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威宁苗族，大约在宋、元时期迁到威宁。”石门坎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西北部，处在云贵交通的要道上。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于1904年进入贵州威宁传教。首先在苗族地区传播，逐渐发展到彝族地区，相继扩展到滇、川、黔交界的各县。
1.
西方传教士在石门坎的传教过程
1904年9月到10月，伯格里带领两名传教士进入威宁，利用“传教士特权”向威宁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让州衙出示布告指明苗族纯属求道读书并无放毒害人，苗族信教，不得干涉。伯格里还与当地一些汉族的首领和彝族的土目化解敌意，建立友好关系，大关寨彝族诺苏地主安荣之不仅答应让他属下的农奴自愿信教，还答应捐赠石门坎的土地给教会修教堂。
1905年春，是石门坎建教堂设学校的日子，也是伯格里等传教士在昭通传教并把传教办学目标转向石门坎苗族地区的开端。教堂建成后，伯格里就以石门坎教堂为中心，带领王玉洁、钟焕然、李司提反等人走村串寨在苗族地区布道传教。1914年，伯格里派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苗族布道员王基徒、杨雅各到威信和川南苗族地区传教。1915年伯格里病逝后，苗族布道员坚持前往，终于在1921年于牛坡坎建立石门坎支堂和光滑小学分校，以此据点，又扩展到川南的珙县、高县、筠连的苗族地区。
2.
西方传教士在石门坎传教成功的原因
首先，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国内军阀割据，民族歧视，在土司、土目和地主们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石门坎苗族人民生活得十分的艰苦。他们总是渴望有朝一日能逃离苦海。加上他们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可言，更说不上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传教士的出现，对他们就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教会势力强大，能遏制给自己造成灾难的各种社会势力时，对传教士便产生了一种加以利用的心理，他们相信传教士会帮他们解脱痛苦。于是，便纷纷入教。
其次，外国传教士利用中国半殖民地的“官府怕洋人”的社会现实，在思想上极力向苗民灌输“教会不怕官府，入教可以免受压迫”的观念。比如他们向苗民宣称万能的上帝对万物众生都是平等的，如果苗民信仰基督教的话就可以翻身，就可以平等。在政治上则为苗民“打抱不平”，以博取苗民的好感，让苗民觉得入教后生活会有保障。在当时民族压迫、歧视，各方面境况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传教士以“苗族救星”的姿态出现，为传教方便而兴办的一系列慈善救济事业，迎合了苗族人民的需要，使苗民对他们产生感激之情，入教的人就更多了，使其传教事业更成功。
第三，传教士自身的努力也是其得以在威宁传教成功的因素之一。传教士最初的传教并不是很成功，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未放弃，而是一直坚持着。外国传教士一到苗族地区，就走村串寨，深入到苗族群众中，与苗民同吃同住，穿苗民的服装，并且还学习苗民的语言，用苗语同他们交流，了解苗民的民俗风情，采取当地人熟悉的语言和奇闻异事宣传教义。苗族人民好客，喜欢交朋友，传教士就采用请客、交友的形式引领群众信教。苗族能歌善舞，即兴编歌对歌是他们的传统风俗和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形式，传教士宣传基督教教义主要是通过口头宣讲和赞美诗来进行的，这正是苗族人喜欢的形式，因此他们懂得的基督教教义，大部分都是从唱赞美诗中学到的。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为了使基督教深入民心，还采取“以苗人传教于苗人”的方式，如伯格里依靠杨雅各、张约翰等苗族知识分子，借助于拉丁字母，创造了苗族文字，用以翻译《圣经》等基督教读物，并在苗族中得以普及。所以，传教士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坚持，使得大部分苗民很快接受他们，并入教求道。
3.
西方传教士对石门坎苗族文化的影响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西方传教士对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物质文化的影响主要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的影响。
（一）对物质文化的影响
1.对语言文字的影响
在教苗族人读书的过程中，伯格里发现苗族人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字系统，他们只是说苗语，却从来没有人用文字把苗语表达出来。伯格里开始尝试为苗族人创造文字，终于他在苗族人传统的服饰上找到了灵感，1905年，在苗族知识分子和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采取苗族服饰上传统纹样及外国一些简易拼音形体字，经过认真的研究，为苗族同胞创立了简单易学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每字不超过五画，易记、易写和容易学懂。苗文的问世，是苗族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和奇迹。它标志着黔西北、滇东北苗族已进入了有文字符号记载的历史时代。很多人在学会苗文书写后，就用这套苗文来记录苗族历史传说和苗风、苗俗，使苗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我们今天不可忽视的课题。
2.对服饰文化的影响
近代威宁苗族男子脚上穿的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草鞋，穿裤长只到小腿部或膝盖的裤子，上半身主要穿的是介乎于茄克与长袍之间的宽大的外套，头上戴着块蓝色或白色的头巾。妇女也是穿草鞋，打着红色的绑腿，上身穿短衫，下穿他们自己蜡染的花褶裙等。他们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由土布制成的，妇女家务的一部分就是织出她本人及她家里所有人所需要的全部布料，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这些布料主要由在村寨附近培植的大麻纤维织成，上面毛线的图案结构是剪自绵羊的羊毛制成，鲜艳的颜料则是从山岭中各种植物及根茎上获得。1904年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威宁后，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威宁建起了推广部，使简易的手工业机械制作、棉毛纺织业及缝纫得到推广，同时成功制作了较为适用和先进的织布机，配备了纺线机、绞线机等。织布机和绞线机在苗族地区的广泛使用，改良了苗族的裁麻及纺织方法，使苗族有适当的衣服穿，其式样也仿效汉族的服饰，减轻了苗族妇女的工作负担，提高了生产效力。
