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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母亲含泪追忆早逝的另一个儿子
军官授衔后，作者和丈夫去照相馆留下了军人风采
军官授衔后，作者和丈夫去照相馆留下了军人风采
孙女的出生给一家人带来了欢乐和笑声
王朔上小学时的全家照
不知不觉中，小哥俩长成了俊俏的少年
两周岁时的王朔
兄弟俩参军时的一家人
不少观众也许还记得荧屏上的那一幕：数年前，作家王朔带着自己79岁的老母亲，来到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演播室，母子俩向主持人讲述了相互之间的种种抱怨和矛盾。就像任何一对关系紧张的母子一样，王朔和母亲也会相互指责，在气愤之极时会争吵呵斥，也会在情绪激动时潸然落泪，但同时，他们也表达出对改善母子关系的内心渴求。
王朔曾抱怨母亲对自己的照顾疏漏，以及生活中对他的过多管束；那么，母亲心目中的儿子是什么样？最近，王朔的母亲薛来凤在她撰写的回忆录中，详尽记述了自己与儿子之间的点点滴滴，其中既有一个职业女性的好强与执着，也有一名优秀医生的敬业与热忱，更有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深爱与歉疚……
——编者
从二人世界到四口之家
我决定和王天羽结婚了，日期选在1956年的3月10日。我和天羽是通过二姐介绍相识的，他那时已是军队的团级干部，从南京总高级步校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官。我以他未婚妻的名义调入他所在的军事院校，在校医院工作。
婚后不久，军官授衔、改工资制，我被授衔为中尉，肩章为一道杠两颗星。天羽被授衔为少校，两道杠一颗星。我们挎上武装带、扛上肩章，去照相馆留下了军人风采。
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时光很令人怀念。每天下班时天羽都会来医院接我，我们俩一同骑上自行车回家去。结婚几个月，有一天我告诉天羽我怀孕了，他愣了一下，接着兴奋不已：“这是真的？我要做爸爸啦，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要注意营养，不能太累了，家务活全由我来做吧。”
1957年1月，我们有了个胖儿子。直到儿子出世前一天，我还坚持每天去医院上班，白班、夜班都没请过假。儿子的出世给我们的小家增添了无限欢乐，做了母亲，我从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抚育过程中体会着真爱，初为人母的我，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和骄傲。天羽家里家外忙得不亦乐乎，负起了做爸爸的责任，他给儿子取名叫王宇。
在孩子未出世时，我就向天羽提出，由于工作原因，产假期满后我就要上班，要和大家一样轮值夜班，所以不能给孩子喂奶。他同意了，要为儿子找个奶妈。产后我很快打了回奶针，儿子没有得到母乳喂养。我抱着甜睡中的儿子，告诉他：“妈妈狠心地断了本来属于你的奶水，都是为了工作呀！”
请来的奶妈叫秀英，安徽人，长得秀丽，奶水很好，她把儿子喂得又白又胖。为了让奶妈奶水充足，我和天羽常去市场，挑选给奶妈下奶的活鱼、猪蹄等。
56天产假期满，我丢下孩子开始上班。初为人母的我心情十分矛盾，我是多么眷恋孩子，但那时我要做24小时负责的住院医师，除了周日，平时都住在医院里。天羽格外勤快，家里的事全由他来处理。
1958年8月，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又出世了，吻着他可爱的小脸，我想这次我一定要给儿子喂母乳，不能再委屈他。天羽给小儿子取名叫王岩，上小学后，儿子发现班上有个女孩也叫王岩，便查了字典，给自己改名叫王朔，由他爸爸去办理了改名手续。就这样，大家便都叫他王朔了。
在哺乳期里，虽然我愿意喂奶，可是奶水不够多。一天，我抱着小儿子喂奶时他哭个不停，也不肯吃，我也急得哭了，天羽过来问：“妈妈孩子都在哭，出了什么事？”“他不吃奶，喂也不吃。”“你的奶水不够吧，他吃不饱就哭呗。”我想天羽说得也是，就决定让秀英奶妈把找好的奶妈叫来。这个叫育民的奶妈是秀英的老乡，安徽无为人，长得白白净净，人很和气。
一边是亲情，一边是工作
产假期满后，我便接到立刻去湖北疫区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的任务。因此，我必须离开刚满月不久的小儿子，他要由奶妈单独喂养了。作为妈妈，想到就要离开两个儿子去很远的地方，心里很放心不下，我多想再多抱抱小儿子。但是，长期的军人生活让我习惯于在工作上只有绝对服从，我没有机会守在家里，看着儿子会笑、能爬、能坐起来，叫一声妈妈，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在病人那里。
