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1938 年 12 月 29 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日。1935 年 11 月 1 日，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时被人刺杀，后虽侥幸没死，但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体内。

投靠日本后，汪精卫的背部虽然不时仍有疼痛和麻木感，但并无大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也危在旦夕。这时，汪精卫的心情日趋恶劣，以至于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健康。

1 ．枪伤复发

从 1943 年 8 月起，他的背部由阵痛发展为剧痛。这是因为体内的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的缘故。

病情加重的汪精卫，此时本应卧床休息，但却已经身不由己，他的工作加倍地繁忙——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因此，他不断地在上海、南京、东京之间来回穿梭。终于，这年的 11 月 9 日，当他又一次从东京返回南京后，病情加重，遂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南京会诊。当时，汪精卫怀疑自已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称：因为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确诊一下。

东条英机于是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黑川到达南京后，先后为汪精卫做了两次体检，体检后发现，汪精卫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伤到了骨头，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黑川认为没有必要取出。

后来黑川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称，检查后发现：“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后来我们就回国了。”

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在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中将和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医后藤？诊治。

黑川是内科专家，而桃井和后藤则在骨科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在给汪精卫作了检查后决定为汪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汪精卫同意，并决定到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治背上留弹，时间定为 19 日的上午。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则可能致死，轻则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为此，汪精卫在 18 号为不测作了相应的准备，料理了各方面的事务。

手术很顺利，关于手术的经过，在汪精卫的日记中有记载：“晨 9 时赴台城病院， 11 时开始手术，仅 20 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

手术的第二天上午，汪精卫便出院，回到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 21 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 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代理执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理执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治疗”，不在南京。

汪精卫在北极阁疗养期间，除桃井和后藤两名医生每天来检查伤口外，伪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陈公博、周佛海，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

术后的汪精卫精神状况还算好，也能略讲些话。据周佛海日记所记：“ 9 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 7 日可封口， 10 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

2 ．不治而亡

汪精卫术后恢复得很快，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 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精卫还下楼，与亲友共度岁末。

1944 年元旦，汪精卫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继续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作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部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

第二天，汪精卫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

第三天晚间，又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

此后的几天，汪精卫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

1 月 7 日，汪精卫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

人们从汪精卫的一系列活动中，如像看到他在手术后，身体已经康复了。

但是，就如同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状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 月 9 日上午，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汪精卫即感身体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畑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

汪精卫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

1 月 21 日，汪精卫感到创口奇痛，体力不支。25 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作为留念。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后来人们看到他的日记也就记到了 1944 年 1 月 25 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面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

2 月 28 日，黑川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后，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江检查。据黑川的回忆说：“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

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由于南京病院设备简陋，无法很好治疗，于是黑川提出将汪精卫移送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时间定于 3 月 3 日。

2 月 29 日，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及周隆庠等人，齐聚南京颐和路 23 号汪精卫宅，听取陈璧君关于汪的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的说明。并决定在汪精卫赴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代行军事、政治事务。随后，陈、周、鲍、林等人到病榻前看望汪精卫，报告了上述决定。

应黑川的邀请，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于 3 月 l 日飞抵南京。对汪精卫的病情进行会诊，检查结果，认为其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因而同意黑川意见，决定如期将汪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 月 3 日上午 9 ：30 时，汪精卫由日军医院汽车送到故宫机场，与等候在此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伪政府主要人物拱手告别后，即被抬入“海鹅”号专机，直飞名古屋。随行人员除陈璧君及其子女汪孟晋、汪文怫、汪文惺、汪文彬和女婿何文杰外，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夫妇、贴身侍卫武官凌启荣、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等人。

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为江精卫作了周到安排，将医院大楼四层的特别病房作为他的病室。为了保密，称为“梅号”。大楼三、四两层则全部供汪的随从人员及日方参与治疗人员住用。

名古屋商国大学附属医院的各科著名医师集体会诊，一致认为，汪因子弹留存体内时间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症，胸骨第四至第七节间，肿胀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质，以减轻压力。

第二天傍晚，由斋藤真教授主刀，为汪精卫施行“推导切除术”，将第四至第七节胸骨切除。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其间汪的脚部逐步恢复温度与感觉。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汪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状态。手术结束时，汪连连向医务人员致谢。

院方将切除的骨片与血液进行化验，证明诊断正确，确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手术后，医院方面专门为汪精卫成立了治疗小组和助手团。主治医生除斋藤真、黑川利雄外，还有整形外科专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木宽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胜沼精臧。另外还有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医学专门部部长田春村青及教授三矢展雄等放射科专家参加治疗小组。助手团则由名古屋帝国大学助教户田博、医学部教授上田义雄以及太川元治、小泽由也等人组成。这一阵容，可以说是集中了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医生们每日轮流为汪精卫诊察 3 次，夜里一律住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流值班。

