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7年11月出生于上海松江。1942年，不满16岁的我成为南京路上新新公司罐头部的一名员工。新新公司是旧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自行设计、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后改称“凯旋电台”。上海解放前，我参加过1946年的“六二三”反内战示威大游行，亲历1947年的“二九”血案。1949年4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新公司“凯旋电台”所在地

1947年2月9日，上海地下党职委领导百货业职工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当天上午，未到开会时间，可容纳四五百人的会场已被人挤满。郭沫若、邓初民等应邀做好演讲准备，提前来到劝工大楼。大会尚未开始，一批特务、暴徒拿着伪造的请柬，冒充各产业工会代表混入会场。他们掀翻签到桌，抽出袖笼里的木棒铁棍砸断长条椅，把木凳砸向主席台，会场顿时一片狼藉。

另一批两百多人预先埋伏在劝工大楼的楼梯上、大门口和附近的马路上的暴徒也纷纷动起手来，手持榔头、铁尺，见人就打，见物就毁，还抓起椅子脚、痰盂、茶杯向职工头上、身上乱掷乱打。赤手空拳的职工、工会领导和暴徒们扭打在一起。一些职工手挽手组成人墙，阻挡冲向主席台的打手，与手持凶器者对垒。有的同志头部流血，有的眼睛被打肿，有的手脚受伤，但没有一人后退。

郭沫若、邓初民在工会干部保护下，从劝工大楼脱险出来。当暴徒退出会场，我走下楼刚出大门口，就被特务们一阵拳打脚踢。我腰部受了重伤，躺了十几天。而让我至今仍无法忘怀的是，永安公司的职工梁仁达怒斥这群暴徒，被从三楼拖拽至一楼，一路拖一路打，楼梯上留下斑斑血迹。当天下午，年仅30岁的梁仁达因伤势过重而不幸牺牲，身后留下怀孕5个月的妻子。

1949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公司地下党支部召开支委会，接到了控制“凯旋电台”并学会使用电台的命令，准备在迎接上海解放时发挥作用。当时我担任新新公司人民保安队大队长。

新新公司人民保安队合影

5月24日的夜里，城市上空已经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第二天凌晨，解放军进入了南京路。隐蔽在外的支部组织委员张啸峰匆匆赶来，他解开一个小纸包，取出了一叠印着“人民保安队”字样的红字白底布制臂章，又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又小又薄的打字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欢迎解放军的歌词《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赶紧将上海解放的喜讯向上海市民广播！

杨俊近照

上海解放后，我先后在当时的嵩山和邑庙区委统战部、小北门街道、小东门街道、豫园街道工作。1987年离休后，我继续为党工作，曾任离休党支部书记15年，在市老干部大学政治经济班坚持学习了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我运用自己革命经历，为年轻党员上党课。我还担任政治讲师团的讲师，经常到学校、少年宫、机关街道里弄社区去宣讲，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至今已作了50多次报告，听讲者达1万多人次。

虽然我已经92岁了，但在有生之年仍要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离休不离岗，争当党的政策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