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底懂不懂军事?

原创-NO.1178 作者:任逸飞  审核:喵大大     编排:杜大大 蒋介石一生引以为傲的是他的

原创-NO.1178

作者:任逸飞

 审核:喵大大     编排:杜大大

蒋介石一生引以为傲的是他的军人身份。不过,说来有些尴尬,他人生最大的对手从没有上过一天军校,却在军事较量中让他输得一败涂地。

许多人进而质疑蒋介石的军事能力,觉得他不懂领兵打仗才让国民党输掉了大决战。

事实上,蒋介石在青年时代曾留日学习军事,但振武学校毕竟是一个速成性质的学校,传授的都是些基础性的知识,之后蒋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学业中断,也丧失了继续修习军事理论的机会,因而他余生对于军事学的研究主要是依靠自学。

实际上,蒋介石一生都花费大量精力研读各种军事著作,这其中他尤其着重于阅读中国的传统兵法典籍。那么,蒋介石最喜欢看的兵书都有哪些?他从这些书中挖掘出了哪些重要思想?而这些书又如何左右了蒋介石的成败呢?

一、蒋介石最推崇哪些兵书?

1.《孙子兵法》

说起蒋介石一生中阅读次数最多,也最有心得的兵书,那自非《孙子兵法》莫属了。

有学者曾经做过粗略统计,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提到孙子或是《孙子兵法》的地方就有85处,仅次于孔子、孟子和曾国藩,位列第四,可见这部书在蒋心中的位置。

蒋介石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高度评价《孙子兵法》,认为“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要推《孙子兵法》为最精微”。

1929年1月12日的一次精神讲话中,蒋介石谈道:“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孙武兵法》,为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

全书共约六千余字,分为十三篇,从宏观战略、战前准备、战场机动、地形研判等多个层面,探讨了战争中所应注意的关键问题,并且总结出了若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军事规律。

《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大,被后世目为“兵学圣典”,成为了治军者皆需常加研读的书籍。

▲《标题武经七书全文·孙子兵法》(清顺治18年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蒋介石接触《孙子兵法》的时间颇早。根据《蒋中正总统五记·学记》的记载,1905年,19岁的蒋介石前往宁波,于箭金学堂跟随顾清廉先生读经史典籍,“顾先生察公器识不凡,于常所教者,令定程观讲外,又命读孙武子兵法,并勗之渡海游学异邦,以求新知。”

不久后,青年蒋介石果然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这与他在顾清廉处读《孙子兵法》所受启迪当不无关系。

蒋介石在革命阵营中是以军旅起家的,孙中山对其所下的评语是:“勇敢、诚笃、知兵事”,对于《孙子兵法》这样一部极为重要的传统兵书,蒋介石在行军作战时不免要反复钻研。

1925年2月,他率新编组的黄埔学生军东征陈炯明,“攻战稍暇,辄研读孙子”,3月27日《日记》称:“下午看《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

此后,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不断攀升,最终成为国民党乃至中国的最高领袖,可即便如此,他还是频繁阅读《孙子兵法》。

尤其是在1930年代,面对国民党内此起彼伏的派系斗争,以及地方实力派、中共和日本的持续挑战,蒋介石似乎迫切希望能在先哲留下的经典里汲取一些治军治国的经验,因而这段时期《日记》中有关其阅读《孙子兵法》的记录特别多。

1931年7月2日《日记》称:“船中看《孙子》完,甚觉有益。”1935年3月10日《日记》称:“以船迎夫人到重庆,在船中看《孙子》。”同年3月16日《日记》称:“本日看完《孙子》与《孙吴兵略问答》,其言九地战术,皆以设伏隐庐山出其不意为主者,甚矣。”

西安事变前几日,蒋介石仍在看《孙子兵法》,1936年12月4日《日记》称:“车中看《孙子》十篇,批阅文件。”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再度拾起《孙子兵法》。1937年9月14日《日记》称:“本日敌机来袭······读经时,看《孙子》照常未停也。”

