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霞，1976年生，安徽黄山市人，哲学博士，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研究。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优青”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传统道德人格的现代转型”（gxyqZD2016293）和安徽省高校“优青”骨干人才国内访问研修项目（gxgnfx2018036）的阶段性成果。
郭齐勇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加入现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学术历程从对熊十力思想的研究开始，后拓展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然后再由流溯源至对宋明儒学、原始儒学进行研究。儒学的现代重建始终是郭教授关注的中心问题。儒学的现代重建涉及诸多不同层次，“首先是思想观念层次的重建，其次是在民间及制度上的落实，进而成为人们的价值认同之所在”。回顾和总结郭教授在现当代新儒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领悟他在当代民间儒学领域所进行的应用性研究工作，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当代儒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也有助于从中获得有关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当代重建路径的启发。郭教授著述颇丰，本文主要以其《熊十力及其哲学》《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以及近年在民间儒学领域出版的相关论著为考察中心，努力呈现和阐述他在现当代儒学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贡献。
一、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熊十力哲学思想研究
郭齐勇教授因研究熊十力而出名。1985年，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在黄州召开了一个关于熊十力思想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郭教授的《熊十力及其哲学》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研究熊十力思想的论著。日本专家岛田虔次在他1987年出版的《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一书里，多处引用这本论著，并在书中这样写道：“郭齐勇精通熊氏的著作和与之有关的文献，并精力充沛地探访了熟悉熊氏的有关人士。我这里以郭齐勇著作作为基本依据。”《熊十力及其哲学》不久又得到台湾出版界的关注，在进行内容的扩充修改后，以《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名于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再版。1993年，他的博士论文以《熊十力思想研究》之名出版，被纳入方克立、李锦全先生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之中。1994年，郭教授又撰写出版了《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这一时期，郭教授还致力于全面搜集整理编撰《熊十力全集》的工作。2001年，萧萐父先生主编，郭教授等参与整理、编辑的《熊十力全集》共九卷10册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近年，鉴于大陆出现的现当代新儒学研究的新热潮，《熊十力思想研究》和《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两部论著在修改、增补、订正的基础上，分别以《熊十力哲学研究》和《熊十力传论》为书名进行了再版（本文相关引文皆以最新版本为准）。
萧萐父先生曾经指出，对熊十力学术思想要做切实的研究，一是要做到“知人论世”，二是要进行“思想剖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在郭教授之前，大陆几乎无人关注熊十力，有关熊氏的研究资料极其匮乏。为了搜集熊先生的学行资料，并求可靠无误，郭教授遍访熊十力生前故交、弟子、亲故，足迹踏遍北京、上海、湖南、湖北等地，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熊十力生前从未发表过的一些手迹。为了更好地理解熊十力，郭教授还曾专门拜访梁漱溟先生，听他讲熊先生的生平和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并对冯友兰、贺麟、周谷城等进行拜访。对这些前辈的访问，使郭教授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对熊十力的思想开始有了同情的理解态度。
从《熊十力及其哲学》到《熊十力思想研究》（又名《熊十力哲学研究》），郭教授对熊十力的关注从认识论转到了本体论。这一转化反映和推进了当时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受某些西方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法曾经一度是国内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范式，并由此导致当时全部的哲学被等同于认识论。受此影响，郭教授最初对熊十力思想的研究也从认识论切入。在《熊十力及其哲学》中，郭教授从“境不离心”“翕辟成变”“冥悟证会”“天人合一”四个方面，论述熊十力认识论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模式的特点，肯认“证会”“体认”“反求自识”等直觉思维方法的创造性，突出了中国认识论的特色。基于认识论的视角，此时的郭教授充分肯定熊氏哲学是一种进取向上的人生观，是一种敢于革命、敢于创新的道德哲学，是反对专制、提倡自由与民主的科学，但同时他也认为熊十力毕竟“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身处于‘五四’之后，心却仍在辛亥之时”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时代的落伍者”。此时的郭教授对熊十力和儒学思想根本上是持批判立场的。这种立场在其几年后的《熊十力思想研究》中有了变化。杨泽波教授曾这样评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上的这种转变：“在熊十力创立《新唯识论》之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几乎成了法定的范式……近些年来，当人们返归本源的时候，方才猛然醒悟中国哲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白白走了几十年的冤枉路，于是纷纷转变思想范式，开始重新思考究竟应该怎样研究中国哲学。