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中这样描绘日本人：“生性好斗而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彬彬有礼。”

正是刚柔并济的内核塑就了日本人性中的双刃，当阴阳两极融入民族本性与时代洪流，年轻人性格中的那份躁郁才显得如此自然隽永。

对于现实，他们一如往常般萎靡不振，却又于此间迸发出生之躁动与不甘。人于躁郁症中的挣扎，或许没有比电影《只有爱能让我生存》表现得更加精准的了。

故事没有太多强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围绕躁郁症患者宁子挣扎的生活展开。

慵懒、消极，还患有过眠症，情绪忽而激昂忽而颓丧，尽管宁子想改变这一现状，但长时间的嗜睡使其陷入死循环。她试图摆脱病症的纷扰，却一次次深陷万籁俱寂的沉酣。

片中多次涉及无意地撞击、破碎，来传达“在躁郁症中挣扎”这一观念。宁子醉酒时，因失重撞上自动贩卖机；悔恨面试迟到，宁子用闹钟失控地敲砸脑袋；商场购物，撞碎一地的鸡蛋；酒馆中因出神而打碎的餐具；甚至是盥洗室内的大肆破坏……

在别人眼中，躁郁症只是逃避工作的托词，但实际上，患者很难调节自身，就像这些无意的碰撞都源自本身的无法控制，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伤害，是对正常清醒的损毁。

有些人跟片中的老板娘一样，认为躁郁源于寂寞，只要一群人吃吃喝喝就会立马从冷清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摆脱躁郁的方法是与别人接触交流。他们不是排斥众人，只是没找到那个连接大众的纽带。

宁子在找到酒馆的兼职后，没有立刻向姐姐报喜，而是在看到酒馆店员给她的问候便利贴时，才选择告知这个世界：酒馆的一小步，社会的一大步！她需要来自别处的安慰与示好，以获取进入这个世界的通行证。

知道过眠症会影响上班，宁子在床头放了好几个闹钟。生活再怎么可怕，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但心态上短暂地调整不能缓和躁郁，无数闹铃的回响只能让宁子在梦中窥见自己清醒的假象。

当宁子听见酒馆老板、老板娘背后议论她的缺点，敏感的心弦被触动。在砸坏盥洗室后，宁子仓皇而逃，逃离这片自己曾试图亲近的世界。

狂奔怒逃后宁子异常欣喜，在天台赤身裸体翩翩起舞，仿佛走出了躁郁症的阴影，这便是对摆脱遭遇方式的最好诠释：不是拥抱人群，而是从根本上重新振奋。

做别人眼中的自己仍会觉得别扭，可拥抱自身，就算是最不完美的部分，都会得偿所愿，这也是津奈木一直与宁子生活在一起的原因。

进入报社前，津奈木想当一名作家，这跟同事美里想成为漫画师的梦想一样。可老板一再告知他们，花边新闻不需要华丽的词藻，而冬运会此类没人关注的事件也无需浪费版面。于是，津奈木做起码字机，美里夜以继日地干着不入流的事。

本想着能通过文字担起拯救苍生于水火的责任，岂料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都无法满足。天台上，美里自责曾因一篇报道害得别人自杀，而津奈木则颓丧着脑袋说：“反正过段时间，大家都会忘记吧。”

如果读者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一味地迎合大众便是我们的任务。生活不仅收敛了我们的锋芒，还扼杀了原初的梦想。

可见，津奈木的抑郁倾向，源自对现实的妥协。而在宁子身上，他看到了相同点，感觉自身的缺点被人看穿。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他总是刻意与人疏远，明哲保身，可宁子却尝试着拥抱别人，并赤身裸体地站在天台，注视着自己的荒唐与渺小。

宁子的裸舞与津奈木的八卦报社职业有着潜在的互文关系。裸舞的一丝不挂，实则对演艺圈明星八卦事件的揭露，以满足别人的好奇欲。只是宁子的裸露是自我审视，而津奈木却是寄人篱下的小鸟。

“你要是想和我分手就分了，可我是没法摆脱我自己的。”这是宁子的无奈，亦是津奈木眼中的坚强。

社会中所有人都在用理性的、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的道理逻辑解剖着躁郁症，可听了这么多道理，我们还是没法过好这一生。

或许，我们太想过“好”了，太想摆脱躁郁所带来的“坏”。但躁郁真的是一种应该被排斥的病症吗？《奇葩大会》上，蔡康永表示：躁郁症或许只是被过度放大为病症的情绪，越来越成为一种我们需要去砥砺抗拒的枷锁。

只因思考一些问题而困惑，这并不代表我们该被抛弃在世界之外，被视为社会的异端。

亦是在那次节目中，一个曾患有躁郁症的辩手刘可乐与观众分享自己的心得。病症只是一种社会标签，当你真的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标签，也就否定了自己内在那股强大的力量，才真正地被现实所击垮。

月色下，宁子忘记了睡眠，却又在爱人的怀中彻底睡去。她依旧肆意笑容，只是这次，她接受了自己的“妄为”。

他人即地狱，请接受自己，哪怕最卑微的弱点，也不要放弃，毕竟这就是仅属于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