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等多种功能有过较为翔实的探讨，但本文试图跳出这一圈子，把书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从整体上探讨书院的文化功能，去认知与评价书院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首先，书院作为一种儒家文化载体，不断吸收、凝聚异质文化，融进自己的文化体系，并加以创造与发展，接着便对其学术文化养涵蓄精，加以存储，积累一股强大的学术力量，再通过祭祀、会讲、藏书、学术交流等一系列方式传播其学术文化，实现开发民智、化育人生的功效，从而提高国民素质。因此，我们从这种悠远而又丰富多彩的书院文化中，感悟出一种意深、严谨而又翔实的书院文化氛围，构建出一种广博的书院文化功能体系。以下就书院的凝聚创造、存储、传播、启智等功能作一初步探讨。

一、书院的凝聚创造功能

书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对于学术文化的凝聚与创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书院对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文化加以消化吸收、融合、凝聚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书院又不断吸收那些过时的、消极的文化中那些有益的东西，融进自己定构的、占优势的主体文化中，从而结构出一种更丰富、更具有生命力的新型文化。凝聚文化的动力就是不同学术内部在排斥异质文化的同时所存在的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正是这种吸引力、正是这种漂浮不定的价值载体，凝聚了不同的学术文化，然后加以消化吸收，进而创造出一种进步广博的学术文化。

书院是异于官学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不是应试教育，不受传统教育的束缚，特别重视专门的学术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更易于凝聚创造异于旧学的新的学术文化。

一方面，儒家内部形成诸多学术流派，各学术流派之间相互凝聚、吸收。当时书院的名儒硕士，集思广益，留意兼取诸家之所长，从而使儒学得以吐纳群流，得益甚厚，更加充实与丰富。南宋大部分书院学术流派中，朱学最为势力，但许多书院不死宗朱学。有的书院传习陆学、浙学，陆学在南宋盛极一时，在应天山精舍及后来的象山书院一脉，来学者逾数千人，规模宏大，从而创造出一股不同于朱学的儒家学术流派；有的书院虽名宗朱，实有新意，且吸收别家之长，与最新的学术文化结合起来，凝聚一股异于朱学的强大学术力量。当时就有许多大师以朱学为名而兼收浙学之实。《宋史·何基传》中说：“基淳固笃学，绝类汉儒。虽一本朱熹，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欲出无穷。”[1]又有全祖望在《深宁学案》中说王应麟“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

另一方面许多以儒家学术文化为中心的书院，不囿儒学，不断广吸佛道思想，兼纳佛道的教学方法、组织形式，甚至将部分概念范畴、思维形式、修养途径纳入儒家新体系中，使书院德圣化淳、超越前古。一方面由于儒、佛、道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得书院的教育更加健全与充实；另一方面，书院的存在与发展又促进了儒、佛、道三者相互凝聚，相互交融。在南宋就有许多书院不断凝聚、吸收佛道思想，当时许多书院建筑选址仿效佛老，设于山林名胜，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2]同时，许多书院借鉴禅林清规，朱熹为白鹿洞书院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有着浓重的佛家味道。其形式结构，先立“五教之目”，再立“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3] 显然便借鉴了禅林清规的内容。到封建社会后期，道教中不仅有梓潼帝君被儒家书院所尊奉，就连神化了的关圣帝君也被书院迎入。由此可见，正是受益于书院诸多鸿儒硕士，经明行修，造就宏深，才使书院的学术文化日益广博，凝聚创造一股股异于旧学而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文化，使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书院蕴含的学术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纷呈各异。

另外，书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凝聚创造功能在不同的书院类型中也有所体现。当时的华侨书院，吸取海外文明，具有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的功效。教会书院也促使代表西方文明主要精神的基督教教义与反映东方文明精神的儒家思想在这里相聚、相撞、相融，使之成为近代中国吸收西学的重要园地。西方科学知识的不断传入，不仅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而且刺激了人们重新去发现与挖掘古代经世致用的学说。由此，一种融合中西文化并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崇尚实学的教育思想便应运而生。

中国近代书院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可从张之洞的思想体系中找到引证。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就两湖经心书院，“于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畔道之弊”。[4]鲜明揭示洋务教育中体西用的思想。到1897年，浙江新创求是书院也是“因利势导”，“兼得中西之学”，“务期明体达用”。[5]当时新创的崇实书院也规定“不必限定中学西学，但其有裨实用”。[6]

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凝聚异质文化，予以消化吸收。当时的儒、佛、道能够走向“三教合一”；洋务运动前后，西方自然科学能够纳入中学体系形成中体西用，当时的书院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无不归功于当时书院的凝聚创造功能。

上述书院的凝聚创造功能可用下列图表来说明：

二、书院的存储功能

如上所述，历代书院凝聚异质文化，再加以创造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一方面，它对所凝聚的文化加以创造、发展，产生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也使原有的学术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现实生命力。另一方面，它承担着保存自己固有的文化遗产，使之能代代相传；并不断消化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再加以存储。因此，古代书院在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开发民智的同时，始终注意保存自身文化，从而聚合一股强大的学术力量。这就是书院所具有的存储功能。

