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时间为轴，梳理我国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发展的历程。从乡村活化各阶段的关注内容与特点着手，将其分为休闲农业、富丽乡村、社区营造和农村再生四个阶段模式，分析各阶段模式演变的相关因素，探析中国台湾地区乡村活化的内在因素和建构乡村活化体系，并结合中国大陆乡村发展的阶段和阶段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策略和借鉴。
文 / 段冯夷 杨定海 王鑫
【正文】
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下，乡村地区面临经济萎靡、环境萧条和发展迟缓等问题，全球各界皆企图透过不同的角度来寻求促进乡村地域活化再生的策略途径。
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领先于我国大陆进行了乡村活化道路的探索且取得显著成效，引来众多大陆地区专家学者研究学习其成功经验，但其成果多是单一层面的研究，如专注于产业形态的休闲农业研究、致力于乡村环境风貌的富丽乡村研究、聚焦在文化认同的社区营造研究、基于人本导向的农村再生计划研究，缺乏对其活化发展历程的梳理与系统的探究。
本文以时间为轴，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内涵的解读以及活化历程的分析，探析其阶段特征及内在因素，建构乡村活化体系，同时为我国大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策略和借鉴。
地域活化的概念，是指某个衰败或未开发地域，通过多方位的策略探索形成完整的地域发展体系，促进当地发展复兴，包含了实质地方经济、地方环境等有形效益，以及居民地方认同感、归属感和精神素质提升等无形效益。结合目濑守男关于地域活化的相关定义，本文认为乡村活化的过程为阶段跳跃式前进，当日常策略作用于地域的活化值达到一定高度而不再有明显增长时，便催生出新的活化策略。因此乡村活化的内涵在于探索运用全面系统的乡村发展策略，挖掘地域资源价值，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不同面向上促进乡村地区的活化复兴 (图1) 。
因此，结合中国台湾地区乡村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台湾地区乡村活化体系主要由以产业经济振兴为主的休闲农业发展、以提高生活环境品质为导向的富丽乡村建设、以社区认同意识培养为主的社区总体营造和以人为本的农村再生计划四个阶段发展形成。
一
休闲农业计划——乡村活化的经济复苏阶段
农业是台湾地区乡村的传统经济形态，20世纪60年代起，农业逐渐萎缩，迫使台湾地区农业部门积极改善经营方式，产业结构逐渐由农业向工商业、服务业转型，休闲农业应运诞生。发展休闲农业即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以满足人们观光、餐饮、娱乐、求知探索和农事体验为导向，通过具有乡村地域特色的景观和农、渔、牧业活动吸引人群，达到产业增收及乡村活化的目的。依照台湾地区休闲农业发展历程的主体特征，可将其分为3个模式阶段。
1.1 观光农园——休闲农业的点状萌芽
台湾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观光农园的开发。1963年台湾省彰化县田尾公路花园利用本土特色鲜花吸引游客观赏游览，游客完成参观后可购买喜好花品，既唤醒了当地农业, 又增加了居民收入，成为观光农园在台湾的首秀。随后依托不同在地资源而成立的观光农园逐渐发展壮大，如主打鲜果品尝的大湖观光草莓园、主打闻香品茗的木栅观光茶园，以及各类观光果园、观光渔园等，成为点亮台湾地区休闲农业之途的星星之火。
表1 池上乡休闲农业区资源利用转变表
表2 台湾地区休闲农业演变分析
表3 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历程各阶段对比分析
图1 乡村地域活化内涵
图2 休闲农业的“线”性拓展
20世纪60年代的观光农园是休闲农业萌发的表现，为村民自发性尝试，尚不具备“休闲”功能，虽类型已有多样化的趋势，但经营方式还较为单一，普遍表现为简单地利用当地优势资源作为吸引，从游客的观光、购买等行为中获得经济效益。
表4 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乡村建设对比分析
1.2 休闲农场——休闲农业的线性拓展
20世纪80年代起，台湾地方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将休闲农业推向更多元的发展方向，观光农园在产业链条上延伸发展为休闲农场，结合乡村旅游为游客提供更深度的休闲活动与设施，如农事体验、工艺博览、野炊露营、民宿体验等，乡村机制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元的休闲服务业发展 (图2) 。小而粗放的观光农园蜕变成为巧而精致的休闲农场，休闲农业的休闲功能逐渐成型。
位于台东县池上乡的台糖池上农场，早期以种植甘蔗、饲养牛羊为主要经济来源，已具备观光农园的基本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在休闲农业浪潮的带动下，池上农场全力延伸产业链条、丰富经营形态，利用在地特色营建出休闲牧场、亲子互动区、烤肉区等休闲场所，吸引游客留宿进行深度体验，具有牧野风情特色的蒙古包民宿也随之设立。游客纷至沓来，在多元化的产业和丰富化的经营形态中，台糖池上农场和也因此发展为地域气息浓厚的牧野度假村 (图3) 。