我含着泪告别两个儿子，又嘱咐两个奶妈带好孩子。一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在翻腾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交给奶妈行吗？天羽一个人应付得了吗？
到了湖北宜昌，我被派往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出现在眼前的是骨瘦如柴、大肚子细腿的病人，很多人相继死亡，全村人所剩无几。我越发感到作为医生的责任重大，夜以继日地救治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
一个多月后，突然接到天羽发来的电报：“孩子病重速归。”我急得马上找主任请假。还未等我开口，主任就说：“你的电报我已经知道了，快回去吧，这里的工作我会安排好。”
我心急如焚地赶回南京，到了家，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儿子，小脸黄黄的，没有血色，也没有一点精神。我抱起他，泪水夺眶而出。
我问育民奶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的奶水不够？”育民奶妈脸色很难看：“不要辞退我，我说实话，是我对不起你们和孩子。”我让她说下去，“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奶水慢慢就少了，不够他吃，他哭，我就用奶瓶喂给他水喝。”我很愤怒：“喝水能喝饱孩子吗？你为什么不立刻告诉他爸爸去买牛奶喂孩子？”“我怕告诉他，他会把我辞退。”“那你就忍心饿着孩子？你也太狠心了。”
我和天羽马上去买牛奶和奶粉喂给小儿子，当看到他叼着奶嘴不停吸吮着咕咚咕咚喝奶时，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我和天羽商量，还是让育民奶妈留下来，小儿子改成人工喂养，由她来喂。我把怎么喂牛奶，量如何配，奶瓶如何消毒，还有如何加钙片和鱼肝油，什么时候加蛋黄、菜汁以及橘子汁等写下来贴在墙上，让育民奶妈遵照着做，让天羽负责督促检查。
我在家里待了一周，小儿子喝了牛奶，眼看着一天天胖了起来，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很有精神，一逗便笑。我对天羽说：“问题解决了，我也该回湖北去继续工作了，实在难为你了，又当爹又当妈的不容易。”
回到医院，我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经过医护人员的救治，当地大部分血吸虫病人的病情明显好转，看到患者们恢复了健康，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返回南京后，我被分配到市立第一医院，正式从军医转为地方医院的医生，生活总算稳定了下来。
1959年初，天羽随部队调动到北京总参工作，我也被分配到木樨地的复兴医院。到北京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全国性饥荒。我每天早出晚归，时常为饥饿所困，有时候饿得肚子咕咕响，拿起吃的放在嘴边又放下，想想还是留给儿子们，他们还太小，需要营养。天羽看见我这样，心疼地说：“你饿就吃点吧，身体要紧。”为了节省口粮，我去厨房在碗里倒点酱油，再兑点水喝下去充饥。
那时，常有需要抢救的重症病人，一天，我给天羽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在抢救一个深度昏迷的小女孩，得等她脱离危险、清醒过来，我才能回家。天羽在电话里说：“家里有我，你放心抢救病人吧。”他理解我，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
连续三天我没有离开病房，日夜守护在她的病床前，三天三夜后，小女孩终于脱离了危险。我疲劳地回到家里，心情轻松而愉快，又救活了一个危重病人，这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小儿子王朔出生后正赶上困难时期，我很为他的营养发愁。当时每家都有副食本，白糖、油、肥皂、火柴等都是每月按人口定量供应。记得大儿子对我说：“阿姨偏向弟弟，她总抱弟弟，糖果也多给弟弟吃。”我安慰他：“阿姨同样喜欢你，因为弟弟小，抱他的时间就要多些。糖果多给一块，也是因为他小。”其实，我在不知不觉中也还是偏爱着小儿子。
