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王小波、莫言、苏童都赞不绝口的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你喜欢王小波吗?有不少年轻人都把王小波当做自己的精神偶像,可你知道王小波的精神偶像是谁吗?

卡尔维诺。

或许你不知道卡尔维诺是谁,快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王小波说,“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我还没有探索无限,比卡尔维诺差得远。”

莫言说, “关于卡尔维诺,有一段时间我似乎是理解了,后来一想什么也没有理解,因为他的头脑实在太复杂了。卡尔维诺的书值得反复的阅读。

苏童说,“卡尔维诺来了,他几乎让一个传统的小说世界都闪开了。

朱天文说:“我很喜欢卡尔维诺,他有一个很美的隐喻:时间是否会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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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的作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翻译到国内,迄今已三十余载。华文世界的一大批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都深受其影响:

在大陆,王小波、苏童、阿城、止庵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台湾,朱天文,唐诺是卡尔维诺不余遗力的传播者。

在香港,梁文道说他一直在准备谈卡尔维诺,可是一直没准备好。

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卡尔维诺被广泛阅读和谈论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每隔几年,他的作品就要翻版重印。卡迷们还在网上专门建立了他的网站,发布书评和讨论;他的诸多经典作品如《看不见的城市》《树上的男爵》在豆瓣上都获得了超过数万人次9.0+分评价!

这位让小说家们仰望的小说家,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封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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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这个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等大师纷纷登上各自小说创作的顶峰之后,小说家们似乎很难超越这一座座顶峰,但卡尔维诺就是在众多溃败之路中拨开一条小径,开辟了他独特的文学之道,成为现代文学上的一则传奇。

用现在的话来说,卡尔维诺可以说是一位“脑洞清奇”的作家。

他的文学风格很少在一个地方停驻,跨越了写实和奇幻的传统边界,制造出许多童话般的意象。比如“不存在的骑士”,“在战争中被分成两半的子爵”,自从12岁时爬上树就再也不下来的男孩……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卡尔维诺都能带给读者异常神奇的阅读体验。

同时,他的作品的骨骼脉络又错综交叉,如一座座迷宫一般,不死板固执。比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他出人意料地将开始阅读自己的小说这件事作为文章的开头:“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了。请你先放松一下,然后再集中注意力……”将读者引入他布下的层层迷宫,探寻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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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巧妙的写作风格,与他清奇的脑洞是分不开的。有趣的是,卡尔维诺的挚友,美国作家维达尔在追念文章中如此写到:“(卡尔维诺)第一次脑内出血后,曾进行了一次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手术……当时,那位脑神经外科医师对他的病情十分乐观。他告诉新闻界,从未看过一个人的脑内构造像卡尔维诺那么纤细复杂。”

而复杂的头脑,不光是基因的优势,也是其复杂经历的体现。接下来,小K将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带你回顾卡尔维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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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我索要一份生平资料——这总让我为难。个人的信息,即便是登记在社会机关中的,也是人所拥有的最隐秘的一部分,而把它们公之于众,那感觉好象是去面对精神分析专家。我只能这样去想:我可还从未被精神分析过呢。

我就这样开始讲起吧,我,1923年10月15日出生在古巴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小镇,星座是天秤座,因此我的性格中沉稳和躁动得以互相中和。

我的父母是意大利人。我出生时,他们正打算从旅居多年的加勒比地区归国,所以这地域上的迁移总使我向往着到别处去。1925年,我刚满2岁,就跟随着全家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

我的父亲是个出色的园艺师,母亲是植物学家。我的舅舅是个化学家,他与一位化学家结了婚;而我的弟弟后来成为了地质学家。我的家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只有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我们住的房子既是栽培花卉的试验站,又是热带植物的研究中心。我的双亲所拥有的知识全集中于蔬菜王国,他们关心着其中的奇迹和特征。但我只关心一种蔬菜——文字

当然,我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跟着父亲去打猎垂钓。或许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给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让我对童话一直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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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体验到阅读一本书所带来的快乐。从那时起,我就要在书中寻找某种东西:要看看在那本书中体验到的阅读的快乐会不会重复。这也是许多人走上文学之路的初衷。

我喜欢读小说,也满怀兴趣地阅读人文杂志,这些杂志中的“严谨的讽刺精神”吸引着我。同时,少年时代的我热爱着戏剧和电影,画漫画和连环画,那时我的梦想是成为戏剧家。

我的成长正处于独裁时期,对于我所属的这一代人来说,文青的生活注定以过早的悲剧方式结束。1938年的夏天,我开始对青春、对社会、对女孩、对书感兴趣,但它随着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的会晤提前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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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战争年代,总使我总抱有一个观念: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是一种脆弱的好运气,很可能在一瞬间它就会被夺走。基于这个观点,我把自己青年时期太多的精力给了政治。

1942年高中毕业后,我在父亲所教授的都灵大学上农艺系读书,算是不感兴趣的“子承父业”。在这里,受同学的影响,我开始追随地下反法西斯主义的召唤,并对要读的书有了一个定向:读维金加,读蒙塔莱,读维托利尼,读披萨卡内——那些年的文学新作为我们无序的道德文学教育的各个阶段作着记号。