休闲农场打破了早期传统观光农园走马观花式的模式局限，为游客提供更综合的服务、更深入的体验。这一时期的休闲农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类型多元，但在经营形式上，仍以个体经营为主，缺乏系统性的整体思考。
图3 台糖池上农场 (台糖池上牧野度假村)
图3a台糖池上农场产业功能分区图
图3b蒙古包风情民宿
图4 池上乡休闲农业区
图4a池上乡发展历程示意
图4b池上乡休闲农业区组织构成图
图4c池上环圳自行车道
图5 富丽乡村建设策略
图6 大坡池生态亲水步道
1.3 休闲农业区——休闲农业的面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单个休闲农场有限的资源已无法全面满足游客的游憩要求，为了增加吸引力度，同时解决休闲农场无秩序的蔓延带来的同质竞争、布局散乱等问题，2001年台湾地区农委会出台《一乡一休闲农渔园区》计划，并进一步制定了“休闲农业区规划”。将个别农场的发展理念，扩大为以整个乡镇为园区来发展，引导休闲农场连片发展成为休闲农业区，从区域层面对乡村零散的休闲农场进行资源整合、系统管理。
仍以池上乡为例，在池上乡已经拥有台糖池上农场等多个休闲农场的基础上，2004年池上农委会开始倡导休闲农业区的规划，对池上乡区域各类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合 (表1)，分区功能规划，设立池上环圳自行车道，串联各休闲农场和自然景点，改变以往单一、零散的小范围农场自营模式，建立了兼具农业生产、观光游憩、生态保育和教育体验的池上米乡休闲农业区 (图4) 。
休闲农业区是台湾地区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者，系统整理了休闲农业中各类资源和经营形态，在策略上融合了各类产业经营的参与理念，在实体建设上打通各农场与景点的路线，形成永续经营的策略，同时有效容纳了乡村旅游的运作机制，使休闲农业全面延伸出休闲经济价值。
台湾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化，从观光农园的“点”状萌发，到休闲农场的“线”性拓展，再到休闲农业区的“面”域覆盖，空间上由零散的单点农户自建到系统的乡镇联动建设，时间上由短暂的一日观赏游到提供住宿的深度体验游，极大拉动了台湾地区乡村经济的增长，是其乡村活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表2) 。但此过程中主要着力点在于乡村产业经济的发展，少有涉及乡村环境改善及文化塑造等方面。
二
富丽乡村建设——乡村活化的环境改善阶段
富丽乡村建设是乡村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策略产物，在休闲农业带来乡村经济飞跃增长的同时，却消损了大量资源，乡村生态恶化、风貌衰落等问题日益凸显，面貌的破败也制约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适应新时期对于乡村生活品质的追求，1991年我国台湾地区农政当局出台《农业综合调整方案》确定了“富丽新农村”建设目标，随后将目标进一步定位为“建设农村新生活圈，塑造农村新风貌”，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历程进入环境改善阶段。
在人居环境上，保护原有乡村特色风貌，将具有传统装饰特点或经特殊工艺建造的房屋进行保存和修复，增加硬体的现代化设施，重视村貌的整治与改善；在自然环境上，遵循永续发展理念的软体植入，保持原真风貌的基础上对于有特色自然资源的乡村进行适度开发，向乡村生态旅游园区探索 (图5) 。
池上米乡也经历过这样的历程。粗放的产业开发导致哺育池上乡世代居民的大坡池涌泉被堵，鱼、虾和候鸟近乎销声匿迹。在富丽乡村建设的推动下，池上乡村民于90年代开始进行大坡池环境设施改善工程，以低影响介入的方式，修复池岸空间，设立生态亲水步道和平台，营造出可供生物自然栖息、居民日常休憩与游客观光游览的水岸环境 (图6) 。同时整治道路合理添置公共设施，结合地域特色设置自导式指标系统，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了舒适优良的乡村环境。
富丽乡村的建设接应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改善产业生产环境的同时将精力更多的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景观绿化美化、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使乡村面貌大大改善，村民居住品质显著提高，是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历程中的重要推动力。
三
社区总体营造——乡村活化的社会认同阶段
在建设富丽乡村的同时，为了避免利益占据和扭曲乡村，台湾地方政府及民间组织意识到乡村活化不应仅从经济产业和物质环境着手，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精神文明层面唤醒民众对于乡村发展的“共同体意识”。文建会在1994年出台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一方面由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与休闲农业发展和富丽乡村计划并行，进行空间和环境的美化、地方产业的文化包装；另一方面融入“共同参与”的发展模式，集合民众的力量，突出社区特色，营造内容包括各种民俗活动的开发、古迹和建筑特色的建立、地方文史人物主题展示馆的建立等。
图7 池上乡万安社区稻米原乡馆
图7a稻米原乡馆功能营造图图
7b旧农具创意展示
图8 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发展历程