这是暗中进行的一场巨大革命……这种转变在中青年学者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郭齐勇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熊十力思想研究》中展示出的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的思想范式和研究范式，即肯定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对儒学的真正理解，必须通过生命的体验，而不能只靠逻辑证明。正如方克立先生所指出的，当真正以中国哲学本来面目来研究它时，人们对中国哲学和现当代新儒学才能持有“同情的了解”立场，才可能进而给予“客观的评价”，实现“批判的超越”。而所谓“同情的了解”，郭教授赞成刘述先的观点，认为即是对儒学和传统文化采用“内在的体验”“内在的探讨”的方法，它不是随意性的、外在的、不相干的，更不是无知或偏见的，它是一种“谦虚”的方法论。思想和研究范式的转化反映着郭教授这一代学人在不断走近熊十力和其他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世界后，逐步形成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
《熊十力思想研究》是郭齐勇教授对熊十力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深入研究的成果，论证了熊十力作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上学奠基人的地位，呈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特质。如果说之前郭教授还着重于关注探讨熊十力思想面向传统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对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的解读、分析、批评则面向了现代社会发展问题，主要分析、阐发熊氏思想在现代人文价值构建中的努力，揭示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普遍意义。“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传统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根据熊十力思想的哲学架构，《熊十力思想研究》首先探讨了熊十力的“境论”和“量论”。“境论”即熊十力的“本体-宇宙论”，通过对“境论”中主要范畴、基本内容的解读、阐发，郭教授发掘熊十力重立“大本大源”的现代性价值，肯定其开启了重建以道德的“心体”“性体”作为存在本体的现代新儒学的精神方向；通过分析体与用、内圣与外王、玄学与科学、道德与知识、自律与他律的冲突与矛盾，揭示熊氏体用观内在包含的紧张和蕴伏的张力。“量论”即熊十力的“本体-方法学”，是对于“本体”的一种体证或契悟的方法论，它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学，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认识论或知识论。郭教授认为，熊十力虽然并没有专门著述“量论”并以此为憾，但其“量论”思想却散见于所著各书中。为了更清晰阐明熊氏理论及其现代性价值和意义，论著采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如，有关熊十力所追求的本体境界与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的比较与会通，就充分呈现了熊氏“量论”的现代意义。围绕熊十力思想的哲学架构，《熊十力思想研究》还分专题论及熊十力的佛学、经学思想和他的易学观、道学观，从中揭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特质。此外，论著也分别阐述了熊十力与第一代和第二代其他现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异同与关联，进一步分析论证熊十力在现当代新儒家思潮中的奠基性贡献，突出现当代新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郭教授在熊十力思想研究中，秉持“同情的了解”立场，他不是就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在充分了解和掌握熊十力的生平经历、生活交往状态等资料的基础上，对熊十力的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又名《熊十力传论》）即以详尽、确凿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料生动展现着熊十力的思想、精神和人格魅力。郭教授对熊十力研究的严谨与缜密在1992年至1994年发生的一场颇为引人注目的论战中可见一斑。当时的论战起因是台湾学者翟志成在台北杂志发表文章《长悬天壤论孤心》，论述1948年至1950年熊十力在广州的经历和往来函札，质疑熊十力的人格与学问。郭教授在史料考订的基础上，先后于1993年和1994年发表两篇文章，即《为熊十力先生辩诬》和《翟志成“审订”之〈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对翟先生的观点进行反驳。郭教授指出翟先生对熊十力的理解一方面是平面化的，不能全面理解熊十力这类人物，另一方面理解和评价存在着歪曲、任意性的问题，并对其在熊十力研究中存在的资料整理、引证中的错误进行一一纠谬。这场论争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评价熊十力的问题，客观上起到了纠谬和纠正偏见的作用，使得人们对熊十力在中国哲学史的地位以及其人格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肯认。郭教授指出，“从方法学上来说，对于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我们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具体环境出发，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考察，透视其多面性，揭示出主流，分析他的贡献与局限，全面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片面地、只执一端、以偏概全，或者抽象地以一种模式苛求前人，忽视具体人物在具体环境中的处境，都是反历史主义的。”
郭齐勇教授是熊十力思想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分析论证了熊十力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中对形上学建构有兴趣的学者，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奠定了基础。在研究中，为了更切实地了解熊十力和他的哲学思想，郭教授克服资料贫乏的困难，以严谨、扎实的工作全面搜集、考证与熊十力相关的文献资料及其生平资料，他拜访熊十力生前的好友、亲人、弟子，拜访专家、学者，在受访者的回忆和讲述中感悟熊十力，感受传统文化精神。郭教授严谨认真的学术研究精神本身就体现着儒家学者修身践行的工夫，这促成他能自觉以“同情的了解”的态度去研究熊十力，对儒学作为一门生命的学问形成认同感，并最终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先锋者和引领者。