到了1938年5月25日,《日记》中又称:“12日到郑州,连日温读《孙子》,至是日读完。”从“温读”二字可以看出他读《孙子兵法》的遍数已经相当之多了。

▲1935年,蒋介石在办公室中阅览地图

蒋介石对《孙子兵法》如此一读再读,自然累积了许多心得体会,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热衷于“学以致用”,常常拿他在《孙子兵法》里的发现来检验实际政略、战略的得失。

譬如,在1925年3月东征军进攻兴宁的过程中,蒋在《日记》里大谈“战术约有二语为准,一曰迅速集中,二曰集中再战”,这很显然是自《孙子兵法》获得的启发。

而黄埔学生军在作战中也确实贯彻了“迅速”的要诀,连蒋介石自己都倍感惊异,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行军之速,一日几行一百二十里,使敌毫无闻知,及兵临城下,彼始惊觉,心窃自神速也。”兵书所言与真实战场的相互验证,无疑给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抗战期间,蒋常以《孙子兵法》中的话来检讨对日作战。

1938年8、9月间,正值武汉会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蒋介石于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读《孙子·地形篇》,今日长江之敌,已入于掛形于险形之地矣;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此倭寇去年之情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此倭寇今日之势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

然而,日军并没有像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受困于不利地形,武汉最终于10月26日沦陷。

1939年11月,日军自钦州湾登陆,北犯南宁,蒋介石急调第5、第36及第99军驰援桂南,并委派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电令其必须“固守南宁”。

可由于日军突进速度太快,中国守军的城防工事尚未完成,结果南宁在11月24日沦陷。此后中国军队尽管于昆仑关一度取得大捷,但随着日军增援兵力越来越多,国军伤亡人数骤增,不得不提前结束了会战。

桂南会战的失败令蒋介石大为光火,1940年1月17日,他在《日记》里援引《孙子·九变篇》反思了整场战役:“‘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此次南宁被陷,完全违反此原则。”蒋介石似乎也意识到了国军在战前准备严重不足的问题。

▲1953年10月15日,蒋介石指示周至柔三军官校学生需以《孙子兵法》等书为必修科目及考题(“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戡乱时期,典藏号:002-010400-00021-058)

及至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尚用《孙子兵法》来总结丢失大陆的教训。

1953年7月1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读《孙子》九地、火攻与用间篇,甚惭大陆失败之前多违反其原则,今后更应时时研究,如学庸首篇,每朝背诵也。”晚年的蒋介石钻研《孙子》弥笃,不仅自己看,还要求三军官校的学生都以之为必修课目。

他认为:“《孙子》十三篇兵法是以机为经,以奇为纬,其根本是完全求之于变化······对于兵学之用还须求之于《孙子》。”总之,说《孙子兵法》是蒋介石念了一辈子的书大概是丝毫都不过分的。

2.《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除了《孙子兵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也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兵书。

1920年代末,蒋介石曾为《合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撰序,称赞这两部书:“为孙吴而后言兵者最切实用的工作。有清一代,曾知兵者,莫不奉此为治军准绳······余从事军旅,荏苒数载,于戚氏遗书,寝馈与俱,心得之益,独深且多。”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十八卷最早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之后他又对全书加以精简和删削,十四卷本最终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成书。

《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过程中有关练兵和作战的经验总结,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便是强调实战,戚继光认为过去的兵书只讲大战略却不关心战术细节,缺乏参考价值,因此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画了很多插图,详细交代怎样的阵法与兵械配置才能达到克敌制胜的效果。

《练兵实纪》则是戚继光于蓟镇防备蒙古时所写,共九卷,他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情况,更加强调火器使用的重要性,对《纪效新书》中的军事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戚继光《练兵实纪》(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早在黄埔军校时,蒋介石便对戚继光这两部书予以了关注,他试图参照戚继光的“连坐法”,在黄埔练兵中加以推广,他说道:“从前中国练兵的人,如明代的戚继光,他是拿二十分计算练兵成绩的······二十分之二是甚么?就是‘连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险日益严重,研读戚继光的兵书对于蒋介石来说又多了一层现实的关怀,毕竟昔日的戚家军在抗倭战场上是所向披靡的。

他反复告诫下属读戚继光仍然不过时:“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人家亦以为这是几百年以前陈旧的东西,到现在当然不适应。哪里晓得,我从前在黄埔,就是根据这本书所讲的原则来训练一般学生,结果收了现在这样的效果。”

