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疯子，更不缺伪装的疯子，而是缺伟大的疯子。佯装的疯狂更近似追名逐利的表演，殊不知真正的疯子早已拉上了人生舞台的帷幕。
西川：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
如果你想见识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如果你不怕被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所纠缠和折磨，如果你还有点把握能坚持住说得过去的思维能力，以便看得出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的稀奇古怪之处，那么你就写诗吧。
在多数人看来，写诗是件容易的事：一张纸、一枝笔、一点灵感，一点青春就足够了；但我要对此稍做补充：诗歌写作可能像个黑洞，它会把你吸入其中。一旦你开始写诗，你和世界的关系就有了变化，世界本身也改变了：黄色的橘子变成了蓝色的，而蓝色的天空变成了红色的。你觉得你好像被施了魔法，你的场也变了，你的光晕也变了，你觉得你就要发疯。这时，你不知道，疯子们在朝你靠近和聚拢。疯子们都是些敏感的人。他们发现了你的场的变化。他们心想，那是什么？那儿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于是他们就来了。
来人在我面前坐下，却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有话要说。他的脸已经憋红了，他脸上的疙瘩一粒粒涨得像石榴籽。我以为他见了我紧张，以前也曾有人在我面前紧张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所以我把脸转开，不看他，好让他放松。他叹口气，说：“我要跟你谈点儿大事。”噢，他不结巴，我自做多情了。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开口说话：“中国诗人全都太小气，太没出息，上不知天，下不知地，只能写写身边小事。”我想他是把我也包括在了“没出息”的诗人中。面对一个瞧不起我的人，我尴尬地问他都读过哪些人的诗。他说他没读过多少诗，因为他的家乡(宁夏某地)文化闭塞，找不到什么书。然后他反问我，难道一个人非得读过许多诗才能写诗吗？他问得对，但我没法回答，于是我们沉默下来。他忽然用力地说：“现在我的脑子已飞到了九大行星的边缘！”
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虽不知道九大行星的边缘在哪儿，但显然坐在我对面的是个胸怀宇宙的人。他开始谈论宇宙、宇宙的毁灭、诗歌作为一种拯救的力量，等等。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没边儿，把我这点儿正常的思维能力全唤醒了，自然我们也就越谈越拧。他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质问我是不是一个诗人，否则怎么会不理解他的话。话说到这个分上，我也有点忍不住了，我只好警告他：“你不要弄得比我还有个性！”
像这种“脑子飞到了九大行星边缘”的人我还见过几位。有一位来自山东，是海子的崇拜者。海子去世以后他跑来找我，说要写《海子传》。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唯一的沟通者。”就这两句话便使我决定不能信任这个怪物。他问我练不练气功。我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我说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他急了：“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顿！”我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的确有人说过我头上有紫气上升，在河北邯郸），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练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
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我时常在内心向海子默祷：海子老弟，别再让你那些疯疯癫癫的崇拜者再来折磨我了。他们崇拜的是你，可他们纠缠的是我。他们既不懂你的诗歌，也不懂我的诗歌。他们只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由于这些家伙，“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了可疑的人，已经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但海子看来还是要把他的玩笑继续跟我并下去。
一日我在家中坐，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位神色慌张的陌生人站在我面前。“可找到你了！”他像找到了组织。我把他让进屋，但想不起我们以前是否见过面。他提醒我记不记得一年前的一天傍晚，他拿着刚从书店里买来的《海子诗全编》等在我学校的门口要我签名。哦，是有这么回事。那天天色已晚，我从外面返回学校，被他叫住。当时我为他居然在校门口等了我三个小时而感动，便借着学校传达室的灯光给他在书的扉页上默写了一段海子的诗歌……见我想起他来，他不再慌张，他开始说服我确信我们上次见面和这次见面都是天定的事。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要给我讲点儿不一般的事了。
果然，他问我：“你能不能安排我见一下赵朴初？”我怎么可能安排他见赵朴初？我自己都没见过赵朴初。“你怎么可能没见过赵朴初？”他不信，“你们都是文化人，又都住在北京！”我承认他这话说得还有点儿逻辑。“可我真不认识赵朴初。你要见赵朴初干吗？”他说那次我们见面之后他回到家乡陕西某地。有天晚上他忽然记起了他的前世，他把天地间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了，也就是说他开悟了。他家乡的和尚建议他到北京走走，所以他决定到北京来找赵朴初面谈。见我一脸疑惑，他表示他不相信我对往世、来世之类的事一无所知。“那天我找你签字，海子就站在你身边，你没看见？”我说没有。他不信。我说了一百遍没有，他大失所望。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自言自语道：“我走了”，但没说“再见”。他似乎不屑于跟我这个俗人来那些俗套套。他走了,带着一脸不屑。他那张慌慌张张的二十四五岁的脸表明他怀里揣着个大秘密。
从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称这些人为“诗歌疯子”。但是现在，经验告诉我，这些人不是疯子，充其量是些假疯子。假疯子待人接物的法宝之一是，一见面先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觉得他不一般，你必须认真对待他的每句话。他把他的观念或幻觉强加给你，使你的礼貌、你的教养、你的基本理性因为失灵而显得可笑。由于长期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氛围之中，我并非不曾体验过，我并非不能理解诗人、艺术家那种来自生命核心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患上幽闭症，就会表现为具有破坏、颠覆倾向的疯癫和臆想。这种疯癫和臆想对于艺术、思想上的创造力的好处，已经通过它们作用于格列柯、尼采、洛特雷阿蒙、梵·高、策兰等人。当然，精神上的疯癫一旦变成病理上的疯狂，使得基本的思想能力遭到破坏，疯癫或疯狂的魅力也便随之消逝，在这方面，晚年的荷尔德林是一个例证。