汪在手术后的第四天，身体略有好转，腹部以下渐能活动，但此后病况时好时坏。8 月初，病情一度极为严重。日方曾经给周佛海传递了准备后事的口信，但后经救治，又趋好转。

这之后，汪精卫的病情略有稳定。

在此期间，院方先后对汪的脊椎骨盘进行过 7 次 X 线治疗，使背腰部疼痛减轻，食欲渐增。但因卧床过久，身体严重衰弱，脉搏高达每分钟 90 ～ 110 次，且时发咳嗽。院方为防止发生肺炎或心脏衰竭及其他杂病，曾多次为之注射强心剂和其他紧急治疗药物。到了 11 月初，病况进一步恶化。11 月 8 日，南京日本大使馆奉命紧急通知陈公博，要他即赴名古屋一行。经与周佛海商量后，陈公博决定于 13 日前往。

但是， 10 日上午 6 时，汪精卫的病况剧变，体温高至 40 ． 6 摄氏度，脉搏增至 128 次，食欲全无，呼吸困难，渐入危重状态。至下午 4 时 20 分时，汪精卫在日本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3 ．遗嘱之谜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后，许多人都曾追问其家人和亲属，汪本人是否有遗嘱留下。汪精卫的家人及其亲属都说没有见到汪留下遗嘱。然而，在事后 20 多年的 1964 年，在香港却冒出了一份汪的遗嘱，题为《最后之心情》，下书“兆铭”。此遗嘱一出立刻引起轰动。轰动不仅在遗嘱本身，更在其是汪的亲笔还是有人故意伪造。

从这份遗嘱的题目上看，的确是汪的亲笔，但在“遗嘱”前记中却说，全文由陈璧君代抄，并且注明，要等汪死后 20 年，方可发表。这又不免让人感到疑惑和费解。发表这份“遗嘱”的，是当年汪精卫的死党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

金雄白并不是汪精卫“改组派”的人，更不是汪的亲信，而一直是国民党 CC 分子。抗战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上海《晨报》的采访主任，是个资深的老报人。后来一直追随周佛海，汪伪时任汪伪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金不仅是个报人，而且还是有名的律师。汪伪时在周佛海的支持下，金在南京办《中报》，上海办《平报》，并办了开小报风气之先的《海报》。所以，金雄白和汪精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汪的遗嘱，不在自己的亲属处，竟由金雄白得之而发表，实在出人意料。汪的“遗嘱”为什么会在金雄白的手里，自然令人觉得其来历蹊跷，而且有些不合情理。

当时的金雄白正以“朱子家”为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上写长篇回忆录，题目就是《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前后写了近百万字，后来出了 6 本单行本。金雄白在解释汪精卫的遗嘱发表经过时，曾撰写了《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一文，文中说：1964 年 2 月 8 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发信人却无姓名。启视之下，有一叠 4 张半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的国事遗书，另外在一张荣宝斋的信纸上，还有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 7 字。透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最初，我为信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三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人的成见，即认为汪先生并没有立下遗书。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众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金雄白在这篇文章中还表示：在留港这几年中，他曾不时与汪精卫的家属有所接触。他觉得，当年汪精卫在日卧病时，他的这些亲属都是朝夕随侍之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的话。不过，后来金雄白仍相信汪精卫的遗嘱是真的。他写道：“不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汪的真迹，其次，看惯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伪。5000 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图钉，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

金雄白为了进一步证实，还会见了汪精卫的长子汪文晋。当汪文晋读完全文后，对题目的字迹，笔调和言语等所说的一切，认为均非伪造。并认为，全文抄写的笔迹，是出于汪的至友龙榆生之手。龙榆生是汪家密友，担任过汪伪中央大学教授，陈璧君在上海市监狱服刑时，龙曾长期送去书籍，内中就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陈璧君一再阅读，终于写出了“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的自白书。陈璧君于 1959 年在上海监狱病死。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的遗书中说此遗书是叫陈壁君抄写的，但经过汪精卫的长子汪文晋认定，抄写的笔迹又不是陈的笔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金雄白和许多人研究后，大家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汪精卫在病中想到了留下遗嘱，但只写了题目，身体就不能支持他再写下去，于是，就口述或录音后再由人誊写。此又肯定由陈璧君保存，因遗嘱内规定，要汪死后 20 年方可发表，故她一直深藏不露。后来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自知出狱无望，才暗交可以信赖的龙榆生。当时汪精卫的子女都不在上海，只有龙榆生和她常有来往。汪精卫死于 1944 年，到 1964 年刚好是汪去世 20 周年，故十之八九，信是龙榆生的后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

对遗书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是汪精卫的女婿何义杰。何文杰和其岳父的关系十分亲密，胜过其他子女。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何文杰自始至终，随侍左右，寸步不离，汪是不是有遗嘱，何应该是最最清楚的人，当何文杰在港看到这份遗嘱时，除确认“最后之心情兆铭”为汪亲笔外，从文笔和风格上也证明是汪的文章，但他认为绝不可能是汪在日本病危时所写。

