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甘立尚
编者按：正值一年一度的高考，在这个紧张的日子，你是否会透过尘封的高考记忆，回忆起当初的一件事、一段情，它可能反映个人命运的转变，也可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格隆汇组织了“那年的高考”征文活动，收到了多篇来自会员的高质量文章。今天刊登的是会员“甘立尚”的投稿，他出生于1960年代，生长于豫西南的农村，我们且来听听他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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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后不久，十年浩劫就开始了。
记得我是1971年春节后上的小学，上学不久就遇到全国性的春季改秋季招生，全校乃至全省春季入学的学生都跟着“蹲”了半年学。
连续几年学生在学校里都沒啥正事干。学校和全国人民一道，整天处在疯癫状态，小学生们排着队，举着小旗，天天游行喊口号。模糊记得当时的口号和现在电视上看到的拉纤的号子差不多，反正带队的喊一句，其他人跟着喊就是。很多口号，学生们根本就弄不懂啥意思。
老百姓贫穷、饥饿，但似乎都异常亢奋，精神饱满，人心很齐。
2
那时候没有高考。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是“推荐”，被“推荐”上大学的叫“工农兵大学生”，理论上是从工农兵中产生。但怎么个推荐法，咱也不清楚，反正在农村我是从来没见过哪个活体的人被推荐过。
而翻遍我家家谱，十代以内连个里长--汉高祖刘邦起兵造反前的职务--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村长，都没有人当过。尽管按照当时的标准，咱是彻头彻尾的贫下中农出身，根正苗红，但被“推荐”上大学比晴天出门被雷劈的可能性都低。
平头百姓反正也没有什么上大学的概念，甚至连一个闪念都不曾有过，好像大家都认命，认可祖祖辈峰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注定的生活，“王侯将相宁有种”后面的“乎”字被当地人自然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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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家子弟而言，几乎是唯一一个、更现实更“公平”地跳出农门的途径，就是当兵提干吃上商品粮。如果当兵后不通过某种机遇提干，过几年又复员回到家乡，兵就算是白当了，最多就是家门前挂几年“军属光荣”牌，逢年过节大队干部过来假惺惺地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客套话，美其名曰“慰问”。
我的家乡在豫西南，那里有尚武传统，几千年战乱不断，以致于现在的村，大都还是以军队基层单位命名的，如“王营”、“李营”什么的，大概当时那里驻军的头目就是“王队长”、“李营长”，他们的后代就成了现在的村民。
能当上兵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除身体合格(大部分长期干农活的青少年都没啥问题)外，还要开后门，要准备一两瓶酒、一两条烟打点大队支书和招兵干部，鲜有听说送钱的。大家都没钱。
那时候，送几盒两毛钱一盒的“白河桥”牌当地“名烟”，都算大礼了。我印象中很少见到瓶装的白酒，好像合作社(大队商店)里摆的最高档的酒就是一块钱一瓶的二锅头。送一瓶酒加上两包果子(当地的油炸小面点)作为礼品，就相当于今天初次登门到丈母娘家提亲的级别了。
一个劳力辛苦一年，“余粮”也就能折个十几二十来块钱，这已经很不错了。年底小队会计一算帐，欠粮户要给余粮户补欠粮款，小队所有人总体上余欠平衡。遇到象我们家这样兄弟姐妹四五个能吃又不能干的“欠粮户”，余粮户被拖欠个三几年，还是从“老赖”欠粮户要不来余粮款也很正常，毕竟乡里乡亲的，眼看着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谁也不能撕破脸逼出人命来。
