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法学博士）

谈到儒学，许多人会立马想到孔子、孟子或汉代以后诸儒们曾经说过的那些格言警句，还会更进一步联想到四书五经等这些儒家典籍，而礼乐风俗、忠孝仁义、道德伦常等“关键词”也很容易被我们抓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儒学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官方的正统思想，这就使得每个读书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一个儒生或儒者，从而使儒学的文化基因，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血脉，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印记。有人甚至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看，此说也颇有道理的。

传统社会中的儒学，并不只是被硕学鸿儒们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而是一种早已浸淫于民间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乡野村夫，也都懂得忠恕之道与孝悌之本。那么，在一个识字率极低、受教育人群极少的社会，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念深入民间的路径，无疑也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在现实中，“大儒”们肩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重任，他们着眼于典籍中性命义理的阐发，著书立说以传后世；仕途通达者，则将读书科考时所博闻强记的教条，践履于牧民之实践。然而，在科举取士“万人争过独木桥”的时代，天下之儒士虽多，而得意仕途者毕竟是少数，当这些“名落孙山”籍籍无名的读书人退处乡里之时，则正是他们承担起了维系民间风教与社会秩序的重任，这也算是“礼失而求诸野”的别解吧。

近读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的《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尤其是其中的《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传统中国庶民日常生活情节》等文，颇受启发。王先生认为，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儒生，“虽非高才博学，实则兼具儒学全面通识，并以传经为职志。”他们“深熟经典文字意义，坚守礼法条目仪节，传授童蒙，熏陶族亲，涵泳乡民。其范铸风教，影响世人，不下于大圣大贤。”他们虽属于“儒学末流下层”，但却正是他们的作为，方使近乎凌空蹈虚的儒学深入民间。不过，研究该领域的资料却并不为学者所重视，各大图书馆也难有收藏，因为它们太过“普通”，属无人看重亦最易流失之文献。王先生“现身说法”，介绍他撰写这些文章时所采辑的材料，乃“以香港新界大浦海下村翁仕朝（1874—1944）生平及其家人之收藏文献为主，辅以新界上水廖氏世系谱抄本，外加一些幼学识字常课小书、八股小题之类。”这些资料“并不稀奇，但绝不寻常”，因为正是这些留存于“三家村村夫子”家中、不为博学硕儒所看重的资料，承担着维系乡曲辟野世俗风教的责任。

在王先生列举的翁仕朝的“藏书”中，除四书五经等儒生“必备”书籍外，更有在民间具有实用价值的各式礼书、帖式、图式等“参考书”，而其所收的由清道光中叶陈鸣盛所辑的《家礼帖式集成》，则“为今见儒学礼仪深入民间最详备有用之书”，也最值得研究民间传统礼制者参考，其对礼学的世俗化，可谓功莫大焉。譬如在民间日常应酬交往中，称呼方面有诸多规定，稍有疏忽，极有可能错用字词，以至贻笑大方，严重的还可能引发不快甚至纠纷。在《家礼帖式集成》中，即详细给出了相应称呼的恰当用语，“凡称人亲戚师友，不论尊卑存殁，总冠一令字，令，善也，夸美之词。凡向人自称，尊辈冠一家字，称卑辈冠一舍字。家舍同义，舍则愈谦。”在以“你”“我”“他”统称的今天，这些称谓似乎有些过于烦琐苛细，然而若在一些行诸文字的正规场合，则惟此方能显现出一个人的家教风仪，这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文化味儿。而这类体现于琐细之处的礼俗，在只讲求修齐治平大道理的“博学渊雅之士”那里，是难得一见的。再譬如，随着网络的发达及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我们今天已很少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向家人报平安了，而在山高水长交通不便的古代，远方的游子则只能修书以慰思念之情，而“家书”可是不能随便写的，在明清时期流传的《万宝全书》中，即有相应的规矩，“家书外封，须要‘平安’字。使尊长家人辈见则喜。凡修尊长书，须要好纸真楷写。叙时令直言孟仲季，不可言新春、首夏等语，皆为不谨。”一般人会认为这些要求太过麻烦，殊不知，正是在这些繁文缛节中，成就了我们的礼仪之邦，并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传统文化中最鲜活生动的部分。

今人喜谈传统文化的复兴，依笔者浅见，这并不只是让大家学一学儒家经典、让学生们背诵《弟子规》就能完成的任务，它是一种植根于民间琐碎生活中的教养。只要我们大多数人能亲身践履，或可有再次振兴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