, 耻心丧尽, 更问其他?”有时在内室中与妻子温存私语, 过后又立即警醒, 在日记中写道:“有用之岁月, 半消磨于妻子”, “日中, 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 今又犯之, 可耻, 可恨!”曾国藩十七岁染上烟瘾, 屡戒不能, 及至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时, 仍为“瘾君子”。忽一日, 痛定思痛, 自恨无极:“课续后, 念每日昏锢, 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 誓永不再吃烟, 如再食言, 明神殛之!”从此曾国藩再未吸过一口烟!这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曾国藩三戒”———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用曾国藩的话说, “截断根缘, 誓与血战一番”。与谁“血战一番”呢?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 也就是曾国藩痛下决心终于戒烟的这一年, 是其一生修行的转捩点。这一年, 曾国藩三十二岁, 他在日记中为自己“量身定做”了著名的“日课十二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 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 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 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 静坐四刻, 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 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 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 不看他书。东翻西阅, 徒徇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 大人曰:“尔借钱买书, 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 尔能圈点一遍, 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 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 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 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 节欲, 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 以验积理之多寡, 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 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 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 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 切戒切戒!

———这哪里是“日课”, 分明是“戒律”。

中国历史上, 像曾国藩这样笃信儒家圣贤之道到了宗教境界, 犹如道教徒“首过”、佛教徒“持戒”、基督徒“忏悔”那样, 每时每刻都能与“信仰”对话, 与欲望“血战”, 决不给自己的私心贪欲留任何“后路”, 决不让自己的信念灵魂有片刻“松懈”的人, 不说绝无仅有, 亦可谓“多乎哉?不多也”。就此而言, 曾国藩不唯是一理学家, 他还是一彻头彻尾的儒教徒———不是教徒, 绝无可能臻于此境也。

咸丰七年 (1857) 十二月十四日, 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凡人作一事, 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 不可见异思迁, 做这样想那样, 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 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 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 应留心诗字, 则好涉猎他书, 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 则杂以诗文各集, 以歧其趋。在六部时, 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 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 或读书写字以乱其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短短一段话, 全是对自己的不满、怨尤、悔恨!似乎上天生下一个曾国藩, 就是要他和另一个曾国藩“斗”的。这一斗就是几十年, 斗得毫不留情, 斗得寸土不让, 斗得惊世骇俗。直到临终前夕, 还在斗。同治十年 (1871) 四月日记云:“自省目病之源在肝, 肝病之源则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 在室中反复自讼, 不能治事。”

眼疾本是生理疾患, 曾国藩却“反复自讼”, 以为是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 似此“诛心之论”, 遍布其日记书札, 动心骇听, 时如惊雷。其去世前几天日记云:“自上年定以每日读《资治通鉴》, 随笔录其大事, 以备遗忘。是日以至二百二十卷, 因病辍笔。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 披览大意, 自谓身心一日不能闲也。”

好一个“身心一日不能闲”, 这不是“日日自苦”是什么!曾国藩曾说:“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这大概是他“日日自苦”的理论基础吧。

曾国藩的一生, 就是跟自己“死磕”的一生。他似乎很早就已明白, 他这一辈子, 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很多人把战胜太平天国当作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业, 殊不知, 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别的, 而是最终战胜了他自己!

二、“庸人的楷模”

有人说, 曾国藩是“庸人的楷模”, 因为他家世一般, 资质平庸, 绝非天才, 所以他的成功故事, 对于出身卑微而不能“拼爹”, 或天资有限、唯有勤能补拙的“庸人”而言, 不啻一剂“十全大补”般的苦口良药。

曾国藩能摆脱平庸, 一靠能吃苦, 二靠能耐烦。所谓耐烦, 其实也就是“坚忍”。他曾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 一味忍耐, 徐图自强, 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

曾国藩一生虽屡历险境, 但终能在逆境中奋发, 成就大器, 就是因为这种“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不拔。换言之, 资质驽钝绝不等于平庸, 资质驽钝而又自暴自弃才是“庸人”。“前日记所云‘思诚则神钦’者, 不若云‘耐苦则神钦’, 盖必廉于取而俭于用, 劳于身而困于心, 而后为鬼神所钦伏, 皆耐苦之事也” (庚午十月) 。

