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优美而博大精深的历史载体

一、汉字的起源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H.Morgan)在其《古代社会》中曾说过:“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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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仍在通行使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字。如果单从已经相当发达、成熟的殷商甲骨文字算起,汉字迄今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断言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如果连带汉字的原生形态也计算在内,那么汉字产生的年代只会更早。

我们姑且不论唐兰在《古文字导论》中所说的“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的大胆推导,只从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创造出来了。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的发生,都远在夏以前;而起码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就非常发达了。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汉字的起源之早,足以表明我们的民族早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从茹毛饮血、穴处野居的蛮荒状态进入世界文明之林。

二、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中华文明多亏了汉字才得以绵延不断地发展下来。在这漫长悠久的岁月里,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灵光四射,照亮了中华文明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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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

数千年来,从文字图画到图画文字,再到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汉字的形体虽多有变异,但又一脉相承,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

君不见,从传统思想学术上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到古代文史典籍中的楚辞汉赋、二十四史、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哪一样不是用汉字写就?哪一样不是仰仗古今一脉的汉字系统才得以保全?

数千年来,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层峦叠嶂、代有高峰,以其连续性、持久性闻名于世,但能够完整地流传到今天,靠的全是汉字的记录与传承。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光,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母。没有汉字,就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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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雕版印刷品《金刚经》局部(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三、汉字本身的文化意蕴

其实,汉字不仅传承着中华文化,它的形体及其变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而且还是可以映射出中华古代文化诸多信息的文化“化石”。这是由汉字形体的独特性所决定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字草创伊始,莫不以描摹实物的形体轮廓为起点,在其发展的起始阶段大都显示出一定程度同步行进的轨迹,汉字的古今嬗变也走过了一段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相同的历程。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结果却迥然不同,印欧文字最终都演变成拼音文字,文字形体与语词意义之间失去了直接的联系,唯有汉字在沿着特殊轨道前行发展几千年之后仍然保留了初始时期的特质,成为以形表意的独特文字。

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是,它能用自己的独特的形体结构,组建特殊的话语场,其字形符号象形、直观,故而“以形表意”是其根本特征。

比如汉字的“六书”,就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代代相承而构筑的一个造字系统。它以象形为基础,运用抽象的线条去描摹、比附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这就是说,汉字能够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同外部的人与世界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其字形的造型可以同各种事物概念之间形成某种对应及类比的关系。

所以,许多汉字,人们通过观察其形体结构便可直接捕捉到丰富的文化信息。若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分析其字形结构,往往就能“意会”其所指,做到“识而见意”,而无须通过声音的口耳相传,去“听话听音”。汉字的字形既能直接跟人的思想情志彼此沟通、紧密相联,其中蕴藏的信息自然就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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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字形所承载的古代文化信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民们创造文字的智慧,观察到古代中国人在生活劳作、民风习俗、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与思想情趣诸方面留下的历史印记。

甲骨文以前的不去多说,就以甲骨文为例,它所展示的当时的社会画面,表现的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成果,就很值得后人体味。比如“仁”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其形体都作“二人”会意,表明古人心目中的“人”,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无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都是这种“二人”关系,独则无朋,偶则相亲,这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基本准则。“仁”字就是以“二人”相亲来规范人际关系,并纳入到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中。

中华文化对人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根本在于“仁”,要做到“仁”,首先就要相亲相爱。自孔子以来的历代思想家、教育家解释“仁”字,都强调“仁者爱人”,“天下归仁”,一个“仁”字也就成了统治中国人头脑数千年之久的儒学思想的核心。

再如“男”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男字作,是左田右力结构。从小篆开始,男字就变成了上田下力结构。不论何种结构,“田”的外框口代表田间,内横线代表田间的东西向小路,内竖线代表田间的南北向小路。“力”是手臂的象形,表示人在出力。“田”和“力”合起来,表示田间劳作的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系社会里,这在田间劳作的人自然就是主外的男子了。所以,《说文解字》说:“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又如“妇”字,在甲骨文里,妇字作,右旁是女子的形象,左旁是扫帚的形状,合起来表示使用扫帚的女子。在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常常与扫帚打交道的人自然就是主内的女子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所谓“服也”,是说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与家庭中,女子在总体上须服从于男子。