二、历史地位、思想范式与问题意识：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运而生的、20世纪中国最具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是在现代中国反思与批判片面的现代性（包括全盘西化或俄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现代中国积极吸纳西学、与西学对话，又重建传统并与传统对话的最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思想流派。”郭齐勇教授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界说突出强调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民族根源性和它的开放性特征。传统儒学以及民族文化如何通过“返本开新”走向现代化，这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心问题。梳理、归纳和总结该思潮的思想成果，揭示五四以来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路历程，探索儒学现代重建之路，则是郭教授研究该思潮的使命所在。郭教授认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为中国文化发展确立了一种精神方向。
郭齐勇教授通过熊十力研究成为当年大陆较早关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青年学者。80年代中后期，伴随大陆出现的文化热潮，郭教授开始从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对比等视角把研究对象从熊十力扩展到新儒家的其他代表性人物，其中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收录于1999年的《郭齐勇自选集》中。进入新世纪，郭教授继续跟踪当代新儒学发展动态，并将研究关注点更多集中于现当代新儒学有关道德形而上学和意义世界重建等问题。这一时期，郭教授同时还继续组织开展对现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著述的整理编撰工作。2002年，其与郑文龙合编的《杜维明文集》编撰完成并由武汉出版社出版。2017年，集郭齐勇教授在这一领域三十多年研究成果结晶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出版，把大陆对该思潮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
1.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是五四启蒙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郭齐勇教授认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产生于五四期间，兴起于五四之后，理应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去定位：现代新儒学思潮是启蒙精神或五四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传统，是文化启蒙不可或缺的一环。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突破口，一面批判和反省传统文化，一面积极吸纳和宣扬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其宗旨在于推进民族新文化的建构，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文化启蒙的作用。当时参与这场文化启蒙运动的，不仅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以梁漱溟、张君劢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各种思潮都积极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发表各自主张，对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着多重反省。五四时期总体上是“多元的外来文化与多元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渗透、涵化和整合的时期”，它“从文化各层面上全方位地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激烈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相当开放的心态，借西方文化的启蒙精神冲击、洗刷、改造国民性格的阴暗面，唤醒了民族的主体意识，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然而，之后国家形势的发展迫使中国人以“政治救亡”取代“思想启蒙”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有关五四时期的历史叙事也被大大简约化，这就造成坚持文化守成的保守主义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未被充分重视。但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定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现代化终究是民族的现代化，文化守成主义致力于民族文化自身的现代重建，其作为五四思潮和五四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和“一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不可小觑。实际上，文化守成主义是一个国际文化现象，诸如德国、俄国、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涌现一批文化守成主义者，现代化过渡比较平稳的国家大都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文化的吸纳二者间的关系。中国五四传统中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在文化上坚持民族的认同性、根源性，在政治上则主张吸纳民主和科学的现代价值精神；他们反对禁锢传统文化，同时反对盲从西方文化；主张在反省的基础上坚守民族传统，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吸纳西方近现代文化。