3.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传教士进入威宁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农作物很有研究。1906年安妮·布莱恩和她的丈夫张道惠把洋芋引入石门坎，过了两三年后，他们已经能够把洋芋作为种子散发给众人。洋芋在石门坎的成功种植使得其在苗族村寨中得以迅速的传播，由于它可以在包谷和其他谷物成熟以前收获，因此，解救了很多在饥饿的边缘线上挣扎的苗民。还有，“张道惠传教士还从英国带来数个水果树上截下的枝条，小心翼翼地把他们嫁接到野生树干上，其结果是，许多年后的今天，在石门坎依然可以看到数量丰富且味道鲜美的水果。除此之外，洋芋也非常普遍”③。在当地人的积极支持下，传教士们还引进一些蔬菜、改良种子、改良家畜、增加副产品以及后来种子试验站的成功推广，大大提高了苗民的生活水平。
（二）对精神文化的影响
1.对风俗习惯的影响
近代苗族还保留着“花房”、“踩月亮”、“逃婚”等婚俗。青年男女在交往的过程中如果彼此产生了爱意，男方家就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但是如果女方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男方就采用“抢婚”的方法，逼迫女方父母答应。不过如果女方父母还是不同意的话，男方就不得不把女方送回娘家，并且赔礼道歉。还有男女彼此都相爱，但是双方父母都反对，这时候男女双方就一起离家出走，远走他乡后成家立业。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威宁后，不再允许“花房”和“踩月亮”，也禁止“抢婚”、“逃婚”，而倡导通过媒人提亲。苗族有早婚的习惯，《伯格里日记》里说：他参加过两对情人的婚礼，其中一对，女的18岁，男的15岁：另一对女的15岁，男的13岁。在1907年石门坎会议上，便商讨规定了男女的结婚年龄，即男的必须满20岁，女的必须满18岁。“对结婚时的彩礼和嫁妆也作了一些改革。原来苗族结婚嫁娶场面还是比较热闹的，规定结婚时男方需要送给女方彩礼牛一头或猪一头，另加炒面、粑粑、鸡和鸡蛋、烟酒等。以后改为半边猪肉，或猪一头，再加鸡、鸡蛋、粑粑等物。原来女方也要以牛羊作为陪嫁，后来也改为一只母羊或一只母鸡即可。”④虽然，传教士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传教，但是在客观上他们清除了苗族人生活中的陋习，使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更加的文明与进步。
2.对宗教信仰的影响
威宁苗族人民自古崇拜自然和灵魂，他们的神鬼观念很深，认为宇宙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神灵具有人不可取代的力量。一方面他们认为自然界中每一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如门有门神，雨有雨神等。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人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不灭，祖先的灵魂可以保护子孙后代。他们的传统信仰具有宗教与巫术相结合的特征，宗教活动并不只是纯粹表达其信仰，而且还寄托了某种使用目的的诸如祛病避祸消灾、祭祀鬼神以求保佑等。自1904年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威宁后，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大部分地区的苗族改信基督教，传教士用一元神的“上帝”取代了苗族人多元的自然神崇拜与信仰。信教后，传教士带来的药物和医疗技术轻易地医治好了巫师多次驱鬼也治不好的病。宗教信仰的改变，使苗族人不用再承担生活中因祭祀所需的大量财力花费，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力去发展经济，而不是用来做无谓的祭祀，也使他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他们再也不用时刻害怕鬼神的报复。
3.对教育科学的影响
近代西方传教士为了在威宁苗族中传教，除了走村串寨的布道外，还兴办教育、开办诊所、举办各种慈善活动。传教士为传教而展开的各种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苗族教育科学的发展。首先，引进现代教育体制。苗族人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乌蒙山里，他们世代租种封建领主的土地，过着农奴的生活。苗族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又没有学习汉文化的条件，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汉语、汉字文盲和数字文盲。伯格里在早期的传教过程中就发现他们中许多人都不怎么识数，经常在向他买书时，数不对钱的数目。1905年，循道公会传教士正式在石门坎建堂设校。1906秋学校建成并取名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石门坎小学”，这是我国最早的第一所学制健全而完整的苗民小学。190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招收学生不分男女，是我国最早的男女学生合校的学校。由于石门坎设立了高校部，外地读完初小的学生都来石门坎读高小。在教学过程中，学校以双语教学为主，注重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体育特长。自1906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仅石门坎光华小学本部就培养了小学毕业生4000多名，初高中及中专生共300多名，大学生30多名，其中两名苗族博士、四名硕士。苗族地区教会学校的修建，对苗族文化的传播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传教士的到来，也使得苗族人民在对西方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吸收和影响下，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地位。
苗族医学起源很早。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很多苗族古医药失传。苗民认为一切疾病都是妖魔鬼怪作祟，因此他们治疗疾病的常用方法就是请巫师“驱鬼”。传教士刚进入贵州的时候，常常以为人们治病施药作为一种主要的传教方式。1907年伯格里在石门坎建立教堂时，开设药房，由懂得医药知识的牧师为教徒治病发药。传教士在给病人治病施药的过程中，往往都会给他们及其家人宣讲卫生知识，促进苗族地区发展了现代西医，提高了人们对疾病的防御和治疗能力，减轻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5年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