人类社会的演进,大多是由渔猎到畜牧,再由畜牧到农耕。这些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情状,在甲骨文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比如“渔”,甲骨文从鱼、从手、从线,意为用鱼杆钩鱼。“逐”,甲骨文从鹿、从足,意为追逐野兽。“摧”,像人手持木棒击鸟。这些文字反映了先民们在渔猎经济时代的生产、生存方式。“采”,甲骨文像以手摘野果之形,反映了先民以草木的果实根茎作为食物的原始生活。“牧”,甲骨文像手持皮鞭放牧牛羊之形。“牢”,像把牛圈养在栅栏中。“家”,则是把猪豢养在猪圈内。“豢”,像用手喂猪。长期的狩猎生活,使人们逐步熟悉了动物的性情,了解到哪些动物适于豢养,于是人类逐渐过渡到畜牧经济时代。“垦”,甲骨文像用双手把盛在器具中的土倒在地上,表现了先民垦田运土的劳动场景。“畴”,像人手持木棒打碎田里翻起来的土块。“耒”,像耕田用的曲木工具。“种”,甲骨文像人在精心地栽种禾苗。“禾”,甲骨文像顶着长穗的谷子之形。“稷”,像黍子成熟,沉甸甸的谷穗低垂之状。“利”,则像以刀收割禾谷之类的作物。这些文字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农业的耕作已经相当精细。

所以,只要我们从汉字的形体结构入手去分析每个汉字,从形义结合的角度去理解每个汉字,就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人文景观,领悟到每个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奥秘。

总之,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它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视觉符号,而且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文化现象。它是凸显我们中华民族具有高度智慧的一个杰作,是我们中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宝藏。进一步地开发汉字、研究汉字,把它奉献给全人类,是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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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字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的象征

文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汉字作为汉语的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作为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和传媒,在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汉语是世界上一种最为奇特的语言,其方言种类之多,语音差异之大,为世界各大语种所仅见。设若闽南人和东北人以各自的方言交谈,彼此只能是“对牛弹琴”,但如改用汉字笔谈,则相互间又不会有任何窒碍。这在周边国家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国也有同样现象。正是由于汉字符号系统具有这种强大的超方(语)言性,同一概念,尽管在汉语众多的方言里是用不同的音素来表述的,但记录下来的汉字符号却只有一个。

自秦代统一文字以来,讲说各种方言的中国人都认同这个符号,认同这个符号系统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因而,汉字能够被中国不同的方言地区或不同民族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成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书写符号。

我们很难想像,如果古代中国人不用汉字,而是像古罗马人那样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其后果将会怎样?有位上一世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斯(S.Wells Williams)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他说,一旦废止汉字,用字母来拼写汉语方言,那么中华帝国就会不复存在,中国就会分裂成许多小国。

正如傅东华1940年在《书同文考》中所指出的,秦朝“同文之举,正所以继往开来,而首定我中华民族二千年来,文化政治统一之基础,其功不在禹下”。冰心也说过,中华民族始终是统一的,汉字的凝聚力居功至伟。

五、汉字的书法

汉字独特的结构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独领风骚的书法、书画、诗词歌赋文皆源于汉字。反之又促进汉字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 ;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2008年6月选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人历来都视诗、书、画为一家,或曰诗、书、画同源。以往,中国人写诗、作文用毛笔,书法、画画用毛笔,理所当然就是一家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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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能集中体现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文化修养等总体素质。无论是单字成幅或多字组合成幅,对于运笔的力度,起、承、转、合、收笔等技术的掌握配合,都必须适宜得当,恰到好处。如甲骨文要古朴,篆书要富有钟、鼎、籀之神韵,隶书要具秦、汉、魏诸碑之精华﹔楷书,须含魏、晋苍松古柏之雄劲与俊美﹔行书与草书,要自然潇洒,飘逸秀丽,引发和给人以观赏的乐趣。

历朝历代都涌现著名书法家、书法作品。

秦汉

李斯、张芝、篆书、汉隶、皇象、蔡邕、石门颂、乙瑛碑、曹全碑、张迁碑、鲜于璜碑、秦诏量铭文、莱子侯刻石、天发神谶碑、阳陵虎符

两晋

王羲之、王献之、钟繇、索靖、王珣、陆机

南北朝

泰山经石峪、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敦煌书法、元怀墓志、元晖墓志

隋唐五代

冯承素、张旭、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孙过庭、李阳冰、贺知章、怀素、李邕、智永、徐浩、柳公权、杨凝式、董美人墓志