图9 台湾地区乡村活化体系
池上乡万安社区坐拥池上乡富有的稻米资源，在经历了休闲农业计划和富丽乡村的建设后已具备优良的产业基础和物质环境，文化认同感的塑造和提升便显得尤为重要。1992年万安社区村民在农委会的辅导下，共同挖掘在地稻米文化，将弃置的仓库装修成为古朴的稻米原乡馆，并提供古农用机具展示，作为池上米食文化参访的解说展览场和技术交流地 (图7) 。万安社区还保留了历史悠久的砖窖场文化资源，结合静态的砖窖展览和动态的砖雕DIY活动，搭配社区导览将砖窖文化自然和谐地渗透到大众的生活当中。
社区总体营造将视角转向了社会文化的认同，消解了人们对于乡村社区空间的疏离感，织构起乡村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同时反过来激活了休闲农业计划和富丽乡村建设的生机与活力，与其在乡村活化建设道路中相辅相成。
四
农村再生计划——乡村活化的人本塑源阶段
在社区营造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各方力量意识到人在乡村活化过程中起到的主体作用，人是乡村产业经济增长、环境品质提升和社会总体营造的本源力量。因此, 2010年台湾地方政府出台《农村再生条例》，以村民精神与技能培养为重点，推动乡村的活化再生。村民提案成为编制乡村发展建设方案的重要依据， “社区规划师”制度被各乡政府所推广，以此挖掘并培养出具有本土化、在地性的乡村社区规划专业人才。“培根”计划在台湾地区乡村中广泛开展，专业学者和高校人士被组织起来形成培养团队对村民进行知识传授。
池上乡万安社区正是抓住了农村再生计划中培养乡村人才的要素，在社区发展协会的组织倡导下，开办有机米产销班，对村民进行机农业教学，使其共同参与到池上乡稻米有机生态休闲产业当中；制定生态社区公约，发动居民主动认养村内空地绿化美化，助力富丽乡村建设；培训地方人才，成立池上乡文化解说员协会、手工艺品研发小组等人才团体。居民在乡村建设中找到了自身价值，池上乡因此变得更具活力。
农村再生计划把乡村活化的理念以平民教育的方式推行于乡村社会，同时呼应了休闲农业发展、富丽乡村建设，兼顾产业发展和环境改善，凝聚了村民共同体意识，是乡村活化历程不可缺少的内生动力。
乡村活化历程体系的差异与融合
通过上文综述，中国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历程分别以经济、环境、社会、人作为主体核心展开体系探索，每阶段模式的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活化乡村 (表3) 。
休闲农业立足于农业经济层面，从发展简单观光采摘、产品售卖的观光农园，到主打深度旅游体验的休闲农场，再到发挥经济集聚优势、连通片区资源的休闲农业区，完成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的全域覆盖。
富丽乡村建设及时应对了休闲农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弊病，从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上进行了全面的品质提升。为休闲农业计划和社区总体营造提供了优质的发展环境。
社区总体营造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承接了休闲农业计划和富丽乡村建设，通过乡村社会文化构建“共同参与”意识，是乡村活化精神的全面觉醒。
农村再生条例从人才培养层面落实了社区营造，村民因此获得自立营造的技能，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了休闲农业计划和富丽乡村以及社会营造的建设当中。
纵观我国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建设的发展历程，休闲农业计划、富丽新农村建设、社区总体营造、农村再生计划均肩负着各个阶段不同的使命，在时间上递进或交叉，内容上交融或互补，彼此推动和促进，从不同维度不断为乡村地区注入新活力，在多元化的逐步探索中最终构成整体、系统的乡村活化体系 (图8～9) 。
六
中国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历程于中国大陆地区乡村振兴的启示
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对于乡村振兴建设的探索，有着与中国台湾地区近似的发展轨迹。
在产业经济方面，大陆地区经历了从农家乐到田园综合体的演变，其中不乏优秀案例，但多数产业项类趋同，特色不够鲜明，同时散落各地，未成体系。
在乡村环境方面，大陆地区“美丽乡村”与台湾地区富丽新农村建设模式颇为相似，乡村面貌因此焕然一新。然而不少乡村只着眼于短期利益进行“面子工程”建设，按同一样式照搬，乡村环境在评审过后便恢复如初，变得脏乱差。
在社会认同和人本塑造方面，大陆地区目前处于社区营造初步探索阶段，尚未进入“以人为本”的营建阶段，因此没有形成明确的发展模式。但营造者往往是响应“精准扶贫”号召下的外来组织和团体，村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尚为缺失。
通过与我国台湾地区乡村活化历程的对比分析，能够汲取对大陆地区乡村振兴建设有益的经验 (表4) 。学习台湾地区经验，大陆地区应梳理乡村建设历史，明确各阶段乡村发展任务，整理乡村活化模式，使得乡村经济、环境、社会、人才等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最终整合成科学的体系，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让中国乡村全面走向活化振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