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研究中国思想史, 有两个东西无法回避, 即“历史”与“思想”。所谓中国思想史的“历史”, 无非有两个, 一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思想历史, 二是中国思想史构建的思想历史。这两个思想的“历史”涉及到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方式、思想史书写者所处的历史三个具体因素, 需要贯通研究, 方能对思想史是什么和为什么有一个深入了解。所谓中国思想史的“思想”, 是各种思想的组合还是有一个隐含的一以贯之的观念, 思想史中“思想”的独特性与广泛性何在, 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

中国思想史作为一个系统而独立的学科, 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史家以思想史为研究对象, 以及思想史成为具有系统而自主之学门, 为较近代之事” (汪荣祖:《思想与时代》, 见徐雁主编:《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第381页) 。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史”这一概念提出以后, 迄今为止, 中国思想史研究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和方法。蒋广学把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分为四大家:一是哲学家的思想史研究, 以胡适、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二是社会史学家的思想史研究, 以侯外庐等为代表;三是一般态思想史, 以葛兆光等为代表;四是多学科“综合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以匡亚明等为代表 (蒋广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 第141~147页) 。这四派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思想史中的“历史”与“思想”, 显示了思想史作为“历史”的多面性和作为“思想”的丰富性。方光华则从研究方法的角度, 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三大方法体系, 即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方光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 《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第127~130页) 。蒋广学和方光华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流派和方法的归纳, 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实际情况。

即便如上所言, 中国思想史研究已经形成自己的流派和方法, 但依然有诸多问题需要反思。无论是古代学者对于古代思想世界的叙述, 还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叙事, 都有一种明显的“建构”的特征, 即为了某种需要而建构一个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思想史。葛兆光认为, 古代儒家学者对于古代思想世界的历史叙述, 是为了确立所谓“道统”的书写。而近代的中国哲学史叙事, 则是用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梳理, 即把各种复杂、偶然、喧闹、杂乱的历史和思想, 用西方的现代的哲学的“后见之明”来清理、过滤和解释, 编织出一个“脉络”, 使这个“脉络”之下的历史和思想变得可以理解, 以支持现在人对“过去思想”的认同和对“历史传统”的期待。这样的思想史书写 (叙事) 方式, 造成的最为直接的弊端就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 “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 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 哲学史家仿佛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可以称为‘哲学’的资源。可是, 这样的叙述方法忽略了古代思想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及其在后世的社会实现” (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第60页) 。

这就引出了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说, 在各种各样思想史研究的流派及方法的背后, 有一个制约和影响思想史书写的、与“思想”密切关联的、貌似超越思想文本的“物质因素”, 这个“物质因素”就是“历史”。清醒认识到中国思想史中的“历史”, 是深化既有的思想史研究并开拓思想史研究新领域的必由之途。

所有“思想史”的书写, 都是书写者根据自我认知和时代 (历史) 需要所进行的思想重建工作。在这里, 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重建思想史, 而是重建什么样的思想史, 重建的思想史是不是真实的思想史,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流派和不同方法之下, 就会有不同的中国思想史呈现出来。近些年的研究已经表明, 任何思想都不是悬浮在抽象层面上的纯文本的解读, 将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形式 (或者叫思想的载体) 、研究者所处的历史这三者贯通思考, 会启发思想史研究的推陈出新。

我们看到, 所有被书写出来的思想史都是脉络清晰、发展顺畅、环环相扣的, 似乎产生思想的“历史场景”也是井然有序的, 而实际的历史场景是杂乱无章的。在这种“无序”历史场景下的“思想”也是杂乱的, 至少不像思想史著述里所描述的那样有着明确的发展路径和趋向。如果说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可以看出“思想”的走向的话, 那么在一个“历史”的短时段里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思想”的走向的, 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不同思想的交叉混杂、争论喧嚣。关注思想产生的复杂的真实的“历史”, 不是新鲜的研究方法, 却是最能揭示思想真实的方法。侯外庐把思想史置于社会史的背景下进行考量的做法, 是避免抽象空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 也因此成为“侯外庐学派”的标志性思想符号, “《中国思想通史》集中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特色和成就, 其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 就是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 (龚杰:《论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 《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第9页) 。贯通社会史与思想史, 以此考量中国思想史的特点与演变, 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创见, 这一方法把思想史置于社会这一“历史”之中, 构筑了一个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解释框架。但是, 我们所说的中国思想史的“历史”, 还不仅仅是在思想史研究中把思想置于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量, 也不仅仅是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 而是把思想史建立在社会、一般知识及史料的基础之上。

