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筒望远镜》：冯骥才，你们猜的没错，写义和团曾经是政治任务

《单筒望远镜》的扉页有这样一句：当代人写历史小说，无非是先还原为一个历史躯壳，再装进昔时真实的血肉，现在的视角，以及写作人的灵魂。冯骥才先生说得透彻。这几个要素里，视角是前提。视角如何，决定着有无血肉和灵魂。七七年，冯先生与人合写了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那是一次“任务式”的创作，其视角基于宏大的政治理念和命题诉求，歌颂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表达的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时隔四十多年，从《义和拳》到《单筒望远镜》，是历史观看视角的切换。有了这种切换，小说对历史事件和细节的还原发生了剧变，才得以展示“真实的血肉”，注入了更多写作人的“灵魂”。小说讲的故事很简单，庚子年间，中国年轻人和洋女人相爱，听起来就是一则爱情传奇。但比起冯先生在《俗世奇人》系列中对人情世故的调侃、喟叹、激赏乃至玩赏，这则传奇讲述得很克制。克制之下，表现出的是大悲哀。

悲从何来？据说在宫前大街上，一天不知从哪儿过来一个洋女人，站在街上来回溜达，叫一帮坎字团的团名抓去了，关进了都统衙门门口的站笼里。人们说这个洋女人是奸细，从租界到这边来查看军情的，还有人说这洋女人就是骑在洋人大炮上光着身子施法的妖妇…有的看新奇，有的看热闹，有的使手摸她，有的拿着树枝竹竿撩她的裙子，更有的用棍儿去捅妖精下边那个地方。那洋女人又喊又叫又哭，最后干脆疯了，扯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脸，披头散发，血了呼啦，样子非常吓人。

这场景中包含的无知、恐惧和残暴，本就是人类本就无法摆脱的内在构成因子。在诸如彼时的某些历史时刻，这部分因子总会在狂热的煽动中被激活。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女人，外国男人女人，所有的单纯、美好的血肉之躯都在“阴差阳错”中变成“血了呼啦”。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角欧阳觉认为，自己的命运就是一种“阴差阳错”。为了寻找莎娜，他在去往租界的路上被义和团当奸细囚禁。随后他却主动学习画符箓，加入了义和团，要随团进攻租界，方能“一条死路竟逼出一条生路”。

为了解决闹拳乱造成的个人问题，不得不加入义和团，这个情节套路是《单筒望远镜》故事意义表现的关键所在。这件事的背后是个历史叙述问题。一个人为何主动参与到某场运动？或者说，一个个体的人如何成为了某次“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回答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就是观察、讲述历史角度的不同。

庚子拳乱中，山东直隶一带参加义和团的农民各自心怀目的，张三练拳是因干旱饥荒所迫，李四练拳是跟教民结过梁子想报私仇，王二嘴里说着杀毛子，心里想的却是“学了拳就不会给拳民杀”，而麻子则听信了洋人往水井下毒的谣言，一心想去抢他们的教堂。除此种种可统计的原因外，稀里糊涂随大流练拳的更是不计其数。至于刀枪不入的法力、不转死全家的诅咒符和阴毛旗的传说，也确有人信。彼时的现实，就是如此鸡零狗碎。

《单筒望远镜》里讲了几个很典型的“现实”。有个人要加入义和团，因为他欠了教民的钱，成了义和团不但能赖账，还能反抢一把；欧阳家的仆人也加入了义和团，因为总有团民找上门闹事，如果成了“自己人”就好说话了；还有些人组织“假团”，仗着团民的威风趁火打劫。个体在日常中单纯、细小的选择遭遇了时代的暴风骤雨，完全失控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