因此，郭齐勇教授认为，应该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对五四传统所作的单维性诠释路向，重申五四传统对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重反省特征，从而肯定文化守成主义在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属于文化守成主义的大范畴，他们主张在坚持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的基础上，反思传统，批判地吸收西学，重建新儒学，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如梁漱溟、张君劢等，直接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积极与其他文化思潮展开对话与论战。1941年，贺麟在他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明确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对话与论战，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使得儒家的真精神得以显露，从而获得一个新发展的动力。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因为国家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中断，但是现当代新儒家致力于民族文化现代重建的努力却一直在接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现当代新儒家以及其他文化守成主义者常常被冠以“保守派”的称号，似乎只要认同传统，就是保守的、固执的、落后的、反现代化的。殊不知，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文化力量，文化守成主义者同样致力于民族新文化的现代构建事业，只是因为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而在建构什么样的新文化以及如何建构新文化的问题上存有与其他思潮不同的主张。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所谓“保守”只是表现在他们更鲜明地持有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守护立场而已。这种“守护”是开放的：它一方面积极以现代价值批导、反省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反省现代西方文化造成的种种危机，并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反省中，立根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民族新文化的构建。显然，这种“守护”也是弥足珍贵的：“一百年来，在西化思潮席卷全球、包举宇内的时代，国人把儒学弃之如敝屣，洋人视儒学为博物馆、图书馆，当此情势下，有现当代新儒家兴焉，正视儒学为活的生命，真正能继承、解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资源在内的传统文化，把中华文明的精华贡献给全人类，积极参与世界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其功甚伟！”
2.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思想范式和问题意识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问题论域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为此，郭齐勇教授以开放性立场将其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简称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发生在抗战时期与胜利之后的中国大陆，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简称为海外新儒学；第五阶段是比海外新儒学稍晚，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引入并发展的现代新儒学，可称为“大陆新儒学”。同时，郭教授认同台湾学者刘述先提出的“三代四群”架构，认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包括三代共16人：第一代第一群主要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第一代第二群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第三群主要有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第三代第四群则包括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蔡仁厚。郭教授在刘述先的架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蔡仁厚，肯认其在现代新儒家义理阐述，特别是牟宗三学行整理与研究上的杰出贡献。
郭齐勇教授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系统全面而深入。除了一直关注的熊十力，他还分别对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进行了专门的、系统性的个案研究。在资料的搜集、考证、把握上，他坚持一贯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和立场，对主要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学术渊源、思想体系、核心命题、逻辑理路、学术贡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辨析。比如，对“特立独行，一代直声”的梁漱溟，郭教授重点阐述他的文化哲学，发掘和评估他的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论，并通过呈现当年梁漱溟和胡适之间的论争、梁漱溟与韦伯文化比较的差异，肯定梁氏文化比较模式的意义和它给予人们的启迪，揭示其中的矛盾；对于马一浮，郭教授呈现他的心性论、文化哲学观，肯定马一浮具有创新性的本体论建构对于其他现代新儒家的启发，并对他的哲理诗进行思想阐释，展现马一浮追求诗境的人格境界；对于唐君毅，郭教授着重阐释他的文化哲学体系，评析唐氏理论从“道德自我”拓展至“生命存在”的内在理路，揭示其文化哲学的特征和拓展人的精神空间的意义，同时还特别肯定唐君毅先秦哲学研究的创新性，归纳唐氏先秦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启示，等等。郭教授在个案研究中较为注重呈现各代表人物有关问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注重通过中西比较的方法评析各代表人物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郭教授对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在学行合一中展示的人格魅力也有精彩呈现。