“思诚”是“知”, “耐苦”是“行”;将“耐苦”取代“思诚”, 足见曾国藩绝非空谈心性的狂禅派, 而是“事上磨炼”的实干家。

坊间流行一句励志格言:“有志者立长志, 无志者常立志。”以前亦服膺此语, 及读曾国藩, 则发现大谬不然。曾国藩就是一个“立长志”之后又“常立志”的人。且看其道光二十二年 (1842) 他“立志”前后的几则日记:

自戒潮烟以来, 心神彷徨, 几若无主, 遏欲之难, 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 讵有济哉! (壬寅十月)

自立志自新以来, 至今五十余日, 未曾改得一过。此后直须彻底荡涤, 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务使息息静极, 使此生意不息。 (壬寅十一月)

所以须日课者, 以时时省过, 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 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 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立志今年自新, 重起炉冶, 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 暴弃一至于此, 何以为人!何以为子! (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来, 日日颓放, 遂已一月, 志之不立, 一至于此。每观此册, 不知所谓, 可以为人乎!

今年忽忽已过两月, 自新之志, 日以不振, 愈昏愈颓, 以至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醒, 以为自今日始, 当崭然更新, 不终小人之归, 不谓今日云阶招与对弈, 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 奈何? (癸卯三月)

其实, 给自己定了“日课”的曾国藩, 虽每每自责未能改过迁善, 事实上却是行之有效、持之以恒。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诸弟书云:“学问之道无穷, 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 近年略好, 而犹未纯熟。自七月一日起, 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 抄书百字, 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 多则不论。……虽极忙, 亦须了本日功课, 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 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这后一句“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 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不就是通常所说的“今日事今日毕”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可是, 真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礼记·学记》有言:“学然后知不足。”曾国藩一生奉行为己、克己之学, 故常自感不足;至其晚年, 虽功成名就, 众望所归, 依然自视阙然, 感叹自己“一无所成”:“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 应作之文甚多, 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 毫无实际, 愧悔之至!老迈如此, 每日办官事尚不能毕, 安能更著述邪?” (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 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 而德行不修, 尤悔丛集。自顾竟前无湔除改徙之时, 忧愧曷已!” (己巳八月)

打开曾国藩的日记、书札、杂著等文献, 诸如“百无一成”、“一事无成”之类的话俯拾皆是, 触目惊心。而且, 你能分明感受到, 他不是故作谦虚, 而是真的“看不起”自己!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意思是, 人和禽兽的差别就那么一丁点儿。人欲一旦膨胀, 以致泯灭了天理良知, 立马就有可能变为禽兽!曾国藩说得更绝———“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莫问收获, 只问耕耘。”经他这么一说, “禽兽”的可能性无限增大, 除了希圣希贤, 人类简直毫无退路!把两句话连起来看, 似乎在曾国藩心目中, 只要私欲复萌, 贪名好利, 甚至一旦“只问收获, 不问耕耘”, 好逸恶劳, 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 那也就和“禽兽”差不多了。要说曾国藩“看不起自己”, 大概正是那个以“圣贤”为高标的自己, 常常看不起那个偶尔也不免“禽兽”的自己吧。

人活到这个份儿上, 大概是很容易被追求个性、释放欲望的现代人所嗤笑的:“自苦自虐如此, 何苦来哉?”殊不知, 千千万万个“庸人”正是这样“炼成”的, 而曾国藩却只有一个!

