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物，沈从文先生曾讲“把它们的时代、式样和出土地区都弄清楚后，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知识。如联系它们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关系，也可为我们解决一些过去没有明白的历史问题，并启发我们。”文物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承载着文明，传承着历史与文化。为保护好这些文物，特别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一级文物名单，本期继续为读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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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玉杯
西汉时期，1983年西汉南越王赵眛墓出土。
杯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壁厚0.2-0.3厘米，重372.7克。外形如兽角，通体由一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杯壁厚薄均匀，局部有红褐色浸斑。杯口呈椭圆状，口沿上微残，整体造型由杯口至杯尾逐渐收拢，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纹饰自杯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龙体修长，向后展开，绕着器身回环卷缠，生动逼真。夔龙纹饰的空白处用单线勾连雷纹做填充补白。杯体打磨细致，历经两千多年仍有温和恬润的光泽。
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但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就着一整块石头的形状施刀，雕成角形玉杯。杯不设底座，无法直立，酒一但倒入，只能从一人手中递出，一饮而尽，这也反映了南越时期的饮酒习俗和器物主人嗜酒的爱好。杯身纹饰综合运用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及圆雕等多种玉雕技法，并融合多民族文化特色，使角形玉杯成汉代首屈一指的玉器精品，也是中国唯一一件汉代杯形玉器。
角形玉杯的这些特点，和物主南越王赵眛息息相关。赵眛为西汉时期第二代南越王，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南越太子赵仲始的儿子。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因赵眜的父亲赵始早已亡故，所以南越群臣拥立赵眜继承王位，史称南越文王。在位期间，他尊重百越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制定了各种政策来推动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他还特别重视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受西汉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深，和中原的帝王一样，特别重视死后墓葬的规制，陪葬物品极尽奢华。角形玉杯作为陪葬品之一，被发现时就放在墓主尸体的头部，显然是其生前的珍爱之物。
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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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龙凤帛画》
战国中期晚段，1949年长沙东南郊楚墓出土。
帛画高31厘米、宽22.5厘米，质地为深褐色平纹绢。《人物龙凤帛图》画面布局分上、中、下三层。上层绘一龙一凤，凤引颈昂首、展翅向上，为奋爪迈进之态，龙头生双角、身躯蜿蜒，呈腾跃飞升之势；中层绘一高髻细腰、广袖长裙、合掌侧身而立的贵族女子；下层绘一弯月状物，或以为是引魂升天的独木灵舟。绘画手法以黑线勾描为主，间以单色平涂，线条流畅舒展，形象勾勒形神兼备，尤其是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对比鲜明，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人物龙凤帛画》又名《晚周帛画》《夔凤美女图》，是葬仪中使用的“魂幡”，也就是《三礼》中所记载的“铭旌”，属于非衣性质的绘画作品。画中的“凤鸟”是楚人图腾文化体现。在楚文化中，凤鸟一是祖先的象征，二是沟通天地的使者。《楚辞•招魂》有“像设君室”的话语，明确记载战国时期已经有为死者绘制肖像以招魂的风俗。《人物龙凤图》的创作目的是使墓主人能被引领升天或在阴间继续阳世繁华的生活。画中的女主人，细腰、宽袖、长裙的楚国贵妇服饰特点，也是“楚王爱细腰”的审美风尚。《人物龙凤帛画》是我国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人物肖像画之一。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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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御龙帛画》
战国中晚期，1973年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
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上端有竹轴，轴上有丝绳，是一幅可以垂直悬挂的“魂幡”。画中描绘了墓主人宽袍高冠、侧身直立、腰佩长剑，正在安然地御龙而行。龙首轩昂，龙身则弯卷成一舟形，龙尾翘起。龙尾上端立一凤鸟，长颈，单腿独立作长鸣状。龙体下方有一游动的鲤鱼，闭嘴张目，似随龙一同向前游行。墓主人上方有天盖一顶，天盖上三缕缨络与墓主人的冠带一起随风向后飘动，可见墓主人正御龙飞升的前行动势。
根据楚人丧葬传统，认为人死后“魂”升天、“魄”入土，故楚人用“魂幡”招魂归来。《人物御龙帛画》体现了古代葬制中招魂安魄的做法，形象又具体，与《人物龙凤帛画》相比，画中的天盖和鲤鱼的同时出现，也暗示楚人空间观念的进一步变化，天上世界、地下世界的观念进一步明确。
这幅帛画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用笔细劲、线条流畅，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传神，神情宛然；服饰线条流畅舒展，完美地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的状态，被称为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人们将其与《人物龙凤帛画》一起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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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裾素纱禅衣
西汉时期，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禅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袖口宽27厘米、腰宽48厘米，衣重仅49克，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交领、右衽、直裾。面料为素纱，是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方孔平纹丝织物，纬丝强拈，拈向一致；经丝弱拈，拈向交错，因而禅衣幅面形成自然皱纹。经密度每厘米有58至64根纱，纬密度每厘米有40至50根纱，密度较为稀疏，透空率为75%左右，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质地非常轻薄，古人形容其“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
素纱襌衣轻薄而透明，按史书《诗经•郑风•丰》：“衣锦衣，裳锦裳。”按记载或常识推理，应该是套在色彩艳丽的丝绵袍外，使丝绵袍上华丽的花纹多一分欲露又掩的朦胧之美。这不仅增强了衣饰的层次感，更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符合中国人不事张扬、含蓄、内敛的传统审美情趣。
直裾素纱禅衣是汉代著名的“雾毂”，制织素纱所用的原料纤度较细，表明当时的桑蚕丝品种和生丝品质都很好，缫丝织造技术也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直裾素纱禅衣是存世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一件纺织珍品，在中国古代丝织史、服饰史和科技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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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