1934年,在第二次庐山军官训练团上,蒋介石特意用《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的内容编成《戚继光语录》,并下发给受训学员,他说道:“戚继光所讲的话,都是由于杀敌报国之至诚,都是治军救国的要诀,每一字一句都是本团长所想要向大家讲的,所以特别发给你们,并且亲口来讲授一遍······只要大家能将这本语录带回去,再过细反复体察,也就可以得到一个革命救国和成功立业的基础。”

3.《曾胡治兵语录》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晚清重臣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不但视曾国藩为道德完人,更视之为治国理政的良师。他早年甚至因为贪看《曾文正公全集》,导致目力受损,足见其对曾国藩各书的喜爱程度。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一生事业最可称述的,莫过于他和胡林翼、左宗棠等“中兴名臣”白手起家,编练湘军,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不过曾国藩生前并没有就他的治军心得有专门的撰著。

1911年,蔡锷对曾国藩、胡林翼治军作战的言论进行选录,并加入个人点评,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册。《语录》共分十二章,其中“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等前十章谈治军,后两章“兵机”及“战守”谈作战。

蒋介石见到《曾胡治兵语录》可谓如获至宝,1924年他为《语录》增写了一章“治心”,并改题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发放给黄埔军校学生。

蒋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中写道:“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尤足为吾人师资。噫!曾、胡、左氏之言,皆经世阅历之言,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其意切,其言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此后,《曾胡治兵语录》便成了蒋介石经常向下属推荐的兵书,尤其是在1930年代对苏区红军展开“围剿”时。

1931年6月24日,他指示参与“围剿”的各军长要仔细阅读《语录》:“此书兵机与战守两章,在江南地区作战,益切实用也。”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讲《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针对国军在红军所擅长的游击战、伏击战中一败再败的问题,蒋为与会的高级将领开列了十二册的书单,这其中《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及《曾国藩剿捻实录》便赫然在列。

▲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

由蒋介石对《曾胡治兵语录》这册书的反复推荐可以看到,他已然把阅读曾国藩著作从过去的个人兴趣提升到了事关军队与国家存亡绝续的高度了。

二、蒋介石研读兵书的得失

蒋介石少年时入私塾念四书五经,接受系统性的儒家教育,虽然他后来又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但旧式的教育背景下所形成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却并不容易改变,反映在蒋的读书上,便是相比于时新书籍,他一生更热衷于看古书、念古文。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在研读军事理论书籍时更多是选择看传统兵书,而非西方的军事著作(除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巴尔克战术》等屈指可数的几部书外,蒋阅读国外军学书籍并不多)。

传统兵书脱胎于中国的古代社会,它们所面对的基本上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很多内容已不切合实际,因而后世的治军者在阅读此类书籍时,最多只能是“师其意”,尝试去把握一些在近代战争中依然具有借鉴价值的通则,而蒋介石看兵书时无疑也是这样去做的。

那么,蒋介石所认为的传统兵书里最有俾实用的部分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军队的精神信念决定战争的成败。

其实,对军队精神信念的注重并非是蒋介石的发明,孙中山在历经了革命的多次失败后,意识到必须实现“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也就是说要锻造出一支有主义、有信仰的新式军队,他晚年开办黄埔军校,并委任蒋介石担任校长,其目的正是要完成上述工作。

▲1943年,蒋介石检阅部队并训话

蒋介石在黄埔练兵期间也确实着力于学生的精神教育,他曾指出:“党军所以异于其他军队者,全在将士一致对于主义有信仰之热诚,有实行之决心······舍主义则无所谓党军。”

黄埔学生则被灌输为主义和革命献身是光荣的:“主义就是生命,我们做军人的,今日死,明日死,都是不知道的。只要我们是为主义而死,就是死了,也像是生的一个样子。”

缘此之故,蒋介石在研读传统兵书时,特别关注军人精神建设的内容,在阐发书籍主旨时也尽量向上述方向靠拢。

以《孙子兵法》为例,在该书的首章《计篇》,孙武提出了“五事”的战略原则,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蒋介石后来用自己的语言对“五事”做了再诠释,即任何战争在发起前都需要明确五大战略目标:主义、利用天时、判别地利、提高将领作战能力以及严明部队纪律。这其中,“道”所代表的“主义”,显然被蒋摆在了第一位。

蒋介石强调:“在军事哲学上讲起来,军队完全是靠精神的。精神没有,无论怎么样好的军队,都是不相干的,不中用的。”

然而,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实施清党,过去黄埔时代蒋介石向下属传递的那些救国救民、为主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信念已经在国军官兵中无形瓦解了,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来焕发国军的战斗力呢?

