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 历史保鲜行为:《诗经》

“经典常读常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与特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认识与感悟。” 2019年4月,中华书局

“经典常读常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与特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认识与感悟。”

2019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读<诗经>》(详情可点击)以新颖的讨论与关照重新感悟了《诗经》。本期将该书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的文字分享给大家,以期带领读者朋友们走近《诗经》的细处与深部。

作家张炜

在许多人眼里,《诗经》庶几可以看成一部档案史料。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寻求历史隐秘,当作一部具体而生动的史书,其褶缝里大可探究和挖掘。这种“史”的功用价值在缺少文字记录的远古尤其得到了凸显。那时候没有或很少专门的记述者,没有后来的宫廷史官,却由更多的人分担了这一角色,比较起来他们要自由得多,也随意得多。这些任由心性的记录者没有专门职务的羁绊,没那么多庄重性和严肃性,只是尽情快意,咏唱生活和情感,如衣食住行、祈愿、倾诉等。特别是《国风》,简直就是一部色彩斑驳的野史,一部分内容荒诞不经,更多属于饮食男女的欲求,而较少经国大事。要探究人类生活的本源,实际上辽阔丰赡和自由生动更应该是史书的特征,只是到了后来,“史”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属体制的文体,形制上才变得愈加规范,面貌更为僵化,所以越是展看近代史书,越是觉得无趣无味。而司马迁开辟的《史记》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风貌。人们只知把司马迁的“史笔”作为生动传神的典范,却不知道有《诗经》这样的咏唱之“史”在更前面,它已经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诗经》的生动记录不仅是抒情叙事,状描万千风物,而且还是韵文,是音乐曲调下的歌咏和浩叹,是一部唱出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实在是一场宏大的有声有色的“记事”。

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叙,其文风的滞重和拘谨是逐渐形成的。如果几千年前没有设立专业史官的职责,没有他们的著述,那么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文笔狭窄和刻板一律。“诗三百”的源头当然更为广阔,篇什一定极为繁多,哪里是这样的数字可以囊括。可以想见,这会是从无数的民间咏唱中择取的,比如《风》。整部诗经中的专业诗人不多,有一些大概属于宫中官人撰写。最多的作者还是在民间,民众把日常所见所记所思唱出来,是劳动或忙碌的间隙中产生的。这些咏唱有的是自然生发的即兴内容,有的也可能遵循了固有的调式,并应用于专门的场合。这些歌咏如果一开始并不囿于严格规定的曲调之下,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就被固定下来,这个过程是从民间到官家,或直到最后也各自行事,朝野各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

但最终作为一种范式的确立,官家肯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这些人更擅长规范和总结,把芜杂理顺的同时也删除了千姿百态,也在直到最后也仍然没有使这些篇目变得整齐划一。《诗经》最生动撩情的还是歌唱,由于富有韵律,唱出的一切朗朗上口,也就易于传播和记忆。作为一部可以传唱的史料,无论如何还是最有可能保存在民间的,所以《诗经》虽然是产生于少文无纸的远古,经历了漫漫时光的磨损,最后还是保留了几百篇之多,即使是秦代的大火也无法将其烧尽和毁灭。

《诗经》里记载的典章礼法、风物人事,还有一些涉及氏族迁徙、国家缔造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都是极为宝贵的。作为“史书”,它虽然自由顽皮到不可救药,但因为绝少其他文字可以代替,也就不得不倍加珍视。数千年里要研究历史几乎都离不开“诗三百”,形成了所谓的“以诗正史”。它的叙述方式和意图主要在于记事,有时还会忘情地直抒胸意。这就决定了它的风貌与品性不是后来的史书文笔那么直接和简明,没有直奔主题和目的。它时而旁逸斜出,生动浪漫,心情开敞,常常是一吐为快。这就对后世的记录文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都多少具备它的性格。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鲁迅先生夸赞司马迁的话,他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再次将“诗”与“史”连到了一起。