做家长的最怕孩子生病。幼儿园麻疹流行，那时还没有疫苗，而麻疹的并发症很可怕。我从自己静脉中抽出十毫升血，分别给两个儿子每人五毫升肌注，以增强他们的免疫力。后来他俩虽感染上了麻疹，但病情都比较轻。
文革时期，各种供应仍然紧张，要靠副食本定量购买，赶上过年过节，我就在休息日动员两个儿子一同去菜市场排队，一个儿子买鸡，一个儿子买鱼，我买肉。我盯着两个儿子的队，快排到了，我便跑过去换儿子，让他去我的队伍继续排。就这样，至少要排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把鸡鱼肉全都买齐。
1970年，根据毛主席的“6·26指示”，要求各地组建医疗队，我被选中担任小队长，参加第二批北京医疗队去甘肃。院长找我谈话：“你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当时我心想自己是党员，不能提困难。其实天羽那时还在干校，我这一走，家里两个孩子没人照料。
我把两个刚上初中的儿子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妈妈要去甘肃参加医疗队，那里的乡亲需要医生给他们看病。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只有你们两个人过日子，哥哥当家，要照顾好弟弟，弟弟要帮助哥哥照管好这个家。你们要按时起床，好好学习，按时睡觉，离开家要锁好门，在食堂吃饭，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
在大西北的土地上，我们度过了一轮春夏秋冬，顺利完成了医疗任务。回到离别一年的家，还是像我离开时那样整洁，孩子们的个头都长高了。邻居们对他们的评价很高：“你们不在家的日子里，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哥哥可像个哥哥样了，非常照顾弟弟，这么小的孩子来管家真是太难为他了。”
其实这些年来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妈妈不是去医疗队，就是值夜班，爸爸又是经常出差。六十年代早些时候，有过我和他爸爸同时去“四清”的情况，两个孩子有三个月没有见到爸爸妈妈。说心里话，我也有些难过，孩子们这么小，父母都经常不在身边，得不到家人的温暖与爱。可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是这样忙于事业，家里再有困难也得克服。
大队给每个回京的队员放假休息，我们兴致勃勃地带上两个儿子去长城。从五七干校回来的天羽感慨地说：“今年春节我们总算能吃上团圆饭了！”
王朔从小不爱说话还有点腼腆
大儿子王宇到了三周岁要去幼儿园全托了，王宇很乖，每次送他去幼儿园时，都很听话。两年后，小儿子王朔也满三周岁了，送他去幼儿园可没有大儿子那么省心，到了幼儿园大门口，他就哭着要回家，当送到小班教室，他见到的是一位漂亮又和气的年轻女老师，于是停止了哭泣。其实幼儿园的老师都很喜欢王朔，夸他长得可爱。
在王朔一岁半以前，我是把他当成女儿养的：留着长头发，梳个小辫子。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个女孩。有一次他要撒尿，被人家发现原来是个男孩。有人劝我，即使没有女孩，也不能把男孩当女孩养，这样他就会变得缺少男孩的性格。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就给他理了个男孩头，穿上了男孩衣服。
王朔刚去幼儿园时，虽然哥哥只比他大一岁多，但每天都到小班去给弟弟穿衣服、收拾床，晚上帮弟弟脱衣服，抱到小床上盖好被子，再回到自己的班里。这些情景，我和他爸爸是在玻璃窗外偷偷看到的，哥哥这么小就知道关心弟弟、疼爱弟弟，我们很是欣慰。
王朔从小不爱说话，一次他不小心把一个漂亮杯子打碎了，我有点心疼，对他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他不吭气，也不害怕。为了教育他，我领着他到商场又买来一个杯子放到原处。这件事，王朔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不知他那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王朔上翠微小学时，曾对我说：“我们女老师长得不好看，我不爱听她讲课。”上课时他便低着头不看老师。
王朔在61中学读初中时，一次老师正在上语文课，他忽然站起来说：“老师，你那个字讲错了！”当时老师很不高兴，没理他。之后老师找家长，他爸爸去了学校，老师说，王朔上课不集中精神听课，扰乱课堂秩序，影响其他学生。他爸爸回来批评他时，王朔说，是因为上课时给讲错字的老师提了个意见，老师便记恨他，这才找的家长。