蒋介石想到的办法是求助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恢复所谓中国的固有道德。于是,自1930年代开始,他愈发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统领和引导对传统兵书的解读。

譬如,蒋介石尽管敏锐地点出了《孙子》“五事”的重要意义,但他紧接着又认为,必须要以《大学》中的“危、微、精、一”及“定、静、安、虑”为“五事”提供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战争的指挥者与参与者只有具备了高度的精神修养,明了生死、仁忍之辨,才能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当这种精神力量和军事战略结合后,战争便上升到了艺术化的阶段。

蒋的上述说明很显然已经不是《孙子·计篇》的原意了。

▲1962年12月30日,蒋介石指示参谋总长彭孟缉有关国军将领应研读及研究的书籍(“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戡乱时期,典藏号:002-010400-00033-051)

再比如,蒋介石对于《曾胡治兵语录》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道德学问的推崇,他甚至认为这才是湘军能打败太平军的根本原因。

1933年他在讲《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时便说道:“(曾、胡)原来只是穷经通史的书生,那里懂什么军事,但是因为他们先天下之忧,任天下之难,于是特別注重研究历史、地理、军事等学术······结果他便成功一个军事家,能够统率大军,戡平大乱。所以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大部份得力于看古书,研究前人的遗教。”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似乎国民党的官兵都要先做了博学家,通晓了儒家义理,才配谈打仗,这不免要令人感到不得要领了。

时任18军军长的陈诚对蒋介石的上述说辞就感到颇不耐烦,他在1931年6月写给妻子的一份信中谈到:“下午蒋先生召各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在此百忙之中,蒋先生有此种精神,实可佩服。惟所讲我稍有不同意处,盖战术固有一定原则,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拘泥也。”

1932年12月,陈诚又在一封致蒋的回电中表示:“虽读戚王曾胡之书,实际只可供参考资取法而已。若须与往哲精神同游,无论在事实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

假使身为蒋介石爱将的陈诚对蒋的“兵学”要义都无法透彻领会,那在普通国民党官兵耳朵里,蒋介石的这些研读兵书的见解能发生多少效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从蒋介石阅读兵书的经历看,受制于其教育背景和阅读习惯,他一生都比较偏爱阅读传统兵书,而其最为重视的则是《孙子兵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及《曾胡治兵语录》等书籍。

蒋介石在研读兵书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军队精神建设的内容,并有意识地去与儒家思想相对接,试图形成一种由儒家文化统领的兵学思想。

蒋介石这样做,主观上有其在国民党内塑造儒家化的意识形态认同的需要,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他阐发的军事理论空洞无物、脱离实际,也并没有能汲取到传统兵书里相对更有价值的部分。

对于那些需要面对20世纪现代化战争洗礼的国军高级将领来说,蒋介石的这套军事思想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现实的指导意义。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失败,原因自然有很多,远非一个没把兵书念好可以概括,不过他在军事思想上的复古与僵化确实也暴露出了问题的某些症结。

1.“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

2.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学记》,台北:“国史馆”,2011年。

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党史会,1984年。

4.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出版地不详,1978年。

5.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1887-1926)》,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

7.军训部编:《蒋主席治兵语录》,出版地不详,1948年。

8.陈诚讲述:《总裁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南京:国防部新闻局,1946年。

9.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香港:东方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

10.陈立文编:《蒋中正的读书志思》,台北: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2015年。

11.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12.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13.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4.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15.戚继光:《练兵实纪》,明刊本。

16.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17.Christopher C. Rand, Military Thought in Early Chin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18.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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