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需要很好的维持，各省的督抚们需要朝中大员做后台，而各州县又需要督抚提携。官场上的这些联系就需要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从中周旋，用清代官方术语来说，这些人就叫“坐省长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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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的话来讲，坐省长随可以理解为“驻京办”、“驻省办”、“驻市办”。最初的坐省长随及坐府长随，是为接待到任官员而设，后来职能演变为传递消息，为上司办事等。

坐省长随、坐府长随形成于雍正、乾隆之交。如乾隆初年，广东各府州县，离省城、府城稍远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挑选长随中最机灵的人，令他长驻省城，给他的费用也十分丰厚。坐省长随的主要工作或者说唯一的职责就是与各上级官员的家人、幕友、胥吏们拉关系，史书上用“深相结纳”来形容，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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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坐省长随们对总督、巡抚、布按两司以及道员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先探知的一清二楚。尤其是遇到办理紧要的事情，由于早已探听上级官员的意向，因此更能迎合。州县官个人要办什么私事，提前与上级的长随、幕僚等人沟通好，然后再走“正常”渠道，投递文书，督抚司道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上下衙门长随设计好的圈套里。

更可怕的是，坐省长随们聚集省城，各争门户，甚至是捏造谣言，故意在同僚之间制造不和。官员要实行一项政令，甚至必须要通过长随这一关。鉴于坐省长随的危害，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严禁坐省长随。

乾隆三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到任前，乾隆帝一再嘱咐他要铲除坐省长随。当时两广总督衙门驻扎在肇庆府，经马而泰的一番整肃，确实较以前清静许多，但巡抚司道驻扎的广州府省城，是钱谷刑名总会之地，仍然为这些长随们所盘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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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坐省长随所办的大多是州县官交待的事，或者是机密，或者是官员个人的私事，因此州县官要挑选最信得过的人来充认。同时，长随所具有的“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的特点，也使得这类人群在地方行政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本来，法律明令禁止各州县向省、府两级衙门所在地派驻长随，违反者将受到罚俸六个月的行政处罚，但为了获得上级衙门的内部信息，保持与上级官员的亲密关系，州县官置法律于不顾，在府、省两级衙门所在地设置了数目不等的坐省长随、坐府长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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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下级衙门长随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构成上下级衙门官员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长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决非是为了公事上的便利，更多的是为了幕后见不得人的交易，这也是清代衙门运行背后的黑幕之一。乾隆四十六年，发生了甘肃王亶望冒赈一案，揭发了坐省长随是如何充当腐败润滑剂的典型事例。

王亶望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贿赂所得，而后者又大多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据王亶望的下属，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延瓒交待说，王亶望在任时，各州县专派长随守候在省城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亶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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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亶望的确把敛财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充当中间人的就是清政府三令五申在严禁之列的坐省长随。然而天网恢恢，王亶望最终还是落得斩立决的下场。而那些坐省长随、坐府长随们，仍然盘踞在刑名钱谷总会之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事情，大清帝国就是在周而复始的轮回中慢慢被腐蚀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