别看王朔小，他认为老师应该认错，讲错了就要纠正，那样老师才会受到学生的尊重。然而经过那件事，师生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没办法，我们只好给王朔转学，去山西太原和我弟弟的儿子一起在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就读。半年后，王朔才转回北京继续读高中。
虽然工作很忙，我还是会抽空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帮他们背英文单词或课文，还好两个儿子都学得不错。我对王朔说：“妈妈教你日语吧。”他高兴地答应了。我去书店买来《现代日语》课本，从字母开始教他，他很聪明，接受能力强，顺利地把课本学完了。
不知不觉中，小哥俩长成了俊俏的少年。王朔比哥哥长得白，还有点腼腆。我想起他爸爸曾说过：“有人说过我们的小儿子有点招女孩儿喜欢，我们可要注意。”王朔对我说：“妈妈别再给我穿哥哥的旧衣服了，膝盖和屁股还补上一块补丁。我也长大了，要和哥哥一样穿新衣服。”我一口答应：“行，以后不穿补丁衣服啦，和哥哥一样全买新的，不然对你太不公平了。”从此，我也不必再抽时间给孩子补裤子了。
我对儿子充满歉疚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医院派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一年，回来后，被提升为内科主治医生，负责有50张病床的大病区，工作的担子更加重了。
一天上午我正在查房，突然电话铃响了，护士拿起听筒说了几句便叫我：“薛大夫，快来接电话，你孩子病了。”我接过电话，对方是大院门诊部的医生，他说：“你的小儿子王朔在学校发高烧40℃，门诊部医生立刻送他到301医院急诊室，经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手术，但301医院没床，要转到304医院住院，请你快回来。”
听完电话我急坏了：这可怎么办？一边是50位病人要等着查房决定治疗方案，其中还有危重病人，一边是小儿子要急诊手术，我真是焦急万分。我多想迅速赶到儿子身边，可是，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内科主任已靠边，科里工作的担子只有自己承担。病人的安危，医生的使命，儿子的病情，使我陷入极度为难的境地。
我分析了304这样的大医院做阑尾炎手术是绝对可靠的，医生的责任使我不得不留在单位。我给大院门诊部医生回电话：“实在对不起，我现在一时脱不开身，拜托您替我送他去医院住院，等我把病房处理完就马上去医院。告诉孩子，我忙完就去看他，让他听医生的话。”大院门诊部的医生答应了，然后我开始查房。这天正赶上来了几位休克型肺炎重症病人住院，我带领医生、护士开始了紧张的抢救工作，直到下午两点多，病人转危为安，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想起小儿子还在病床上，虽然有些疲劳，我还是立刻打起精神直奔304医院。走到小儿子病床前，看见他平静地躺着，儿子委屈地说：“为什么这么晚才来看我？住院要开刀，只有门诊部的医生来送我，家里什么人也没来。”我差点儿要流下泪来，说：“是妈妈对不起你，实在是脱不开身。”这么小的孩子做手术，肯定希望有亲人在身边，但我却没有做到。我问儿子：“痛吗？”他说：“现在已经不疼了，是用针麻手术的。”我鼓励他：“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过些日子拆了线就完全好了，好好听大夫和护士的话。”
我走出病房找值班医生了解情况，医生说：“这孩子很勇敢，针麻手术很成功，现在一切平稳，记得常来看看孩子。”我总算放心了。7天后拆了线，我把王朔接回家。他恢复得很好，很快就上学了。
王朔的这次阑尾炎手术，我未能陪在他身边，我想他那时一定感到很孤独，他会误认为妈妈不爱他，只爱她的病人。儿子呀！妈妈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可是妈妈也牵挂病人。这些病人从住院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宝贵生命交给了医生。妈妈是医生，要对他们的生命安危负责。一次我问小儿子，能原谅妈妈吗？他说不能原谅，我听了很难过，只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原谅我。
王朔辞职搞创作我和他爸都支持
“文革”结束后，两个儿子先后高中毕业，长成了高大健壮的小伙子。当时他们只有两个选择：插队去农村，或者参军去部队。我和天羽商量后决定让他们参军，毕竟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对军队是有感情的。