在唐代，书院开始形成藏书制度，而藏书的目的是存储学术文化遗产，便于后学者参阅、继承与发展。到宋代，藏书规模进一步扩大，加之印刷术的出现，以及一大批雕版书籍的出现，经过一大批书院建设者孜孜不倦地追求，藏书在积累知识、研究学问、创造新说、传播理论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元代，汉族人为保存自己固有的文化，加之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对藏书事业的重视，使得藏书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到清代，藏书形成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贯穿藏书的不同发展阶段，藏书始终为学术研究、教学提供了详细的研究参考资料。书院藏书内容广博、资料丰富多样，为书院的教学、研究提供广泛而又坚实的文献资源。从古代的经史要籍到近代的西学新书，博采众长，丰瞻翔实，从而存储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例如，清代直隶永平府敬胜书院，除“经史要籍外，即宋元明理学巨儒之著述，至所谓清文集者，类多畿辅先哲之遗书”[7]可见藏书之丰富。清同治年间，史梦兰重修敬胜书院时，又“购经史，广搜宋元明儒及畿辅诸贤哲文集，藏之院中，以备诸生肄业”，[8]从而使敬胜书院藏书更为广博。不难看出，书院藏书越丰富、广博，其所存储的学术文化就越翔实、全面。因此，书院不断通过存储学术文化，广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一股强大的学术力量，为莘莘学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料。这也可从大学者秦湘业的《祁文端公神道碑铭并序》中看出：“书院多藏书，及以其暇研精经史，纵览诸子百家。公之殖学稽古，蔚为一代儒宗，实基于此。”[9]这里所记载的是祁叔在兰山书院读书治学之事。

另外，书院也从事刻书、出版等活动，来保存文化，保存当时的学术成果。当时，许多名儒硕士，在书院从事出版、刻书等活动，或缮刊遗籍，或刊印精良的《四书》、《五经》、程朱陆王的诠释之作，或出版书院中影响较深的先儒文籍。如《诂经精舍文集》中就选刊八集，内收集精舍士子经史论文及词赋达二千余篇。张崟在《诂经精舍志初稿》中就提到“精舍刻书，似亦不逮学海堂之富，但课艺刊至八集之多，内容丰类，亦足睥睨俦类”。因此，书院通过自己的出版、刻书事业，一方面使得历代涵儒文集诠释之作，得以整理，辑成书集，广为存储；另一方面，又使书院学者自己新创的学术文化，刊刻成书，得以存储，从而使书院的学术文化更为丰富。

综上所述，书院正是得利于藏书、刻书、出版等活动，存储学术文化，为历代学者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创造条件。这些学者，在不断吸取这笔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又不断创造、整合，从而产生大量的新的学术成果，并把它们存储下来，融进原有的文化体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书院的学术文化，力量不断强大，形成一股广博的学术力量，为书院的发展和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创造了物质条件。

书院的存储功能可用下图来表示：

三、书院的传播功能

书院学术文化的产生、凝聚创造到存储，其内在的动力，就是能够传播出去，产生一种预期的社会效应，实现其理想的社会价值。书院的传播功能是书院凝聚创造、存储功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意义实现的途径。书院通过讲会、祭祀、刻书、学术交流等活动来传播其学术文化。

书院作为一种儒家文化载体，大都教化涵濡，培养人才，力倡儒学，不断传播儒家文化，使“受业诸生”，“沐浴于师儒之教，而经明行修，文章品识，进于三代之英也”。[10]因此，书院不断通过培养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大力传播儒家文化，从而培养出一代儒宗。李因培在《兴建暨阳书院记》中写道：“维时天下四大书院皆以大儒倡率，从者数百人，切颷于身心性命，其所造就蔚然为儒宗，流风余思。”[11]儒学家们敦崇儒学，发明圣贤理蕴。袁景晖在《重建五阳书院序》中也说：“若夫宏开书社，大启鼓钟，传教四方，嘉惠来学，登斯堂者端学术、正人心、明人伦、微风俗。”[12]自宋以来，书院的讲会是理学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许多书院通过自己的讲学、祭祀、学术交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扩大其影响，传播其学术文化，使理学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书院中的理学大师们崇儒重道，涵育熏陶，传承理学精蕴，使教泽之入人者深。同时，宋代书院也大量出版书籍来传播自己的文化，使得诸儒得以博涉群书，通古达今。正如顾炎武所言“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13]清嘉道以后，诂经精舍、学海堂、正谊书院、尊经书院专门从事刻书以传播自己的文化。当时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的绪论中说：“考宋明理学所以特别发达，一方面固然因它本身价值有扩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因为它有宣扬的凭借之所，足以养成风气。”[14]这里的凭借之所便是书院。不难看出，宋明理学的大盛离不开书院传播。