1944年,我申请加入了共产党,和我16岁的弟弟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组织的抵抗运动,展开了与纳粹艰苦作战的二十个月。我的父母亲曾因此被德国人一度拘押为人质。

可以说,这近两年的游击战争生活是一些连续不断的不幸,我经历了一系列难以叙述的危险和困窘,经历了监狱与逃亡,多次处在死亡边缘。但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高兴,因为我在积累,我在为和平而战斗。

二战结束后,大城市向我发出了比我的乡土情结更有力的召唤。我们全家迁居到都灵,我也重返都灵大学。这一次,我选择了文学系。

我的第一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短篇小说集《某个午后,亚当》就反映了难忘的游击战经历——我的创作是从写战争和人民的生活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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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算得上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光辉的起点,这一年我完成论康拉德的毕业论文,并且出版发表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社会反响强烈。

出版工作,对于毕业后在艾依那乌迪出版社负责宣传工作的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在都灵的出版圈里,我能立刻找到品味相投的和理解相近的人。在出版社工作时,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和别人的书打交道上,和许多人都结下了友谊,并且收获到各种不同思想之间迸发的火花。为群体的文明和睦相处而做的每一件有益的事,都不会是浪费精力。我从不后悔。

我对寓言和魔幻的偏好,从处女作就初露端倪,而5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作品是我我对这种题材和写作方式的钟爱的定型期。1952年我编辑了《意大利童话》,编辑整理了200多篇传统民间故事,我一直认为,这些民间瑰宝在不断重复和变化的过程中,处理着人世间各类疑难问题。

后来我写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其中的年代背景并不十分清晰,主角也都显得怪诞反常。我试着用遥远祖先世界里的故事去讨论人如何成人,又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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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国际形势动荡,消费社会中的弊端涌现,这一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在我看来,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我随即发表了包括《马克瓦多》《宇宙奇趣全集》在内的一系列短篇文集,试图通过文学之口,说出社会甚至个体想要说又没有意识到的一切。我认为,这是文学不断提出的挑战,也是现代文学的力量之源。

70年代算是我创作的高产期,比如你们所熟悉的《看不见的城市》(1972),写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记忆中的城市的故事;还有次年发表的《命运交叉的城堡》,用片段式的牌局形式交叉转换叙述视角;再有1979年出版的,那个有着特别的开篇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等等。

大概是在法国多年旅居的影响吧,可以说,70年代的这几部作品,是我对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过度迷恋的结果。我将文学、阅读和生活杂糅在一起,在现实与虚构、真实与幻想之间做着实验,这让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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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至于我怎么到了巴黎——对我来讲,理想的住处是个外来客能够安心自在地住下的地方。巴黎,这座艺术之城,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巴黎,对我和上百万全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透过书本得知的虚幻城市,一个经由阅读而熟识的城市。从小读《三剑客》,然后是《悲惨世界》,同时它又变成了历史之城,法国革命之城;稍晚,巴黎又变成波特莱尔,流传上百年的伟大诗篇、绘画、不朽的小说之城,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

生活的际遇带着我来到巴黎,我在这里遇到我的妻子齐姬娇塔,组建了家庭,还养大了一个女儿。我的妻子也是个外来客,当我们三个在一起,我们讲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都会变,可安放在我们体内的语言不会,它的独立和持久超过了母亲的子宫。

巴黎到底是什么呢,巴黎是一本巨大的参考书,是一本查阅这座城市的百科全书:打开这本书,它给你一连串的资讯,包罗万象,为别的城市望尘莫及。

我一生中生活过不少城市,罗马、都灵、米兰、纽约……但没有哪一座像巴黎一样浓浊。很多东西、很多涵意深藏不露。或许它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让我一落脚立即感到亲切。

1983年,我出版了《帕罗马尔》,当然我并不知道这是我生前所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但它在冥冥之中神奇地成为我创作中最富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帕洛马尔的任何经验,都是我的经验。我在巴黎深受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在《帕洛马尔》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原计划,1985年秋,卡尔维诺受哈佛大学之邀,将在著名的诺顿讲座发表文学演说。卡尔维诺花了大量时间他的讲稿,探讨他所珍视的文学特质——“轻”,“快”,“精确”,“形象”和“繁复”。讲稿标题几经改易后,确定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与此同时,他还在筹备他的新小说《美洲豹阳光下》。试图在小说中呈现人类五种主要的感觉。遗憾的是,计划中的五篇只来得及写完了三篇,如今我们只能读到卡尔维诺是如何重新召唤出品尝着的味蕾、倾听着的耳朵和嗅闻气味的鼻子。

9月19日,卡尔维诺在休假期间突患脑溢血,终因医治无效在意大利佩斯卡拉逝世,终年62岁。因为死亡的突然到来,《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和《美洲豹阳光下》永远停在了未完成状态。

这一年,他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却因猝然离世与殊荣失之交臂。

卡尔维诺逝世后,妻子续将他的遗稿和旧作结集整理出版。这些作品完整了卡尔维诺的创作版图,使我们有幸看到一幅更为完整鲜活的心灵图景。这些充满变动和实验性的篇章,三十几年后读来仍是清新尖锐的。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卡尔维诺进行超现实主义试验的现场,体会创作的无限可能,看看一位文学大师漫游过的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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