三、治兵先治心

读曾国藩, 可能始终无法卒章终卷———至少于我而言是如此。别的不说, 他的那些公文奏章、批牍评点、墓表诔文等, 便非我所深喜。我最爱读的, 是他的家书、诗文、日记以及名联, 觉得最为切己有益。然, 不喜欢的还是要读, 哪怕是浏览, 哪怕是跳读, 也能窥斑知豹, 沿波讨源。不读那些自己不感兴趣却又字字用心、句句诚慤的文字, 就无法真正走进曾国藩。

比如, 蔡锷后来所辑录的这部《曾胡治兵语录》, 不少内容便出自那些奏章公文, 有的写于军中帐下, 有的写于病困无眠, 真能设身处地、悬想逆测一番, 方不辜负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教诲。

或问:曾国藩以一儒者之资, 何以竟能治兵驭将、克敌制胜?窃以为原因有三:

一曰承先人之教。其所撰《台洲墓表》自述其父亲曾麟书“僻在穷乡, 志存军国”, 曾于咸丰二年 (1852) 太平军攻围长沙时, “率乡人修治团练, 戒子弟, 讲阵法, 习技击”。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办团练, 援剿湖北之后, 父亲“初令季子国葆募勇讨贼, 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 东征豫章”。咸丰七年 (1857) , 曾麟书去世;第二年, 曾国华殉难于三河;又四年, 曾国葆病逝于金陵。故曾国藩说, 自己和兄弟所以能克复失地, “虽事有天幸, 然亦赖先人之教, 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曾国藩继承乃父之志, 及至自己用兵, 亦驱遣兄弟上阵。其有自箴名联曰:“有诗书, 有田园, 家风半读半耕, 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 无言责, 时事不闻不问, 只将艰巨付儿曹。”可以说, 湖南湘乡曾氏, 到了曾国藩这一代, 才真正完成了由“乡儒”到“国士”的蜕变。

二曰能克己治心。前已言及, 曾国藩虽自认“愚陋”, 却反对“平庸”, 更反对怠惰与傲慢。他的治兵格言中有一句最为警醒:“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之所以能以文御武, 屡建奇功, 关键在于其能将修身克己之功夫用于治兵打仗之中。其“治心”功夫已见上文, 再看他的“治兵语录”:

带勇之法, 用恩莫如仁, 用威莫如礼。仁者, 即所谓欲立立人, 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 常有望其成立, 望其发达之心, 则人知恩矣。礼者, 即所谓无众寡, 无小大, 无欺慢, 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 尊其瞻视, 俨然人望而畏之, 威而不猛也, 持之以敬, 临之以庄, 无形无声之际, 常有凛然难犯之象, 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 以礼存心。”守是二者, 虽蛮貊之邦可行, 又何兵勇不可治哉? (咸丰六年六月初四日记)

兵者, 阴事也。哀戚之意, 如临亲丧;肃敬之心, 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悦之象。有欢悦之象者, 无论或为和悦, 或为骄盈, 终归败而已矣。

一句话:欲治兵, 先治心。蒋介石正是看到这一点, 才特意在蔡锷辑录的十二章“治兵语录”之外, 又增补《治心》一章, 其中便有曾国藩力克“忮心”、“求心”的自陈:“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 见圣贤教人修身, 千言万语, 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 嫉贤害能, 妒功争宠, 所谓‘怠者不能修, 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 贪利贪名, 怀土怀惠, 所谓‘未得患得, 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 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 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将欲求造福, 先去忮心, 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 先去求心, 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 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 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 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 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 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 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曾国藩所欲克去的“忮心”、“求心”, 正是阳明所谓“心中贼”。此贼人人皆有, 但未必人人能破, 人人欲破。这也是曾国藩不同凡俗的地方。同治六年 (1867) 正月初二, 曾国藩在河南周口致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说: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 可屈可伸, 可行可藏, 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 乃知自己全无本领, 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 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 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 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 发奋自强, 站得住也;达者, 办事圆融, 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 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 从未间断;选将练兵, 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 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 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 尤人则常不能免, 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 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 然后痛下针砭, 必有大进。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从困顿中得来, 曾国藩的“大悟”则从“大悔”中得来。这也是其一生“治心”所得, 故能由内而外, 成己成物。

三曰能知人善任。长期的学问积累和人生经验练就了曾国藩的一双“慧眼”和“法眼”。本书的第二位主人公胡林翼曾说:“曾公素有知人之鉴, 所识拔多贤将。”近人薛福成也说:“曾国藩知人之鉴, 超轶古今, 或邂逅于风尘之中, 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 确然许为异材。”连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也称其“虽不以善战名, 而能识拔贤将, 规划精严, 无间可寻, 大帅如此, 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民国相学家陈公笃则说:“国藩素拘谨, 其才不如胡、左, 而功倍之, 独知人善用, 是其特长。”这些众口一词的评价, 信出真心, 绝非溢美。

