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思郁/文

一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歌《准备》中写道：“又经过一年的准备时间/明天我要坐下写作伟大的作品/二十世纪将出现其中，真实不掺假/太阳将要升起，照耀义人和不义之人/春天和秋天依次往来，丝毫不爽/画眉在潮湿的灌木丛筑造巢穴/狐狸即将学会狐狸的记忆。”这首诗的前两节描述了一位写作者信心满满地写作“伟大作品”之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这部作品要涵盖二十世纪真实的历史，有大军奔驰穿过冰天雪地的荒原，有坦克开进集中营的画面，他会在作品中揭露真相。但是到了诗歌的第三节，写作者突然意识到了他永远写不出这样描述大历史的作品，他的脑中只有这样的一幅画面“母亲的劳累/思考女人生出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蜷缩成一团，保护头部/因为加重的皮靴猛踢；身上着火、奔跑/他燃烧发出亮光：推土机把他推进巨大的泥坑/她的孩子。/抱着玩具熊。孕育在极乐中。”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受限于个人的记忆，如果没有这些源自个人私密的经验，历史只能是空洞的历史。对真实的热情追求是米沃什对诗歌的定义。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我还是学不会妥帖叙事，平心静气/愤怒和恻隐，都妨碍风格的均衡”。

大多数写作者在写作之前都会预设自己的写作主题，但在想写的主题与能写的主题之间，是各种艰难的沉思，长时间的静默，甚至绝望到把自己交出去，交给所谓的神秘主义的缪斯来掌握。具体到米沃什的这首诗歌来说，更复杂的意义在于，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不但决定了我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还决定了我们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而米沃什总是会选择某种更为艰难，也是更忠实自我的生活。

二

二战前，米沃什只是一个出版过两本诗集的年轻诗人，战争期间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和华沙起义，目睹过大屠杀。波兰在战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米沃什成为了新政权里的一份子，作为外交大使馆的文化专员，他先后在驻美和驻法大使馆工作。1951年，他主动选择了跟自己的国家决裂，成为了一名在法国的流亡者。在法国，他目睹了法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政权的迷恋，开始写作《被禁锢的头脑》。在法国生活将近十年后，1960年米沃什前往美国，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聘请，成为了一名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十年后加入美国国籍。

米沃什与同为流亡者的布罗茨基不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后来在美国，他都坚持使用波兰语写作。这导致大部分人在他1980年获得诺奖之之前，对其在诗歌上的成就一无所知。在他的家乡波兰更是如此，他的作品一直都被禁，大部分波兰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位诗人的名字。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曾经回忆，在七十年代的大学里，他为了能读到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需要院长的特别许可，才能在图书馆的一间阅览室里阅读它们，而且决不能带出这个房间。在波兰，如果看到米沃什的名字出现在某印刷品里，也常常伴随着字样“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扎加耶夫斯基感叹说，可怜的波兰共和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敌人！

这就是米沃什流亡期间的真实境况，无论在哪里，他几乎都是默默无名，大部分人都会把他当成一个政治评论家和散文作家，写过一本《被禁锢的头脑》，往往被左派人士看作是西方的奴仆。在他所在的大学，他以讲授陀思妥耶夫斯基闻名，以另外一位波兰语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诗集译者为诗歌界熟知，他还翻译过西蒙娜·薇依的宗教作品。他第一本翻译成英文的诗集1973年才出版，直到此时，他的很多同事才知道，身边的这位文学教授，原来还是一位技法精湛诗艺高超的诗人。

三

在《站在人生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中，有一篇《道德家阿尔法》，是米沃什早年的经典之作《被禁锢的头脑》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一位名叫阿尔法的天主教小说家，他年轻时着迷于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魅力，随后经过了战争和大屠杀的洗礼，又重新被新政权接纳，经过了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之后，成为了歌颂苏维埃新政权，深谙体制红利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米沃什并未用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位同行，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对我来说，过于严厉地去谴责阿尔法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了同样一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当我们看到被夷为废墟的华沙的一瞬间，当我们看到监狱囚犯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写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而不是部分，否则我不能去写。我同样感到，纳粹占领期间在华沙发生的那些事件，用每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都是可以的，唯独不能采用虚构的小说形式”。