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郭教授也通过专题性问题的开辟和同代新儒家的“合论”来探讨该思潮的学术思想和特征，多层次、多方面呈现其不断发展的思想脉络。虽然不同时代的现当代新儒家所处阶段的时代背景不同，面临和解决的具体问题也不同，但都有返本开新的学术追求和担当意识，这就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论域，同时也使得其思想脉络呈现出阶段性和接续性的特征。第一代新儒家经历五四时期，又身处抗日战争民族危难之际，民族文化遭遇现代价值观念的强势冲击，此时，需要回应的问题大体有三：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哲学论证；国人精神家园和终极信念的现代重建；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为此，他们秉持中国现代化就是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信念，坚持立根民族文化传统，积极回应现代挑战，与西方文化对话，重立民族文化“大本大源”，挺立民族主体性。第二代新儒家辗转到了台湾和香港地区发展，对西方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也有了更加深入的对话，他们开始从强势的排斥性的启蒙心态中摆脱出来，一方面进一步吸纳西方现代价值观念，重释中国传统，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诸如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以及儒学的宗教性、儒学本体论重建等问题；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反思现代性问题，努力为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问题提供儒家的诊治方案。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宣告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反对只以一种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的价值或指导中国文化的前途。第三代当代新儒家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大文明对话，吸纳最新成果，开辟新的论域，并积极挖掘和阐发儒家文化资源来回应时代问题，为全球伦理的构建提供儒家的智慧，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做着杰出的贡献。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作为一个大的学术共同体，其中的学者虽然“所同不甚其异”，但其研究还是呈现出一种共同的“思想范式”，这就是“反思现代化，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肯定儒学的精神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具体来说，即是从熊十力开始就已坚持的“以传统批导现代，以现代批导传统” 的传统与现代双向批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郭齐勇教授尤为重视从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中去梳理、阐释和评析该思潮各代表人物的思想。这里以他对牟宗三哲学系统的阐释和评析为例。在郭齐勇教授看来，牟宗三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典范，牟氏哲学建构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积极吸纳西学价值，“改造中学，与现代化相调适”，通过“三统并建”，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新外王；二是通过中西哲学会通，尤其是注重通过康德来阐发和重建儒学，“变传统哲学为现代哲学”；三是通过反省西方哲学，重建本体论，即以智的直觉为突破口，重建“道德的形上学”。在“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问题上，牟宗三提出良知的“自我坎陷”说。针对一些论者对牟宗三的“新外王”和良知的“自我坎陷说”以“泛道德主义”“缺乏现实性、实践性”等理由所进行的批评，郭齐勇教授指出，牟宗三的“新外王”构建是针对儒学“内圣”学说的不足而提出的，目的是吸纳西学价值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它承认和强调科学与民主政治的独立性，重视新时代人的主体性的多维性，并不就是所谓“泛道德主义”的。同时，郭教授认为，牟氏良知“自我坎陷”说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智慧，“这是讲辩证发展的必然性而不是指逻辑的必然性，是黑格尔式的由逆而成的曲通、转折、突变，不是直贯式由‘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以“缺乏现实性、实践性”来批评牟氏的“自我坎陷”说至少是缺乏说服力的，实践有效性与否并不会影响理论学说的现实性品格。“我们不仅要从现代的角度来批判和了解传统；同时，也要从传统的角度来批判和了解现代。”现当代新儒学者的这一传统与现代双向批导的范式，实际上也成为大陆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当大陆学者走近现当代新儒学思潮，该思潮对大陆学者思想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郭齐勇教授把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问题意识或思想贡献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第二，倡导“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理念；第三，努力调动儒家伦理资源参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构建；第四，儒学与现代民主、自由主义的关系；第五，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郭教授也对现当代儒学思潮的局限进行了总结，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第一，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以“返本开新”为学术追求，但需注意其所谓“本”所承载的价值系统在现代社会结构下不能不解体、转型、重组，儒家价值系统在现代化中仍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但需要重新定位；第二，唐、牟主张较多的“保内圣，开外王”内涵着“困局”，“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是不可能的；第三，现当代新儒家未能充分重视儒学重建的现实境遇问题，儒学更应走向生活世界，走向民间。
