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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曾在其著作中称，引领创新的是金融，决定创新的是教育。

金融为创新提供燃料，而且越是高精尖的创新，往往越耗费资金。以备近期受国人关注的芯片为例，据媒体报道，英特尔、高通、三星等国际巨头，每家公司每年在芯片研发经费都是几百上千亿人民币。

“如何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长期的资本。”5月25日，宜信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唐宁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科技创新与传统金融有很大的不匹配性，科创企业需要长期资金支持，但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风险高且缺少实物资产做抵押，但资本市场可以帮助科技创新，在大力推动直接投融资方面在提供长期的钱、耐心的钱方面起到根本性的助力。

这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阎庆民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阎庆民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大变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复杂严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稳增长、防风险的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应该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并提出应大力发展新金融，尤其是发展私募股权的创投资金等。

“新金融可以帮助科技型企业解决资本的困难。”阎庆民表示，从2017年8月份到今年4月份，整个私募股权的创投资金大概9万多亿，如果加上私募证券基金大概2万亿左右，以及一万多亿的非标资产管理，加起来在13万亿左右。再加上公募基金等资金，大致将有50亿。

近年，中国的创投基金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共募集完成基金858支，总规模1116.35亿美元。

随着政府不断鼓励和呼吁经济发展变化，对于各种新兴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加大流扶持力度，投资机构对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无论是投资数量还是投资金额都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2018年投资机构最为关注前三位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及人工智能，投资数量占比为18.9%、16.4%和11.8%，另外先进制造紧随其后，占比为11.2%。

过去三年，随着国家财政支出方式转变和VC/PE行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已经成为人民币基金LP的中坚力量。投中研究院调研结果显示，超过80%的引导基金其财政资金实际放大倍数大于4倍，其中放大倍数大于5倍的占50%，放大倍数介于4到5倍之间的约占33.33%，另外放大倍数小于4倍的低于17%。政府引导基金可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带动社会资本。

虽然创投机构正为中国创新企业提供资金、管理等多方面帮助，但仍需为中国创新提供更多资源。

“在打造创新创业创投生态体系方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唐宁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缺失是天使投资人群体。在美国活跃着几十万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跟机构投资人非常不同的是，机构投资人以财务回报为唯一主要诉求，而天使投资人则有多元的诉求，他们不以财务回报为唯一主要诉求，作为40多岁、50岁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和公司高管非常愿意帮助年轻一代更好的发展，也有好为人师的需求，更有把所知所学分享给年轻人的需求，这些将可以帮助初创企业度过死亡谷最艰难的前两三年。

在创新创业领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死亡谷”说法。一项高科技的创新从研究到开发、技术转让和产品上市，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最后还要通过商业化检验，才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但是有很多的发明创造在很早期就已经“死掉”。

“长期资本的对接，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市场化母基金。”唐宁称，很多创投基金特别是人民币创投在过去几年面临的最大痛点不是可投资企业机会少，而是很难充分获得长期，尤其是十年以上的钱。在传统经济中成功的企业家希望投资于新经济中的头部企业，但担心风险太高，而母基金一方面可以将传统经济创造的财富集合起来，再把基金投给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顶级创投基金。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新经济成长起来后，这些企业成为所在行业的头部机构，传统经济企业家们、母基金的投资人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传统经济中的高净值、超高净值人士就可以风险分散的与专业机构合作，去拥抱新经济，做数字经济的赢家。

然而，目前国内母基金规模并不大。据投中研究院发布于2018年9月的《2018中国母基金白皮书》显示，截至2017年，国内母基金整体规模预计1814亿元，数量103支，大部分开始募集的母基金都未能募集完成。随着资本市场募资难现象出现，母基金也受到影响，预计国内母基金可用资金量不足1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