如果说表达这种苦难，小说不合适，诗歌是否合适？我们当然需要揭露历史留下的真实问题，需要用文学形式来表达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表达的时候，同时也饱受折磨，因为他不想成为“专业的哀悼人”，不想成为贩卖苦难的艺术家，让沉重的记忆变成消费主义的景观，米沃什的诗歌中很少有涉及到波兰的大屠杀就是因此之故。这种矛盾的心结，一直困扰他的写作，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都有所提及，比如在多年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他还强调这个问题：“现实需要被命名，需要形诸文字，却不可承受。若是触及现实，凑近现实，诗人的口恐怕连约伯的抱怨都发不出：与行动相比，艺术一无是处。不过，要想掌握现实的原貌，要想保持它固有的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交缠，惟一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翱翔于现实之上。可是，这种做法却又像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了。”

《站在人生这边》中，米沃什讲到二战时期的经历对他的诗歌写作造成的影响，并且提到了如何处理这种战时的现实经验。他说，在战争中，诗歌是地下文学的主要体裁，因为一页纸就足以容纳一首诗，诗歌可以用口头歌唱的方式传播，以地下出版物的方式流传。当时出现了很多记录大屠杀的诗歌，但是，“除了极少数之外，这些诗虽然幸存下来，其作者却死去了”。出于对死难者的尊敬，我们不免要问，是否有一种完美的诗歌形式，比那些仅仅限于描写事实层面的诗歌更适合作为纪念碑？这里延续了我们在开篇提到了“伟大作品”的写作是否可能。对诗人来说，我们要警惕这样仅仅为了描述残酷现实的一切写作，因为现实已经被战争解构了，语言面对发生的残酷现实也会软弱无力，“因为语言是一块布料，所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衣服都是从那里剪裁出来的”。如果想要用一种适宜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我们首先要先处理何为“现实”。米沃什把现实分为了两个层面：较高层面的是“包括所有形成文化的东西，即教堂、学校、大学、哲学教条、政府体系”，第二个层面是较低的层面，是“最实在的生活。人们去杂货店，使用一只碟、一支汤匙、一支餐叉，坐在椅上，开门关门，而不管’上面’发生什么事。”诗人只能处理这种较低层面的现实，战争摧毁了一切东西，文化层面上的现实早已崩塌和解体，只有这种较低层面的现实最为持久，因此诗人“在最耐久的东西中寻找帮助，因为最耐久的东西即是最基本和最微不足道的，因而可以在国家和帝国的废墟中生长”。

四

在米沃什看来，诗歌绝非单纯的唯美主义，在最重要的情况，诗歌是对人类在宇宙位置的探寻，这就涉及到了宗教中的善与恶问题。在米沃什的诗歌中总是在不断追问一个问题：一个好的上帝，怎么会让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的邪恶？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我们不可能通过哲学和诗歌为神辩护。米沃什翻译和看重薇依的著作，正是想表明，在我们这个被各种势力撕裂成碎片的世界上，还存在着虔诚而专注的真理追求者，正如米沃什所言“也许她正是为此而活。她的才智，她的风格精确，无非是一种非常高度的注意力，注意人类的苦难”。

在米沃什的另外一篇文章《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中，他对自己的写作生涯进行了反省，但是这种反省最先从他的宗教经验开始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宗教已经日益被赶紧了私人的角落，科学的真理代替了宗教的真理，信仰遭到削弱，但是我们并没有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的心灵依然迷茫无措，无处安放。诗歌也许不能成为新的宗教，代表不了人们的信仰，但是诗歌可以抚慰心灵，前提是把诗歌从纯诗和各种矫揉造作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借用奥登的说法，诗歌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让人愉悦、悲伤、不安、发笑，它能表达每一种情感层次，描写每一种可以设想的事件，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能把供精英阅读的围墙打开一道门，我们可以把诗歌引向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