综观郭齐勇教授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与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呈现了这个学术共同体中主要代表人物颇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核心命题、逻辑思路、学术渊源、学术贡献，同时还通过这些代表人物的生平资料和学思经历展示了他们的人格特征，从而更加有利于人们了解和同情这个学术群体的使命和事业；其次，研究在展现这个思潮内在承继的发展脉络的同时，梳理和总结了该思潮的共同论域、思想范式和问题意识，对儒学今后的发展和重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第三，关注和吸纳这一领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积极给予回应，对一些论者的误解给予相应的辨析和纠正；第四，注重分析思想家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能够启迪新的哲学思考。在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上，郭齐勇教授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将该思潮纳入五四以来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进行重估，肯定了该思潮作为启蒙精神或者五四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一种精神方向。
三、儒学的生命在民间：在民间儒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儒学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儒学的生命在民间。对于儒学的重建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儒学的价值体系在学术思想层面的重建及其在民间的灵根再植” 。郭齐勇教授潜心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同时也非常重视民间儒学应用层面的研究，他大力倡导和支持民间儒学的发展，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民间儒学的灵根再植事业中。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郭齐勇教授对民间儒学概念的界定，揭示了儒学保持生命力的两个基本路向，一是儒学通过不断的现代重释，向百姓日常生活的渗入、内化，这实际上是儒学研究者应当担当的一个责任；二是民间力量主动推广儒学的价值精神。郭齐勇教授倡导儒学研究者到民间弘大儒学，一是要开展儒学走向日常生活的应用研究，二是要从实践层面推进儒学在民间的灵根再植，以避免把儒学变成书斋之学、会议之学。在实践层面，郭教授自己做了不少工作。比如，针对当下“国学热”，他组织开展了“正启蒙”“国学读本”等中小学教材方面的编撰工作，引导当下“国学热”的健康运行；他组织儒学问题的大辩论，影响面广，社会效果好；他还身体力行深入大学和民间宣讲儒学。近二十多年来，郭教授常到乡村、企业、社区、图书馆、书院、机关、学校、军队讲授儒学与传统文化，每年由原来的一二十场增至二十到三十场，主要面向的是普通民众和青年群体。“我们强调的是对经典下过工夫，再反哺出来的真正的中国智慧”。百年来，儒学经历了从离异到回归，经批判洗礼而重建的过程 ，今天儒学的重建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灵根再植尤其需要这种“反哺”。近些年来，为推进儒学在民间的健康发展，郭教授面向大众开展了一些儒学现代重释的研究工作，出了一系列的成果，相继由出版社推出，比如《中国儒学之精神》（2009）《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2015）《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2018）《中国人的智慧》（2018）《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2018）等。这些著作往往“集理论性、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身”，“深入浅出”，“通俗但不媚俗” ，是“学术化与通俗化相结合”的阐释，可谓是为儒学从学院走向民间提供了范本，对当下“国学热”中存在的鱼龙混杂的局面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对解决当下一部分国人还比较茫然的文化认同意识也具有指导意义。
郭齐勇教授在民间儒学的推进中，尤为关注的是有关国人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以及终极信念与关怀的重建问题，强调正确对待文化的根源性与现代化的关系，主张将当代价值植根于既有的文化土壤，在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推进民族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
在文化认同、伦理共识重建问题上，郭齐勇教授既通过对古代哲人及其经典典籍的现代阐释，呈现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精神、精髓，展现古人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智慧，也通过专题回应当下热点问题，在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展现儒学的当代价值和普遍意义，还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辨明、讨论、辩论，澄清人们对儒学及民族传统文化存有的误解、偏见。比如，针对不少观点认为儒学缺少公德观念的偏见，郭教授多层次、多层面对儒学的“公私观及其正义论”进行阐述和论证，特别强调孔孟的关怀根本上是“公共性”的，儒学倡导的君子人格是具有公共性的道德人格，儒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公共性”“正义”和“公德”的诉求和主张，儒家政治哲学中蕴含的公平正义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应被珍视与尊重。郭教授指出，当下对儒学思想的解读往往习惯于以寻章摘句的方式，离开历史与思想背景以及整个文本内在性，仅就其字面意义简单化予以判断，这就难免产生对儒学的误解，需要加以克服。他强调对儒学的解读，“还是要具体分析文本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切实进行比较（不是拿近代以来的或今天的西方观点作为唯一的参照系，而是拿同一时代的中外思想相比较）”，“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摆脱西方框架，诠释东方的或中国的思想的真意，以谋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公私观念，为营造今天的哲学、伦理学提供养料”。郭教授倡导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中国与中国文化” 。