另外，在古代中国的华侨书院中，由于去国者身处异族文化中，便有一种失落与孤寂的感觉，他们便竭力传播其母体文化，发扬中华几千年文明于海外。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书院成为西方文化传播的重镇。它们强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曾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开办学舍，传播中西之学，“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传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正是得益于书院多年的文化传播，使中国书院能广纳西学之精华，并把书院推向世界，传入东亚、东南亚许多地区，在那里，书院传播中华文明，促使这一文明与异地文化的融合，推进世界向前发展。

书院的传播功能可用下图表示：

这样，书院的凝聚创造、存储、传播功能可以用下图表示：

四、书院的教化启智功能

书院是古代教育新出现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是一种包括多层次教育的综合体系。它通过培养人才，利用新的读书方法，开发民智，化育人生，所以从教育角度出发，书院具有教化启智功能。书院通过讲学、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传播其学术文化，使文化走向社会，去实现其开发民智、化育人生的社会价值。

古代书院注意利用好的教学方法去开启学生智力。有些书院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然后详细加以剖析。朱熹曾提出：“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朱子读书法》中也提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精致，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15]南宋考亭学派诸书院中许多人提倡一些好的学习方法，来启发学生智力。黄榦主张“博学、精思、循序渐进、明辨善疑”。[16]信州文蔚主张“欲正人心，则莫崇儒重道，教学明伦，使其为力士者，支持其趋向而明礼义”。[17]另外元代书院中，吴澄与和会朱陆学派在书院讲学中也侧重启发学生智力。吴澄在为学方法上强调“博学多识”、“反之吾心”、“观书有识”。[18]他也说：“思之，思之，又思之，以致其知，以俟一旦豁然而贯通。”[19]历代书院贯穿着上面一系列的读书方法，有益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化育人生，从而提高整体的民族素质。

当时的书院也提出了自己的人材培养模式。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理学家张栻在主持岳麓书院时提出的人材培养模式的构想：“侯（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读，但为决科利禄乎？亦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20]张栻认为人材必须明乎人伦，以修齐治平为己任。正是受益于书院的人材培养模式，许多书院的学子得以在宋明时期对儒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进行阐发，或著书立说，或会讲，或不同学派的学术交流，自由讲学，从而培养出一大批莘莘学子，这批学子有的从事于传播文化这一职业，促使宋代上层等级文化得以向下层民间文化的转移，大大促进贫民文化教育，客观上也起了开发民智的作用。

上面主要从学习方法及人材培养模式的角度来探讨书院教化学生，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术人才，但书院的教育者们则希望书院教育能够渗透到各个地区，实现其士气民风的改善，从而对整个社会起教化启智作用。因此历代书院大多数又成为地区文化与教育的中心，以及地方文化传播的重镇，与当地乡俗教化相结合，对所在地民风的改善以及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书院与乡俗教化相融通，有的甚至为乡俗教化所利用，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教化机构。唐大顺年间，陈氏义门书院，崇陈“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21]他“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训教童蒙”，“立书堂一所于己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义门书院影响很大，导致“江南名士，皆肄业其家”。[22]可见义门书院为当地的乡俗教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又如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时，也十分注意下层社会的风俗教化，引导当地的居民学习封建礼仪。王阳明将古礼化简教于民而且附以乡约，以补民俗教化。同时，他把乡俗生活纳入书院教育的范围，鼓励弟子“用百姓日用指点良知”，使书院教育主动参与乡俗教化事业，促进书院教化功能的实现。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也重视书院的教化功能，他在《清颁广雅书院扁额折》中就有如下文字：“臣设立书院之举。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桢干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漱身化俗。”[23]因此，书院在传授知识，学术交流的同时，不断普及文教，这正是书院教化功能的突出表现。教化功能的实现，大大推进了民智的开发，人们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

书院的教化启智功能可用下图来表示：

最后书院的文化功能构成一个递推的、互为前提的整体，可用下图表示：

综上所述，书院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作为文化载体的书院，始终贯穿了一种内在的文化功能。不同文化功能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结构出书院宏伟的功能体系。从凝聚吸收到创造发展，从存储积累到传播普及，开发民智，教化国民。一方面为书院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一股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为书院社会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应不断认识书院，把握书院的文化功能，使书院这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瑰宝，重放异彩。 

注释：

[1]《宋史·何基传》。

[2]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

[3]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4]《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5]民国《杭州府志》。

[6]《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

[7]班书阁《书院藏书考》。

[8]清·史梦兰《重修敬胜书院记》载《光绪永志府志》。

[9]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江苏《如皋县志》卷九，清嘉庆年刊本。

[11]江苏《江阴县志》卷五，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12]湖北《施西府志续编》卷四，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13]李国钧《中国书院史》。

[14]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

[15]朱熹《朱子读书法》。

[16]宋·黄榦黄勉斋先生文集》。

[17]李国钧《中国书院史》。

[18]元·吴澄《吴文正集·外集》卷二。

[19]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四。

[20]宋·张栻《南轩文集·岳麓书院记》。

[21]唐·陈崇《宋史·陈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2]《湘山野录》。

[23]《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六。

（本文转自书院千年公众号，原文刊于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三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0年1月第1版。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9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