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3605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本报记者 | 金敬桓（韩裔），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本科生
嗡——，电推扫过头顶，乌黑浓密的毛发不一会儿便堆满了白布。戴上桌上土气的防摔眼镜，镜子里自己的模样渐渐清晰，摸着剃完的平头，好不容易压住涌上来的眼泪。卷刘海、银框眼镜的典型文科男模样已荡然无存，攥在手里的入营通知书催着提醒我，是时候入伍了。
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我不再是一名学生，而是服役制度下被征去的士兵。突如其来的转变之下，与义务与使命相伴的是离开舒适区的恐惧。
在铁笼里
进入地图都无法显示的山群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围墙，有几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监狱的感觉。在弱冠年华，应了国家的号召，在“为国献身”这样的崇高意识下，这里的每个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签署了一张“神圣”的劳动契约。笔一落下，无论是谁，瞬间成为月入一千五、任国家驱使的体力劳动者，人人都成为马克思笔下的被剥削对象。

595天的服役，26天的年假，每日10小时的劳动时间，4.5公里的晨跑，2小时的凌晨值勤。每天的生活要严格按照生活条例来规范，需要按时完成训练和劳动。在这一年九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每天都面对同一张面孔，互相”学习”，变得更好或更坏。
8月21日，秋天紧紧咬住夏日尾声的时节，新兵训练所门前的光景是一部活着的家族史。在这里，爷爷曾送父亲，父亲再送长子，经过一代代的传承，这次轮到长子送他的弟弟。
我的哥哥在门口叮嘱，里面也是活人的地方，苏格拉底、笛卡尔都当过兵，要我不必太担心，当做人生一场。但一到准备入营的庄严交响乐响起时，他自己哽咽着搂着我的肩膀。进去后吃的苦，他都知道。他临走前告诉我，我在家里最小，妈妈很担心，要我记得多联系。
站在练兵场中央，从远处看，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同一张面孔。所有人穿着同样的军装，戴着同样的贝雷帽，做着同样的手势。但在这里待一会儿就知道，每个人，好不一样。
在这里，兵分四级，依次为：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兵长。人之上下，分类方法很简单——先来后到式的阶级分化，谁来得早，谁就是前辈，可以指手画脚。正如一场排除所有元素的降维打击，社会上的名号像孤岛上的铜币，一文不值。
经过八周的新兵训练，满怀着信念和期待来到一支野战部队，脑子里构思着电影中的军人模样，真实却让我大跌眼镜。有给新兵递试管装的水称其为圣水的狂信徒和旁边指责其为异端的基督徒；有满臂蛟龙锦鲤，把自己做过的龌龊事当英雄事迹的痞子和憧憬他的无业游民；有担心着自己M字脱发的明星，还有对他们唯唯诺诺的新兵们。军队像一座大熔炉，好铁坏铁都融在里头。

在这座铁围墙城堡里，我们被没有选择地聚集起来，异地、异心、异人。铁网外，生活在自己熟悉的，亲近的地区，每个人都是未步入社会、散发荷尔蒙的懵懂少年。军队，仿佛是我们这群男孩第一所修炼场，我生平第一次作为新兵在最底阶层任人摆布，看兵长的脸色；第一次有机会冠上头衔，有时对他人指手画脚，有时要考虑如何维持团队稳健。前辈之于我，我之于后任，全无领导的经验，都经历第一次的身份迷茫。
11月27日的深夜，我的住所是北方寒气呼啸的小山林里的野战军营。每到晚上，没有灯，没有声，这里的一切都要躲在这片黑暗里。营内外只隔着一层铁栏网，铁网内是管备森严的军事通道，网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外，依稀可见远处城镇的霓虹灯，灯光闪烁，像一场模糊的幻境。
山路弯曲，一座哨塔在中央。刚入伍不久的我与军龄相差一年的老兵站在哨塔的铁板上，手里有装满子弹的，骇人的步枪。老兵使唤着警告我，他是射手，我是副射手，要我警戒东西南北，而他的任务是处置我出错。作为新兵，我只能服从这看似荒谬的命令，端着被风吹得冰冷的枪，沉默地凝视着四周。
执勤时，不害怕沙沙作响、到处乱窜的野生动物和冻伤人的寒气，最怕时不时想“打烊”的眼皮。两人间长久的沉默正成功哄我入睡时，一声老兵的雷吼，瞬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在一顿雷厉的语言暴力下，我的头低到了尘埃里。
伴随叹息声，望向远处，林外的世界星光灿烂，那霓虹灯光也曾是我的温床。在大学，自习后的归途，夜晚的串吧，24小时常亮的便利店，和喜欢的姑娘在未名湖牵手散步。在这里，那样的时光是一场甜蜜的昨日梦。
躲在黑暗里，与灿烂的世界举枪对峙，不知那里灯光能否体会我的委屈。老兵看到了我的脸色，换了稍平和的语调告诉我——兵，守在这里，铁网外的人不让进，外面人看了你，好威风，可是站在这里你就会发现，我们才是出不去的可怜人，“要是没了军人这个头衔，像我们这些没想过要当兵的人，住在铁网里，和囚犯没多大区别……”
一场修炼
在诲人上，军队与大学的差别就如同爱因斯坦和泰戈尔的差别一样遥远。军队以切身体会的方式直击哲学、宗教、艺术拐弯抹角拔高或回避的自然现象，赤裸地，有时还残酷地将事件摆在眼前。我在军队的第一堂课就十分露骨——死亡。
没有塔纳托斯降临，没有但丁祈祷，死亡在军队里被划为战力损失。每日早晨，我站在行政办的镜子前给头顶上的贝雷帽抓型（贝雷帽的形状是人手折出来定型的）。镜子上写着：“要死就为国家”，这些字眼与镜子里穿着迷彩军装的自己有强烈的协调性，好像时刻都提醒我要有为国献身的准备。
军队着实有趣，每个入营的士兵都年仅二十，却总有一份遗书留在柜头。大尉先生告诉我，无论为了自己还是爱自己的人，都要为“突发情况”做准备。听得人心寒又严肃。当我执笔写自己的遗书时，复杂的情绪让脑中化为一片空白，一条条思绪在脑中慢慢划过。该为谁写信，又写什么样的信？为白发送黑发的母亲？为友人包装以往的回忆？还是祝心上人另择他偶，一路安好？……无论写给谁，都带着深深的歉意，于是在柜子里将信放进又拿出，笔不断握着又放下。
相比于准备死亡，死亡本身就是一瞬间。四月初，没杂音的树林更加骇人，我躲在树林里的小战壕里待命。胸前的显示器突然“哔”一声巨响。旁边的上等兵站起来骂道：“妈的，乱打的炮又弄死我了”，“这辈子要办三次葬礼了!” （科学化训练模拟了真实战争，这样莫名其妙打来的炮让士兵死伤无数，只要显示器一响就意味着战亡），我们这些“死者”摘下了头盔等待医疗兵把我们当尸体抬走。