1976年，王宇去上海当海军，第二年王朔高中毕业，去青岛当海军。两个儿子都成了军人，我和他爸爸去送他们，看着哥俩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的样子，我们很是欣慰。送走孩子们后，我心里有些难过，像他们这个年龄，本该是求学的时候，而国家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实在令人遗憾。
1979、1980年，两个儿子先后复员，王宇在银行工作，王朔去了医药公司。可是，王朔想要静下心来搞创作，他说需要一年的时间，那就得辞职。我和他爸爸支持他的想法，尊重他的爱好和选择。他爸爸给他买了不少书，希望对他的创作有帮助，我去医药公司给王朔办了辞职手续。
王朔每天写作到深夜，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手指都被笔磨破了。有人对我们说：“我就不同意你们对小儿子的纵容，辞掉那么好的工作去写什么小说。”天羽对我说：“丢了铁饭碗是有些可惜，不过咱们对孩子的选择有自己的看法，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王朔用一年的时间写出了《空中小姐》这部小说，发表后第二年，他荣获《当代》文学的“新人奖”。后来这部小说还被拍成了电视剧。在写作上，王朔很勤奋，出书速度很快，第一本书出版后，他接连又写出了不少小说。
1985年，两个儿子分别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对天羽说：“儿子们的婚事由他们自己做主，我们千万别干预。”他完全赞同我的想法。王宇有了意中人，是银行的同事。两年后，小儿子王朔也有了意中人，是一个搞文艺的漂亮女孩，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们同样支持王朔自己的选择。他们婚后暂时住在家里，我和儿媳相处也算融洽。
1989年6月，我和天羽从国防大学大院搬到国防大学第二干休所，新家的房间更加宽敞些，我们在阳台养了不少花。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小儿子王朔有了个可爱的女儿。我和天羽都喜欢女孩，孙女的出生可乐坏了我们，她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和孙女在一起的日子让我和天羽充分体会到了晚年的天伦之乐。
“儿子，妈妈永远爱你！”
2000年，大儿子王宇因患胸腺癌病逝，年仅44岁。刚刚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老伴又离我而去了！丧子失夫的巨大痛楚，令我久久无法释怀，我越来越懂得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所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亲人。
老伴离去后，王朔始终努力地帮助我排遣心中的郁结，促使我尽早走出心理困境。为了让我解除抑郁的情绪，他很细心地忙里忙外，特地给我买来手机，以便随时和我联系。每当我出行，他都叮嘱要买软卧下铺的车票，这样对于老人既安全又方便。他送我们进站，一直送上车厢找好位置才离开。在火车上，王朔还打来电话问我一路上感觉如何。
为了调整情绪，我先去了成都的大妹妹家，然后又和小妹妹一同回到沈阳的家。干休所组织去北戴河旅游，那是我去过多次的地方，但这次是我一个人去，心情大不相同。我一早起来走到海滩，望着温柔又宁静的大海，想起离我而去的亲人，不禁黯然落泪。
在国内走了那么多地方，王朔建议我出境旅游，我去了香港、澳门。在那里我见到了从前的老同事，在亲人和朋友们的关心下，我逐渐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从香港返回，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一走出机舱，刺骨的北风迎面而来。我边走边张望，看到王朔在向我招手，估计他已经等了好久，一股暖流涌向全身，驱散了北京冬日的寒气。王朔接过旅行箱放进车里，我坐上车，王朔问我：“冷吗？”我说：“不冷。”儿子的孝心早已温暖了我。
自从老伴去世后，王朔几乎每个周末都回来看我，我给他做好了饭等他回来，他喜欢吃家里做的饭。后来他就早些过来和我一起做饭，再后来他说：“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知道他怕累着我。每次他走，我都要送他到楼梯口，然后转身站在走廊的玻璃窗向外看，直到他的车开出我的视线，我才慢慢回到冷清的屋里。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我的脚步声，空留思念陪伴着我。因为有爱才有了思念，我就这样静静地、默默地想着他们。