一旦当上兵，农村娃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再加上有的人喝过几年墨水，提干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邻村有个当兵提干当连长的，回家探亲时，大把向村里老人小孩塞“大白兔”奶糖，那可是当时装在身上半个月都舍不得吃，抽空掏出来过过眼瘾的稀罕物。连长穿着四个兜的军装，甚是威风，惹得附近几个村的村花不停地到他家门前转悠，但人家都没有正眼看过这些“土花”，据说已经被县委办公室主任表姐的堂妹看上了。
4
有一年春节后，父亲把我们兄弟四个叫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娃们啊，爹我没有啥本事，估计连将来给你们几个娶媳妇都办不到，今天我把毕生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了四个猪娃，你们一人分一个，自己好好照料自己的猪娃，养大了卖掉，买个邻省大山里的媳妇，为公平起见，抓阄决定谁要哪一个。在当地，即使在今天，娶(实际上是买)个山里“蛮子”媳妇也并不罕见。
从那一天起，照料好自己的猪成了兄弟几个的头等大事。打猪草，拣红薯根，忙得不亦乐乎。大家放学第一件事便是往猪圈跑，生怕自己的猪有啥闪失。小小年纪，人的自私本性便被残忍地激发出来，暴露无遗。为了争点剩汤喂自己的猪，兄弟几个反目成仇。
我最倒霉，抓阄抓到的猪最小最瘦。没办法，只好精心喂养，没多久就赶上来了，重量排到老二，见到我就哼唧着要吃的。看着自己争气的猪，整天心里美滋滋的。我爹妈也在夸：你看人家老闷，弄的猪多好！
不知啥时起，堂哥我起了个外号叫“老闷”，这个外号一直伴随我多年，到后来长辈们喊我都不再叫我真名。自己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并不“闷”，大概是长相敦实憨厚的缘故吧。所以对这个有些贬义的外号，自己曾经一度极为反感，直到今天还有点耿耿于怀。现在回老家还有长辈呼我“老闷”，甚是好笑。
不幸的是，春天刚过，几头小猪就在当地叫“传猪”(现在知道叫瘟疫)时与同村的其它上百头猪一起牺牲了。死了的猪谁舍得扔掉，一时间，全村人都在吃死猪肉，也就是煮熟放点盐。离村半里地就能闻到刺鼻的肉香，一连十几天。直到今天，一闻到那个味，我就能联想到我那头可爱的猪。
猪死了，娶媳妇的希望没了，兄弟几个在一起抱头哭了几场。最伤心的属我，因为我投入的精力最多。有几次半夜冒险到邻居家偷红薯干喂猪，而自己饿得肚子咕咕叫都没舍得吃。
从那以后，大家都做好了打光棍的准备。那时虽然年龄小，对很多事还很懵懂，但同村有两个光棍，经常受人歧视，处境悲惨，因此村里小孩们对光棍这个名词的含义基本上还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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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77年麦收前后的一天傍晚，村民三三两两坐在村头大槐树下乘凉闲聊，一堆孩子在旁边玩耍，临村有个初中老师路过，神秘地告诉大家，听说要恢复考大学了。我在旁边听到了这个消息，简直不敢相信，激动得一路小跑回家告诉爹妈，自己也一夜没睡好。家里有孩子上初中高中的，对这个消息极为关心，没有孩子上学的家庭，仍对高考不高考漠然。
一连好几天，爹妈和村民们都将信将疑，直到村头大喇叭上广播了，大家才相信这个改变一代人命运的消息是真的。
我是1980年16岁那年参加的高考。记得开考那天，上午考完从教室出来，在学校大门口见到等待我多时的妈妈，她把家里唯一的大宗商品--积攒了个把月的十五或者十六个鸡蛋煮了带着，说是给我“补充营养”。平时对咱这穷孩子不屑一顾的班花恰好路过，见到这么多鸡蛋，也羡慕地多瞟了我几眼，我心里那个美啊。
能吃上鸡蛋，那可是高级待遇，平时连想都不敢想。记得当天没舍得多吃，只吃了四五个，第二天下午考完试，把剩余的十来个因天热又搁时间长，已经有些发粘的鸡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扫而光，又吃了两个红薯馍，喝了一大碗汤，享受了一顿久违的饱饭，撑得我一夜没睡着觉，加上期盼早日跳出农门的激动心情，晚上在村头一直溜达，到天亮好像鸡蛋还没消化完，第二天也一点睡意都没有。
当年考上大学，跨出农门，我的一生同千千万万个寒门学子一样，瞬间彻底改变。
难忘的少年岁月，难忘的高考。回想起来一半是苦涩，一半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