我们记述历史的专门著作是渐渐才变得无趣的,越是到后来越是如此:不仅没有韵律,还艰涩干瘪,令人难以卒读。史章的文字仿佛变得愈加简明和严谨,绝无丰腴可言,早就失去了司马迁笔下的那种生气伶俐。于是我们眼中的史书常常是大而无当之物,这期间没有鲜活的个体,没有人性的决定力和转折关系,仿佛历史只是一个机械的组合体,是神秘而又僵硬的一次次偶然,是人人无可奈何的既成事实。这些厚笨的篇章里没有人性的温度,没有传神的细节,没有鲜活的生命,有的只是物质化的强硬拼接与堆砌。文字溲干,没有汁水,神情麻木,缺少喜怒哀乐等情感刻记,没有生动丰盈的局部。这样的史笔记录的只能是一些非人的生活和虚假的场景,岁月成为枯燥数字的累加,是无意义、无记忆价值的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史书不可能是信史。

在现代某些人那里,如果说史书一定要继承《诗经》的传统,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戏言,一种偏执的观点。他们早就忘记了那部原典的另一个重要功用即史的价值。某些人即便承认这种价值,大概也会敷衍说那是缺文少字的上古造成的偶然。但问题是,我们却会在这种“偶然”中找到最为丰富和真实的储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那个时代君子与劳民的生活、具体情状和风俗习惯,更有一些历史关节。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反过来也加重了“经”的性质。也许由此,人们会忘记《诗》的绝大部分,其产生的初衷恰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专注于考察其中的史实,从大事到小事,从君王到奴隶。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几篇可以称之为“史诗”的文字,如《公刘》《生民》诸篇。

这些篇章也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而依旧是尽情的咏唱,内容只是抒发的材料,人的情感借此攀援而上,直到一些相当冲动的场景描述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著史?今天的人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因为他们早就被逐渐形成的模式给框定,不会认可《诗》的传统和情怀,不会觉得那种随意和烂漫的抒情文字也能步入“史”的正殿。其实他们已经忘记,《诗》早就无可争议地端居于这个崇高的位置上,它已经是“六经”之首,是“三坟五典”失传之后最可依赖的文字,不仅是中国诗歌之源头,更是“史”之源头。抽掉其“史”的功能和功用,其“经”的地位便会变得孱弱。这种“史”不仅是信史,而且是足以效法的尺度,是言说先人道德行为的丰富宝藏,经历了数代人的传唱、选择和充实,今天已变得不可撼动,不可摧折。

在几千年的时光中,一些不安分的文人极尽推敲穿凿之能事,试图提出自己的质疑,然而或者无能为力,或者耽于中途。总之无法做出更动或确立,原因是难以超越。经过了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圣大哲的解释,这三百篇更加屹立于民族文明的滔滔巨流之中。对于那段历史,没有可替代的篇章,没有其他更丰富详实的文字,也就没有几千年传唱叹赏中滋生的万千思绪。它被后来者,被一代代的精神所簇拥。以诗写就的历史就存于此,它留下了不绝的余音、无边无际的蔓延。

仅就历史的书写而言,仍然是“诗与帝国对立”。整齐划一的人生观、历史观、社会观,在《诗经》中是缺少的。当年的庙堂定制者肯定会有再度规范的企图,但还是失败了,或者是不得不放弃。那是人类之初的原始时期,大自然的教导力依然强大,所以留传下来的是多极多义与多姿多彩的交响合奏,是多声部,是合唱和独唱相互辉映的历史华章。只要充满了个性,就有鲜活和灵动;有个体的存在,就有千姿百态;个性毕露的历史细节将在诗性书写中得到保存,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总体而言,《诗经》是集三百篇于一体的、伟大的历史保鲜行为。

摘自《读<诗经>》,中华书局2019年4月版。插图选自《诗经名物图解》,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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