和历史上其他豪杰人物貌宽心非、嫉贤妒能不同, 曾国藩是真能礼贤下士、虚己待人, 其奖掖后进、荐举人才, 真正做到了不遗余力, 大公无私。他曾说:“为政之道, 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 慎用, 勤教, 严绳。”并且说到做到。其幕府中有刘蓉与郭嵩焘等高级智囊, 帐下有罗泽南、李续宾、塔齐布、鲍超、刘铭传、彭玉麟等众多名将, 而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亦曾为其所用, 此诸人, 皆为一时之选。论军事指挥能力, 曾国藩并非天才, 起先也吃过不少败仗, 如无知人善任的本事, 又焉能反败为胜, 建立不世功勋?他有副名联曰:“虽贤哲难免过差, 愿诸君谠论忠言, 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 使寮友行修名立, 方尽我心。”

目光如炬, 心胸宽广, 与人为善, 从善如流, 正是曾国藩最具人格魅力之处。他不仅能用将, 还能爱卒, 不仅能爱卒, 尤其能恤民。其所作《得胜歌》、《爱民歌》等军歌朗朗上口, 通俗易懂, 寓教于乐, 深入人心, 真非兼具智、仁、勇“三达德”者莫办。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上罕见的“三不朽”人物, 却一生自处甚卑, 谦逊之至。同治八年 (1869) 八月,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念生平所作事, 错谬甚多, 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 后世将讥议交加, 愧悔无及。”这是他晚年对自己的评价, 简直一无是处, 一代伟人而自讼如此, 细思极令人动容, 今之大言不惭之辈又有何颜面自吹自擂。

1872年3月12日, 曾国藩溘然辞世, 栋梁摧折, 朝野震惊悲痛。百姓巷哭, 绘像祀之;朝廷闻讯, 辍朝三日。左宗棠与曾国藩素有嫌隙, 晚年更是时加轻诋, 闻听噩耗, 亦挥毫写下一副挽联:“知人之明, 谋国之忠, 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 攻错若石, 相期无负平生。”观此可知, 二公不愧“名臣”、“国士”之目也!其门人李鸿章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 薪尽火传, 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 内安外攘, 旷世难逢天下才。”

中国历史上, 常常有一些谜一样的“箭垛式”人物, 集矢一身, 聚讼无已, 是非功过, 扑朔迷离, 任凭后人“嘈嘈切切错杂弹”。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人, 但也屈指可数。有清一代, 人才辈出, 要选出一位最具魅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堪称不二人选。

尽管诉诸“阶级分析”和“政治正确”的历史评价, 对曾国藩其人褒贬不一, 但毋庸置疑的是, 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图谱”中, 曾国藩是自成一格、绝无雷同的独特个案。不仅其人其书值得后世反复阅读, 就连文字背后所传递出来的诸多“滋味”, 也值得我们品咂再三。晚清人杰梁启超对曾国藩佩服有加, 称:“岂惟近代, 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吾国, 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 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 亦终生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 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 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 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 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 不求近效, 铢积寸累, 受之以虚, 将之以勤, 植之以刚, 贞之以恒, 帅之以诚, 勇猛精进, 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 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曾文正公嘉言钞》) 这是典型的“梁氏”文体, 情感难免泛滥, 然要在出诸胸臆, 非一般恭维之词所可比也。

当今之世, 阳明学大行其道, 而曾国藩似乎“热度”稍减。其实, 无论对于修身齐家, 还是治国为政, 甚至对于澄清吏治、砥砺士气而言, 曾国藩无疑有着更为切己、对症的功效。读一读曾国藩, 对于被物欲裹挟着东奔西走、缺乏恒心定力的现代人而言, 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相信也一定会开卷有益。

而这部流传甚广的《曾胡治兵语录》, 向以短小精悍、平易好读著称, 或许可以充当打开曾国藩精神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吧!

选自《书屋》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