葛兆光认为, 思想“往往是在权力的支持下成为制度、常识和风俗, 从而影响社会民众, 在生活世界中始终延续的观念, 以及经由经典记载而延续, 经由教育而普及, 成为所谓‘传统’的东西, 同样, 还有一些当时影响未必很大的思想和观念, 由于新环境的刺激, 被作为历史资源激活, 又经过重新解释而成为新思想、新观念, 因而成为一个‘历史’”。葛兆光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的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以及历史环境, 思想史的阐释需要具体而微的历史研究, “思想史如果缺少了历史的研究, 思想过程就成了纯粹思辨和抽象概念的连缀, 仿佛鱼离开了水, 思想就成了纯粹文本的自言自语, 仿佛显微镜下干枯的标本, 而历史就成了实验室里纯净的真空状态。因此, 我建议新思想史研究, 应当回到历史场景, 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 不必画地为牢” (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第60页) 。葛兆光所提出的中国思想的呈现方式, 在雷戈的思想史研究中被当作思想资料来利用, 进行制度分析和技术分析, 从人们的实际历史活动中分析思想发展的轨迹 (李振宏:《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 《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第119~123页) 。这种思想的呈现方式不是思想本身, 而是思想的外化, 必须当作思想史的“历史”来进行分析。

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书写,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国传统学术史书写的影响, 即按照“系谱”的原则梳理脉络, 以所谓“师承”“家法”为线索, 梳理学脉流变, 是为“学案”。然后通过“学案”的方式构建一个学派 (或一种思想潮流) 的学术“统绪”。20世纪各种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在叙述儒学早期历史的时候, 大体上都是遵循着从孔子到子思、孟子的这一“道统”脉络, 而少有叙述子游、子夏、子张之学的。讲到宋代哲学或思想, 则大体上按照从《伊洛渊源录》到《宋元学案》确立的周、邵、张、二程、朱熹和陆九渊这一脉络来叙事。很清楚, 20世纪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书写, 无论受到西方思想史的影响有多大, 其对传统学术史的继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 这样的一种基于作者所处历史环境所进行的思想史书写, 实际上是以思想史的书写代替了 (充当了) 思想世界的“历史”。

任何思想史的书写都隐含着书写者的思想意图和目标指向, 思想史家在书写思想史的时候, 就是思想的参与者与创造者, 为了理出一个脉络, 构建一个体系, 会有意无意地凸现或者删削某些思想资料, 从而构建一个现实需要的“思想传统”, 具有明显的后设特征。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 也就忽略了思想史本应该有、而且和思想本身融为一体的“历史”。如果我们把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的呈现形式、研究者所处的历史三者结合考量, 我们就会发现, 剖析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于思想史的书写有多么重要。没有对思想产生的历史场景进行深入探索, 没有关注思想呈现方式的多样性, 没有对思想史研究者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探究, 要想准确认识中国思想史的面貌, 产生新的思想话语系统, 拓展思想史研究的话域范围、对象范围和资料范围, 都是不大可能的。

二

何谓中国思想史中的“思想”?中国思想史到底研究什么样的“思想”?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描述”, 还是“阐释”, 抑或“提升出中国智慧”?如此等等, 都是在反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当我们把触角延伸至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诸多成果身上时, 我们会看到除了一些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思想通史和断代史、思潮史、学派史、地域思想史、个人思想史等著作外, 大量存在的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管理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艺术思想等专门的思想史, 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式和成果。而且, 在如此之多的涉及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中, 相当多的著作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思想”———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空置起来。中国思想史中的“思想”是什么?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组合?还是有一个高于诸种思想之上、独立且又能从总体上涵盖中国思想特点的“思想”?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思想”, 中国思想史又该怎样彰显这种“思想”?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如何书写中国思想史中的“思想”的问题。

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以思想史命名的一部著作, 在该书中, 蔡尚思为思想史下定义, 称“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 及其演进的进程, 是为思想史 (History of Thoughts) ” (陈中凡:《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序, 《陈中凡论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第8页) 。蔡尚思把思想史理解为思想流派、思想体系、思想演进的历史。张岂之说:“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 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律思想、科学思想等, 都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关于思想史, 既可作分门别类的研究, 也可以是综合研究。而在综合研究中, 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序,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岂之把思想史看作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试图将中国思想史从诸多具体的专门思想中超脱出来。葛兆光认为, 历史上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生活的, 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 一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如果说前者属于技术史, 那么后者就只能属于思想史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引言,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页) 。

尽管对思想史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对于思想史的叙述, 人们已不能满足于思想现象的描述。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明确指出这部书把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综合在一起。该书的研究, “不在于叙述货色, 陈列古董, 而在于说明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所以然”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17页) 。在这里, 侯外庐追求“说明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所以然”, 把思想史研究提到了比普遍的思想史描述更高的位置。李泽厚比侯外庐走得更远, 将思想史研究的价值悬得更高。李泽厚认为:“思想史研究所应注意的是, 去深入探究沉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 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 (国民性、民族性) 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在李泽厚看来, 思想史要回归历史, 要在回归历史的同时面对现实和未来。人们因为关切现实, 所以才会展开思想史的研究。“对它们进行自觉意识, 科学地探究它们, 了解它们在适应现代生活的长处和弱点、需要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或因素, 总之既发展又改进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以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心理结构或者民族智慧,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超时空因果的先验存在, 它们仍然是长久历史的成果。面临21世纪工艺—社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景, 如何清醒地变化和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 彻底抛弃和清除那些历史陈垢, 以迎接和促进新世纪的曙光, 我认为, 这正是今日中国哲学要注意的时代课题。”[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 (上)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第301~302页]