2002年至2004年，郭齐勇教授组织了以“亲亲相隐”为中心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刘清平教授在《哲学研究》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的文章而起，文章认为“亲亲相隐”是腐败根源。为反驳这种观点，并澄清儒学“亲亲相隐”的本义，郭齐勇教授组织辩论，其成果最后编为《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以下简称《争鸣集》。）一书。2006年，邓晓芒教授发表文章批评《争鸣集》，并于2010年将其相关成果汇集成《儒家伦理新批判》。为此，郭教授组织了相关的回应与辩论，最后汇集成《<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于2011年出版。在郭教授看来，有关“亲亲相隐”问题的观点分歧本质上仍是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的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体现传统与现代互动和更具有现代性的论域，有必要抓住此个案展开一场辩论，弄清真相，并引导人们正确解读经典，全面体察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实践证明，这两场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在学术界展开的争论，影响面甚广，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郭教授指出，“‘亲亲相隐’是儒家针对两难伦理困境，苦心孤诣寻求到的解决之道，在护持人类社会的伦理基础的同时，尽可能彰显了社会公正，并在历史中起到了保护私领域、反抗国家强权的重要作用。”在对“亲亲相隐”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郭教授还与许多法学家、法律工作者一道呼吁，通过修改国家相关法律条文，接上容隐制的传统与现代人权观念，保障公民的亲情权与容隐权。2011年，由郭教授起草，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修改后提交的以恢复容隐制为内容的提案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议案并获得通过，免除了强迫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的义务，体现了“亲亲相隐”精神。“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篇》）。学术的辩论和争鸣皆是为了澄明“善”的价值，通过辩论与争鸣使得“善”得以呈现，这也可以说是学人应有的一种情怀和职责。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实现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的价值基础。在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和构建的讨论中，郭齐勇教授提出“核心价值观要有中国元素与现实性”的观点，并倡导将“仁爱”与“诚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中。对于“仁爱”所包含着的“忠”与“恕”两个方面，郭教授给出了清晰易懂的解读，并有意澄清一些有失偏颇的认知。他指出“忠”即“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强调的是自觉自愿，它是感化、示范，而不是外在强加地使人“立”或“达”起来，体现着道德的主体性特征；而“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郭齐勇教授还对日、韩两国的儒学中心价值观念的发展和现代转化路径进行考察与比较，论证以仁爱为本的儒学核心价值系统的生命力。郭齐勇教授指出，“从长远的、健康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
随着科技文明和物质经济的发展，人类精神安顿与终极信念、终极关怀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对此，郭齐勇教授吸收现当代新儒家有关儒学的宗教性反思成果，强调儒学作为安身立命之道的生命力，主张吸纳儒学资源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帮助解决现代人精神安顿的问题。“中华人文的道德精神有安身立命的意义”。儒学的人性论、人格境界理论彰显着人的终极性追求，儒学的“天人合一”蕴含着道德宗教精神。儒学所谓“天道”即是指普遍、超越的价值精神，人通过“知性”“尽性”的工夫可以将其内化至人性之中，并将之彰显于客观世界，这就是天道、人道的合一。“天人合一”，即呈显为一个内在而超越的精神追求过程。郭教授提醒人们，“‘天人合一’现在被大家讲成一种环保意识，这也是很危险的，‘天人合一’绝对不只是环保意识，它实际上是带有神秘性体验的、带有敬畏或信念的、对于中国大传统中具有神秘性和宗教性的天，天命，天道的崇拜”。儒学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可以帮助现代人走出精神的迷失，重建意义世界。儒学在终极信念和终极关怀现代重建问题上展现着自身不可替代的生命力。
儒学的生命在民间，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的灵根再植，是提升儒学在现代社会日常百姓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过程，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郭齐勇教授在民间儒学中的研究与实践呈现出以下特色：一是注重组织问题辩论，通过相互争鸣，明辨理论是非，为儒学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重建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二是在现代性的论域中，从“心性的关怀”层面，以学术化与通俗化相结合的方式重新阐释和解读经典，面向大众传播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慧，满足现代人安身立命的现实需求；三是注重实现儒学及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接洽与互动，通过展现儒学及传统文化的日常应用价值，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比如，对儒释道三家人生智慧的阐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与元方法的提炼 ，对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深掘 ，等等；四是深入基层，亲身实践，通过民间讲堂宣讲儒学和传统文化，把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和智慧传播给更多的受众。
本文刊发在《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