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跃春

近日，友人从加拿大回国探亲，跟我谈起了他身边的一件事：一个中国高中毕业生以留学的名义到了多伦多。没多久，他就购置了三辆高级轿车，驰骋街头。他还先后购买了十几把猎枪，均价格不菲。他喜欢吃饺子，专门定制一加元一个的水饺。但是对上学他没有丝毫兴趣，每天与电子游戏相伴。他的经济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向父母伸手。而在当地，开豪车、住豪宅的所谓中国“留学生”不是个别存在。友人说，这些孩子与改革开放之初，奔赴异国他乡求学的学子一心追求学业完全不同。不思进取，坐享其成，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五四运动的一员猛将，刘半农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赴欧洲进修。在与北大学生道别时，他叮嘱莘莘学子：“我们都知道人类工作的交易，是造成世界的元素。所以我们生长于世界之中，每人都应当做一份的工。这做工，就是人类的天赋的职任……我们有什么特权可以不耕而食？我们有什么特权可以不织而衣？岂不要受良心的裁判么？这便叫做职任……希望中国的民族不要落到人类的水平线下去，希望世界的文化史上，不要把中国除名。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一步？——还要归结到我们的职任。”

刘半农在提醒我们，世界上本没有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美事儿，每个人都要劳作。

唐朝有一位百丈怀海禅师，以制定“百丈清规”闻名于世。他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终生践行，真正做到了一面修行，一面劳作。年岁大了，弟子们十分心疼他。有一次有弟子把他的农作工具藏了起来。禅师因为没有找到工具，便没能劳作，于是，禅师那一天真的水米没打牙，坚持不吃东西。

用辛勤劳动的付出，换取应得的收获，这是天经地义的。

李公朴曾经说：认识这时代的伟大之处，不是因此让我们自满自足，坐待新世界的到来。相反的，他使我们千百倍地警惕起来，认清我们的重大责任，加紧努力……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曾经发表演讲，他建议：学生们每天要做好“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在说到第三问时，他强调要“站岗位”。各人所负的责任不同，各人有各人的岗位，各人应该站在各人自己的岗位上，守牢自己的岗位，在本岗位上努力，把本岗位的职务做好，这是尽责任的第一步。

自食其力，做好本职，这只是对一个社会人的基础要求。实际上，古今中外无不鼓励人对社会对国家做出更多贡献。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的作用。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矢志不渝，奋斗终生，甘于奉献，不求名利的奋斗者层出不穷。

1935年5月27日，22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敌军猛烈的阻击下，把生命置之度外，强行夺过泸定桥。当时敌方已将铁索上的木板拆光烧尽，22位勇士沿着铁索链强行突破，拿下了对方的桥头堡，为大部队渡过大渡河，创造了决定性条件。但是，八十多年过去了，只有五名勇士留下了姓名，其他人至今都没有姓名记载，成了无名英雄。

两弹研制成功后，许多人认为，研发队伍应该获得重奖。当钱学森被问及此事时，他非常平静地说，他得到了十元奖金。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家给了一万元奖金，所有参试人员，按不同档次领取了这笔奖金。钱学森说他是一等奖。两弹研发功勋科学家邓稼先，也曾向人证实，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他各得了十元奖金。

实现人生价值，坚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的信念，要具备过硬的本领。真才实学，来不得半点投机和取巧。狄更斯说，我绝不相信任何先天的和后天的才能可以无需坚定的长期苦干品质而得到成功。

作家浩然在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我没有虚掷大好的时光。从1949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7年间，我没睡过一次午觉，除特殊情况外，每个夜晚时间不是用来写就是用来读，从未在12点以前上过床。写《艳阳天》以前发表的近100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都是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写出来的。”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87岁时有一次和复旦大学学生座谈。他说，进这个学校的大门，一方面要有荣誉感，同时也要有责任感，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好好学习，为国家服务。任何一个人没有理想不行。我是一级教授，在日本可拿到不少钱。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去？我有理想，一生就为振兴中华的理想奋斗，否则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这几年生活好起来，我当了官，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据说是国家领导人了。去年叫我去庐山和北戴河，我没去，我到现在庐山、北戴河和黄山都未去过，一是怕玩儿，二是没有空。全国人民都在辛苦工作，我为什么要去那里休息？我不知道享受，工作就是享受，我闲不住。

鲁迅早在1927年就曾经告诫：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

对当代青年来说，这话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