如果说侯外庐在描述中国思想史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思想史的“阐释”, 那么李泽厚则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升到了探索“中国智慧”“中国思维”的高度。这种站在思维和智慧的最高层面所展开的对于中国命运的思考, 无疑大大提升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境界和水平。

然而, 侯外庐和李泽厚的论述虽然于思想史的境界提升有益, 但却只指向了思想史的高度, 而没有指向思想史的核心和深度。事实上, 思想史的“思想”恰恰聚焦在思想史的核心观念上, 并因对核心观念的深入挖掘和精彩阐释而达到对思想史中“思想”深度的认识。

思想史的内容丰富无比, 仅就思想史的“思想”来讲, 它就应该是囊括人类精神活动全部现象、经验、规范、成果在内的综合性的概念。但是, 剥去种种附加的因素后, 最后唯一剩下的就是某些观念, 这些观念就是思想史的核心, 即“思想”。一个思想家, 或者一个思想流派, 从思想史书写的角度看, 都可以概括于若干核心观念之中, 这些核心观念就是这个思想家、思想流派的最根本的“思想”。这是因为任何“思想”总是通过观念抽象才能得以建构。在这一点上, 思想史和哲学史关注着同样的内容, 即核心观念。正如谢阳举所说:“没有哲学性和观念性研究的所谓思想史, 决不能成为思想史。” (谢阳举:《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与拓展方向》, 《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第22页) 抓住思想史中的核心观念, 也就是抓住了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思想”, 对于任何一个思想家、学派,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 这样的认识和研究都是适用的。近几年来, 李振宏一直比较注重对“王权主义学派” (又称刘泽华学派) 的研究, 当代学人研究当代思想史, 因为距离太近, 很容易迷失自我。那么, 怎么才能撇开现实的迷雾, 抓住“王权主义学派”的特征, 揭示出该学派的思想精髓呢?李振宏就是从“王权主义学派”的核心观念入手进行分析的, 他抓住该学派的方法论思想当中的“阴阳组合结构”、“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尊君—罪君”文化范式等核心观念, 揭示了“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这一王权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思想的实质 (李振宏:《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王权主义学派方法论思想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第66~75页) 。而这也正是王权主义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的根本所在。

我们还要看到, 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 那些存留于人的大脑中, 没有或无法表达出来的所谓思想, 思想史家是无论如何也揭示不出来的。因为作为表达形态存在的“思想”的外延很大, 这就决定了思想史的外延也没有明确的边际。不仅如此, 思想史的外延及研究对象, 还总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人类智力和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当然, 思想史的书写应该以“思想”为主线, 而思想表达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思想史书写的多样化。不管怎样的书写方式, 都需要兼顾到描述与解释、归纳与抽象、比较与评判、分析与综合、宏观与微观、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断裂和连续等层面的关系。

三

从目前发表和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的论著来看, 除少数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著外, 大多数思想史的论著既缺少“历史”, 亦鲜有“思想”。在这些论著中, 历史与思想不是有机结合, 而是变成了两张皮, 历史的探求大而无当, 思想的分析虚玄飘渺。英国思想家、史学家科林伍德曾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既然这样, “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纯粹的‘事件’, 每一历史事件既是一种行为, 又表现着行为者的思想” (何兆武、张文杰:《评科林伍德的史学理论》, 见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译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24页) 。既然行为者的行为与行为者的思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那么在进行思想史的研究时就必须把“历史”分析与“思想”分析结合起来, 这样的思想史才是有血有肉的思想史, 才是符合实际而又关乎人心的思想史。

任何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土壤和学术土壤, 许多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和其他学科一样,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创新, 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不断打破既有思想史的叙述模式或书写模式, 回到既有历史场景中, 把所有思想的呈现方式都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 不必在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之间划出严格的此疆彼界, 事实上, 也很难划出严格的此疆彼界, 可能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中国思想史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等“思想”的剖析, 思想史研究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将范畴、观念、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考察, 将思想还置于社会历史之中, 这样会使人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思想的真实含义。与此同时, 中国思想史研究还需要对新的范畴、观念进行挖掘, 改变或者扩大思想研究的话语和话域。思想史研究还需要借助学术史的眼光, 毕竟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的思想的历史, 以学术史的眼光观照思想史, 能使人们回归常识和理性, 看到“思想”背后的学术生长的土壤, 帮助人们认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层层涂饰, 纠正那些习以为常的思想误解。

思想史中的“思想”有其独特性和独创性, 一个有成就的学者, 未必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之所以如此, 关键还在于有无“思想”, 即那种以核心观念为支撑的观念体系。但同时, 我们也要认识到, 思想史中的“思想”应该涵纳一般性的观念、理论等, 因为涵纳广泛, 故而界限模糊, 思想史中的“思想”无处不在, 影响着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 “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 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 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理论改变了, 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因之而改变。同样, 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 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 (何兆武、张文杰:《评科林伍德的史学理论》, 见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译序, 第8页) 。这就意味着, 表面上看似无关的地方, 却存在着深层的关联性, 而让这些互不相连的人或事物发生关联的, 正是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