每当我到王朔那里，他都特别高兴，总说：“你多住些日子，这里环境很好。”我明白儿子可能不放心我一个人生活。他那里房子大，院子里有树有草坪，小河流水，空气新鲜。但是他很忙，我在他那里住久了也寂寞，还是想回到干休所，早晨参加晨练，还能和同龄人聊聊天。
孙女、儿媳从美国放假回来，我们一同坐车外出。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王朔问我：“跑这么多路你累吗？”问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们出去吃饭，他会找一个空调吹不着的地方让我坐。有时我们一起做饭，他总说：“我会做饭，你休息吧。”他抢着做。我看他做饭还挺在行，炒的菜挺可口。他还会包饺子、包包子，包得挺漂亮。我问他：“都是跟谁学的？”他说：“是在部队当兵时学的，我帮过厨。”这时我才意识到对儿子的了解还是不够。有时饭后他会主动要求洗碗：“我来洗，你坐着休息，看电视吧。”
2006年的一天，我给王朔打电话，告诉他我听说《看上去很美》的电影在我们附近不知哪个电影院演。不久，他的一位朋友来电话请我去看。我很高兴，我问他：“怎么想起请我看这部电影？”“王朔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时间陪您看电影，是他委托我请您看的。”听了他的话，我很为儿子的细心感动，也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
我心里始终牵挂着儿子王朔，希望他健康，过得幸福。当然，两代人的价值观不同，我们对一些问题看法也不同，也会有争论。我能体会到他对母亲的爱，但不管儿子多大，母亲总是把他当孩子看。虽然他已经是中年人了，我仍然会“干涉”他：“你的头发怎么理成这样了？”或者，进到他的房间指手画脚：“该开窗换气了。”也许他对这些话有些厌烦，认为我还在管教他，其实这只是做母亲的对孩子的一种爱。每次说完我也后悔，觉得不该像对小孩子一样对待他。
王朔有时也管我。有一次他告诉我：“你穿衣服该把上衣下摆放在裤子或裙子外边，这样就不会显出腰了。”我懂得他是在关心母亲的形象。
只要是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我都尽量去看。我看到有的评论说王朔是语感极好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是诞生在城市民间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我也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小说，这是自然的，他的小说我也并不全都爱看。但王朔的每一部小说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在我的眼里，他很勤奋，写作很不容易。我过去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细读他的作品，如今，我终于有时间好好地感受一下他的文字魅力。
作为母亲，我不愿意看到王朔骂人，也不愿意看到别人骂他。在《我的千岁寒》出版之前，他曾经说了些不靠谱的话，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些报道，心里不赞成他那样说。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我看到他在滔滔不绝的谈话中不时地口带脏字，感到很不舒服，我想他肯定知道应该文明地说话。其实，在生活中，在我的面前，他说话是从不带脏字的。
一天，晨练结束，我看见一辆儿童车里躺着个可爱的孩子。我问旁边的大人：“他多大啦？”“六个月。”这让我回忆起王朔六个月时的情景，我抱着他从南京迁到北京，那时的我是多么幸福。如今他已长大成人，虽然有时也会让我生气，但他也带给我很多温暖。他有颗善良的心。
对于母子之间的误会以及看法的不同，我不怪王朔。那个年代做父母的都忙于工作，夫妻、孩子之间聚少离多，我们很少和孩子们沟通交流，却时常以长辈的身份管教他们，与他们的距离慢慢拉大，为此我至今还会感到内疚。记得王朔曾对我说，他早已原谅了妈妈。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能和睦相处。
在这里，我想对儿子说：“妈妈永远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