△韩国为在延坪岛事件中丧生的士兵举行葬礼
尸体被抬回幕舍，放进医疗用的透明囊里，在营战友把尸体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在我的身上放上一面雪白的国旗。接着，牧师、僧侣、神父接连为我的死亡祷告，用绚烂的词藻高呼我是一名烈士，我死后是一位护国英灵。旁边站着一排面不识相的军官，一脸严肃。哀伤的奏响乐响起，录制的哭声像海浪般传来。
此刻，最破坏葬礼忧伤氛围的是我一身的疲惫。久违的躺下，眼皮被拉下，这场葬礼是接连3天的训练里唯一可以正大光明闭眼瞌睡的机会。在战场耗尽体力，“死亡”于我，真是甜蜜休假。
一场休假
野战营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把我幼稚的骄傲与幻想一一打破，让我体会生命对生存本身的需求，让我从生存开始重新构思自己到底该是谁。
1月23日，凌晨4点开始的30公里行军。借着月光，在陡峭的山路，笨重的行囊与汗水一起黏在我的背上。没有人有闲情能顾及他人感情，后面嫌前面步子慢，前面嫌后面老是撞上，粗言到处泛滥，每个人都好累。在漫长的行军中，为了呼应生命本能对生存的渴望，为了坚持走回营地不被抛弃，每个人都变得自私，现在才知道扮演小时候看到电影里的军人英雄多么困难。
军队是我作为大男孩最后的休假。我一直在北大这座象牙塔里切磋竞争，来到这里第一次脱离数值的竞争与博弈，把空而广的理论放在次要，进行一场切切实实的“入野，走底层”。
自我入营以来，脱离社会的我，经历了一场爱情的离别，在营里与熟人死别，收到一封封寄来报喜的信封。
每周，我都有个期待，友人会寄来的最新的社会讯息，个个都新奇，好像世界每周都会变一次。时间在这里好像是静止的，我可以静静地花一星期的时间消化满信的文字，仿佛我存在于宇宙空间的夹缝中，与世隔绝。军营，这片属于我脑海的空地，让一切在社会高速运转的程序中慢了下来。
入营后，离开北大这座象牙塔，我负荷着的头脑，终有闲情望着窗外，让回忆片段一点点接轨，慢慢对自我思辨，越发看清照在玻璃窗上自己的模样。回想以前自己那冲浪式的随波逐流，追他人的梦的样子，看起来多么滑稽。
一张张挂在柜子上的，多姿多彩的生活照，是我对未来营后生活的期许。这些期许，架起了叫做思念的桥梁，我在这头，北大在那头，不是分离的愁苦，而是更加浓密的思念。纪伯伦说：“对于我自己的思念，从不用星斗运转的标杆去衡量，也不用以声音去探测它的深度。因为，爱一旦成为乡愁，空间的尺度和时间的声音就无能为力了。”我知道，我对北大的感情就像一段乡愁。

两年后，离开铁笼，再回北大，那些我眷恋的人，应已身着学士服，与北大挥手道别，远走高飞。而北大是怎样的新图景？在这里，我静静描绘这一点点对未来的期待。
今日下午，母亲打来了电话。我告诉她，我在这里，挺好。
图1、2、4为电视剧《太阳的后裔》剧照，图3来自网络
微信编辑｜沈博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