如果上述各位算得上真疯子的话，那么在真疯子和假疯子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差别：首先，真疯子并不以疯癫为荣，反倒是那些假疯子努力向别人标榜自己的“疯癫”。其次，尽管真疯子和假疯子都有自大和谦卑的两面，但真疯子从不以自大来掩饰谦卑，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得像耍阴谋一样给你来个下马威。第三，除非他们精神上的疯癫变成了病理上的疯狂，真疯子的疯癫总是对事不对人，而对于所爱之人，他们温和一派，对于陌生人，他们冷漠有加。第四，真疯子的语言方式是自言自语，他们外向的暴力时刻来源于他们高度的幽闭，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不是以语言为手段的侵略者和征服者。
我见过的真疯子不多，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个女人，山西太原人，三十来岁，有些文化，写诗，可以用“姣好”来形容她的相貌。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改稿会上见过一面。那天我讲完课，一些学员来找我留地址。待学员们散去，她走上前来对我说：“您讲的课对我很有启发。能不能请您给我的几首诗提提意见？”她把几首诗摆到我面前，我看了看，并不太好，一般文学青年的水平。我提出几条意见。她说“谢谢”，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个钥匙链。“我有一份小礼物送给您，您能收下吗？”钥匙链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又见她很诚恳，我便收下了。
我本以为这是一个极普通的钥匙链，没想到收下它我便也收下了这个姣好、诚恳的女人的有病的大脑。半年以后，当我已忘记了这个女人时，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本女王现诏你进山西，封你为伯爵。”。她的信是由当时在《诗刊》工作的批评家唐晓渡转给我的。我把信的内容讲给他听，他说他也收到了这女人的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也诏他进山西，也要封他为伯爵。我提起半年前这女人曾送我一 个钥匙链，他说这个女人当时也送了他一个钥匙链。于是我们俩 “伯爵”在文联大楼里不禁哈哈大笑。
《诗刊》编辑、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与一般言简意赅，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之类的东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比如“秋天来了，树叶红了”。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每天你桌上都摆着这样一封电报，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感觉！”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恐怖的电报就来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
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静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但鬼使神差，他又总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静之松下一口气，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
一天，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诗刊》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那人间静之：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静之大吃一惊，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可看他的样子，正经的文学青年，老实巴交，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一切正常，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说是白痴的，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他低声对静之说：“我留在《诗刊》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此人曾给《诗刊》投过许多稿，但从未在《诗刊》上发表过，哪儿来的稿费！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疯子！
疯子并不使人厌烦。他们是一些精神上的失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谁又不是失败者)，他们并非有意要搅得别人心绪不宁。理智健全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正使人厌烦的是那些目的明确的装疯卖傻之徒。诗歌圈子里这类货色不少，有的成了名，有的没成名。他们太了解在诗歌圈子里如何打界外球。他们太了解如何把自己打扮得超常一些。他们按照李白、柳永、雪莱、拜伦、波德莱尔的样子来设计自己。他们肯定，不疯不癫就不叫诗人。看看看看，诗歌毁了多少人啊！在我刚开始写诗时，我也迷恋过超常行为。我曾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诗人，我把超常的行为举止作为热情来看待。结果我过高估计了某些人。那些人的诗歌写得如此之差，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超常的思维，而仅仅把"超常"归结为超常的生活方式，这种“归结”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
不错，在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古人称兼备此两者的为“狷介之士”)，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超常的思维作基础，那么这超常的生活方式便必是学来的和做出来的，并且最终是不真实的。在这个时代，生活方式成了头等大事，不论对于诗人还是其他人，均莫不如此。生活方式在整个文化中地位的浮升，意味着生命本质的消散和思想精神的崩溃。这样，在一部分人眼里，文学就成了对于生活方式的书写，超常的文学就成了对超常的生活方式的书写，而为了写超常的文学，生活方式便必须超常，生活方式超常了，文学还能不超常吗？一个写作与生活的怪圈由此形成，这导致了对于生活本身的遮蔽。海德格尔有一句口号：“人的诗意的栖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何谓“诗意”？是超常的生活方式吗？由于人们对“诗意”的不同理解，“人的诗意的栖居”实际上是一句废话。在“诗意”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诗人还诗人。如果他们不来纠缠你，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敲你的门，你就记住：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
原文标题《疯子、傻子、骗子》，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为节选。
编辑 | 王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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