汪精卫的另一密友朱朴，看了遗书后，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万难模拟的。”而大汉奸陈君慧看了遗嘱后说：“我曾赴日本探视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代！汪说：‘一切已详在我的著作中。’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遗嘱’吧。”汪的长女江文惺则说：“假如遗书是假造的话，无论文笔和内容，都到无懈可击的地步了。”

经过这么多人验证后，金雄白和不少人认为，如这份遗书真是汪所口述的，只有一个可能，即 1943 年底动手术取出 10 年前留在胸间的子弹后，在南京北极阁寓所休养时所预拟好的草稿，交陈璧君抄写而保存。

汪精卫遗嘱的真伪在争论了一段时问后，虽然有了一些共识，但仍然在争论中。

大汉奸汪精卫的遗嘱中都说了些什么呢？看过这份遗嘱的人都认为，汪的这份遗嘱真是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通篇都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丑表功。全文共 5000 多字，几乎全部是反苏、反共、反日、反蒋的论调。主要是：（ 1 ）反苏反共。汪认为中日打仗，必定是两败俱伤，结果是前苏联坐收渔利，中共借此壮大。汪为此说：“……回忆民国 27 年（即 1938 年），远东成为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战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东人日本之威胁，借以弱我国土……”（ 2 ）指责日本。汪说和平未成，是日本军阀跋扈，不遵守条约规定。汪以此将自己的汉奸罪责，推得一干二净。（ 3 ）推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掩盖其汉奸卖国论点。

金雄白将汪的“遗嘱”全文发表后，当即轰动一时，尤其是香港和日本，反应十分强烈。“遗嘱”最先在日本引起轰动。在日本销售量达 5000 多万份的《每日新闻》报捷足先登，抢先于 1964 年 4 月 29 日、 30 日两天，以最显著的版面予以刊载，并且加了按语。按语中说：“在 20 年后的今日，对于这份遗书，在中国可与孙中山先生的遣嘱同其重要，而且为昭和历史上的重大资料。”日本对其傀儡政权的掌权者自然评价颇高。

美国有名的“美联社”，也向全世界发布了电视稿，认为它是中日 8 年战争中的一项新发现。日本东京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于 1964 年 5 月 7 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并附有一篇专论。《日本时报》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在美国和东南业一带都有很大的销路。该报刊出时的标题是：“汪兆铭的遗书，再揭开历史的真实”。由于“遗嘱”纯为丑表功，故《日本时报》在附言中说：“对于汪氏而言，到现在为正，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系日本统治下的南京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他却用自己的遗言，为他的过去重作表白。”

一个已经逝去多年的，而且几乎是在瞬间便消失的伪政府人物，对他的所谓“遗嘱”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分析家认为，这与当时的世界大环境有关。

就当时的美苏冷战以及大范围的反苏反共环境来说，追随美国的日本，几乎一直肯定“遗嘱”是真的，因为遗嘱中的反苏反共的论调是主要的。《每日新闻》发表了汪精卫的这篇“遗嘱”后，又立即派记者采访了当年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是汪精卫伪政权自始至终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他对记者说：“《每日新闻》所发表的汪氏的国事遗书，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以我私人的判断，这份遗书，确为汪氏的真正心情。”《每日新闻》还派记者专访参与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清水开口就说：“这才是真正的遗书。”

这些侵华时的日本人物，他们的话也只能作为参考，因为，这些人当时抱有一种“自谴”、“自责”的心情，他们都认为日本确实不遵守条约，对中国犯了罪，才以此来肯定汪在“遗嘱”中的丑表功。

当然，也有人提出“遗嘱”系伪造的假货。1964 年 5 月 15 日，胡兰成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汪精卫的国事遗书——思想混乱之反映》。他坚持认为，“遗嘱”是伪造的，他把自己和汪精卫都说成是“日本的真正朋友”，他竟然胡说什么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是真正的“爱日运动”，并自抬身价，说自己是汪精卫的亲信，可以证明汪精卫决未写过什么“遗嘱”。

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时，胡兰成凭着会写文章，骗得了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高职，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亲信、伪宣传部长林柏生闹翻，被汪精卫扣押，后来被日本人保释。于是，胡兰成离开了汪精卫，和“ 76 号”特工头目李士群混在一起，办起了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由此可见，胡兰成的文章，完全是为了自抬身价，也并无任何参考价值。

到了 1964 年 8 月，香港颇有名气的《新闻天地》杂志，也全文刊载了汪的“遗嘱”，并附有很长的文章。文章完全站在台湾国民党的立场，认定“遗嘱”为伪造，竟说遗书是“帮共党的忙，有损国体”。此文为《新闻天地》老板卜少夫所写，卜自己就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且此文也缺少有力的否定证据，不足为信。

相关揭秘文章

二战后中国为何没收回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