宋辽金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佶、蔡京、朱熹、欧阳修、李建中、林逋、薛绍彭、张即之、吴琚、白玉蟾

元代

赵孟頫、鲜于枢、康里巎巎、欧阳玄、危素、虞集、赵期颐、倪瓒、饶介、张雨、杨维桢、邓文原

明代

董其昌、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陈淳、王宠、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徐渭、张瑞图

清代

傅山、金农、邓石如、蒲华、黄慎、郑簠、石涛、赵之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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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

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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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六、汉语拼音与汉字拉丁化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

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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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任务作了明确界定,指出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文字拉丁化”一度甚嚣尘上。

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由此终止了“汉字拉丁化”。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普通话的音标,不是字母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已经完全放弃拉丁化字母文字方案,汉语拼音仅仅用于语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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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汉字的简化

它包括减省汉字笔画、减少汉字字数两种含义。前者指把笔画繁复的字,变成笔画少的字;后者指一个字原来可能有几种写法,包括正体、俗体、异体等,经过简化后,确定一个为正体,其余均废除。被简化了的汉字称为简化字。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简体字,也就是说,汉字简化工作和简化字,从中国殷商时代就开始了。以后几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做了汉字简化工作,都产生过相应的简化字 。如 ,从六国文字到秦统一后的小篆,秦始皇下令的“书同文”,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由官方做的汉字简化工作,小篆对六国文字说来,就是规范字、简化字。以后从小篆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每一次书体变革,都是一次汉字简化工作。楷书定型以后,还有对楷体字的正体、俗体、讹体的甄别工作。

现代汉字简化工作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钱玄同、陆基、黎锦熙等人做了很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同时废止1977年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化字总表》所列简化字是通行汉字的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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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玄同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1、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参见方舟子《字源和汉字简化》一文)。

2、草书楷化。如“专”、“东”、“汤”、“乐”、“当”、“买”、“农”、“孙”、“为”等。

3、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4、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5、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运”、“远”、“扰”、“犹”、“惊”、“护”等。

6、保留原字轮廓。比如“龟”、“虑”、“爱”等。

7、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八、汉字的生命力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崛起,人类社会进入以“知识爆炸”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在全世界新的经济形势下,在新的技术革命中,信息和信息处理技术对于经济建设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能否利用电子计算机实现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无疑是这个泱泱大国能否跟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之一。

面对时代的挑战,汉字的命运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信息存贮量大大提高,软、硬件设备都出现了划时代的更新和改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给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展现了美好的前景,带来了新的希望。

80年代中期以后,在王选、王永民等一大批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汉字的信息化技术日新月异,取得了重大突破。王码五笔字形、北大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清华文通汉字识别技术的相继问世,使计算机对汉字的输入、编辑以及储存、输出、传输等项工作得以完全实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避免了再一次的“文字拉丁化”的危机,其丰功伟绩不亚于四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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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电子计算机终于理解并接受了古老的汉字,汉字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迄今为止,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不但进入了现代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还能进行古文字的信息处理。事实证明,汉字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完全能够应对时代的挑战,承担起我国未来信息社会的新使命。

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球语言监督机构" 发布报告称,自1994年以来加入英语的新词汇中,"中文借用词"数量独占鳌头,以5%-20%的比例超过任何其他语言来源。该机构主席帕亚克表示:"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文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比英语国家还大。"

由汉语拼音而来的新词纷纷进入英语词汇系统。例如:“tuhao(土豪)”有望携手“dama(大妈)”以单词形式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这则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牛津英语词典》中有二百余个包含中文渊源的词汇。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汉语借词已经在英语词汇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英语开放度高,包容性强,借词庞杂;第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必然推动各种语言间的词语借用;第三,汉语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英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归根到底,汉语词汇的大量"出口",其深层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和关注度的提高。

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语是汉英两种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来自汉语的英语词语及表达方式必然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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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字,古老而精深,历久而弥新。当然,演化至今的方块汉字它既不是象形文字,也不是字母文字,它应该是第三种文字。它是一座见证中华文明,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丰碑,是一个超越时空、生生不息、青春永驻的文化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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