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完《中国通典》，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感怀：

一、他者的独特视角

看过《中国通典》，掩卷之余，我的脑海中呈现出完整的300年前的中国形象，和康乾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作者和传教士们的如椽之笔而震撼。传教士们通过在华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所做的考察、测量、计算，以及物理、化学实验，自然地同他们所熟悉的欧洲实际进行比较。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获得了对于中国历史状况的新认知，同时拓展了我们对原来未知领域的认识。这便是他者视角的价值和意义。哪怕他们有时也会误读和误解中国，但它像一面镜子，通过反射他人眼中三百年前的中国，进而令我们更好地反思和认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家状况和民族面貌，以及中国文化在东西方交流中所处的时代地位。以历史为镜，知兴衰得失。同样，要研究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与同时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状况，除了要读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更要读格鲁贤的《中国通典》。

二、耶稣会士的学问、才干和工作能力令人赞叹

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都是学有所长，有的甚至来华之前就已是著名学者、研究家，他们忠于传教，也忠于利用传教机会发挥所长调研，观察，观测，计量，考察，记录，撰写通讯报告，定期地向巴黎、梵蒂冈以及相关科学院汇报。他们有的谙熟汉文，甚至满文、蒙古文，深通汉文典籍。为便于传教，也便于随机活动收集各方面信息，从利玛窦开始就做到入乡随俗，穿汉服，吃中国饭菜，广交官场和民间人士。他们几乎能够无孔不入，利用各自所长“为所欲为”。他们认真求索，方法周到全面，细致入微，成果斐然。他们精通中国情况，但在向欧洲反馈中国情况之时，还是会有利益的取舍，例如中国人对“天”和“上帝”的认知。

尽管如此，《中国通典》像《中华帝国全志》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可以视之为传统文化和国学内容的补充。了解过往，便于更好地认知现在，展望更美好的未来。

三、《中国通典》不啻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库

中国本来就是一本大书，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万花筒式地观察和描述，我们不仅可以获得文史哲诸方面的基本知识，也能得到五花八门的趣闻和信息，诸如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的起源和传说；各民族的性格特征、生活习俗、语言特色；皇帝诏书的形式和风格；中国皇帝木兰围场猎虎；乾隆皇帝1759年率军征服厄鲁特王国过程；苗寨生活习俗；西藏八思巴、宗喀巴、达赖喇嘛1642年赴北京接受崇祯皇帝保护，获金印，确认称号；1782年台湾大灾难悲惨事件；哈密国的哈密瓜于1779年在巴黎试种成功；奥赫塔神甫发现东京国山坡上旱稻只靠雨水生长，颗粒洁白如雪，高产，移植法兰西岛成功；钱德明神甫用证据和推理回答欧洲人对中国人口的最大质疑；景德镇瓷坯原料制作过程和名字的由来；中国菜园技术工艺远超过欧洲；山东阿胶的故事；中国特有的树木：油脂树、蜡树、铁力木或铁树、楠木等；大同江以远的地方存在鼢鼠，重达千斤（取自《康熙几暇格物编》）；宫廷请安仪式；皇帝亲耕开犁仪式；中国佛教、道教状况；广西有犀牛；西安府有种蝙蝠个头像母鸡，肉味鲜美，可美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述似可供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发挥想象力，质疑，提问，求索。

译者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