西汉初期，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马王堆汉墓是身份显赫的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的家族墓地，共有3座。其中马王堆一号墓，墓主人“辛追”为利仓之妻。该墓出土的棺椁共有四层，层层相套，置于木椁中间的棺室中，依次为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锦饰内棺，除最外层的木椁外，其余均有华丽装饰。
黑地彩绘棺，长256厘米，宽118厘米，通高114厘米，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棺为梓木。棺内涂朱漆，右侧板内壁中上部的朱漆面上，有黑漆勾出的奔马和人，笔画草率，勉强成形。棺的外表，以黑漆为地，彩绘奔放的流云，以及仙人、神怪、禽兽，构成了一个奇幻的仙境。云纹的轮廓线显著高起，这是汉代新兴的堆漆装饰技法，立体感强，具有浮雕的艺术效果。
朱地彩绘棺，长230厘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三层，棺为梓木，通体内外髹朱漆。外壁在朱漆上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颜色，绘有龙虎相斗、双鹿腾云、双龙穿壁，以及仙人、云气、仙鹿等，整幅画面充满海外仙山与神仙洞府的迷离气氛，以此表达吉祥升仙的主题。
锦饰内棺，长202厘米，宽69厘米，通高63厘米，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四层，棺内修朱漆，棺外髹黑漆。盖棺之后，在黑漆层外面，横缠了两道宽12厘米的帛束，每道六七层。然后在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分别粘贴一层带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壁板外所贴菱花贴毛锦的周边，又加饰一条宽12厘米的铺绒绣锦，中间又横贴一道，即贴成“日”字形。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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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西汉时期，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整个帛画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长205厘米，是出殡时张举的“魂幡”，表达引魂升天之意。出土时，覆盖于马王堆一号墓中的棺椁内棺的盖上。T型帛画的画面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代表天上、人间和地下。最上端描绘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天国景象：正中人首蛇身的女子是上天的主宰神女娲，左右各画有五只神鸟，右上角绘有扶桑树，树梢有一轮红日，里立有太阳神；金乌树枝间还有八个小太阳。中间画的是墓主人在世时的生活写照：华盖下的老年贵妇拄杖而立，她就是墓的主人，利仓的妻子。贵妇的前面有两个着刘氏冠的男子在跪献某物，后有三个婢女相送。中段的下端，玉璧垂磬，彩帛帐幔分飘左右，其下有七个着刘氏冠的男子分左四右三拱手而坐，中间有鼎壶等食具，画面最前边还陈置了一排鼎壶，表现了“列鼎而食”的奢侈场面。下部描绘的是神话传说中的阴间场景：一未着衣男子（郭沫若称是“禺强”）双手托起象征大地的平板，脚踏双鱼，空白处还画有青白二龙，左右各画一龟，背驭猫头鹰（也叫鸱龟），巨人前面还有一些水族在游弋，古时认为大地是浮于海上的，故地下部分多画以水族。
整个帛画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极具文化内涵，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西汉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相较于《人物御龙帛画》和《人物龙凤帛画》中描绘的墓主人升天内容，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T型帛画则描绘了天上、人间、地狱三界，内容更复杂，表明了古人宗教信仰的不断演进及绘画技巧的不断提高。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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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地云珠日天锦
北朝时期，1983年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
锦幡残片，长48厘米、宽28厘米。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为现存最早的锦幡残片，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
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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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西夏时期，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本续”简称“续”，意为“藏密经典”，共计9册、220多页，约10万字，白麻纸，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文译本。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38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 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 厘米。版心宽 1.2 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页面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
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失传，西夏的历史文化也更加模糊不清，西夏被后人称为“神秘的王朝”，西夏文字素有“天书”之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夏文印刷品里保存比较完整、数量比较多的一次。它不但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更是一本真正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它的发现证明了我国的木活字印刷术在北宋时期就已出现，将我国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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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釉里红瓷仓
元代，1974年景德镇市郊凌氏墓出土。
仓楼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进深10.3厘米，重3.27公斤，为谷仓模型。仓顶是庑殿重檐顶，红柱，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两旁作亭式，稍低于仓顶。整个楼阁，形式上是一座宴乐厅。上楼的四周有高2厘米的小栏杆，中有隔墙，分为前、后。前楼内置宝座，宝座两侧各有一人双手执翣，座前有二人舞蹈。后楼与前楼相通，有一支四人乐队，执腰鼓、琵琶、萧等，正在演奏。正楼两侧的旁楼也各置有栏杆。
楼阁四周有四柱，饰红色，四柱之内为仓。正面有门，门旁还有二人，手执棍棒，身着红彩白色衣衫，为护仓侍俑。门上及两侧有青花书写对联一副：“禾黍丰而仓廪实，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批“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两侧壁用釉里红书写，左侧“凌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楼阁背面、楼层中间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志文用青料写在白底上，呈蓝灰色，笔画重者呈褐色。全仓部分施影青釉，部分施红釉，并以青、红彩绘点缀装饰。青料呈蓝灰色，釉里红呈紫红或红褐色，色彩调配庄重，使整个楼阁亭台浑然一体，凝重秀丽。楼阁高低相错，主次有序，充分表现了元代江南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青花釉里红瓷仓，又称红釉堆塑楼阁式仓，是元代瓷器珍品，属于随葬明器。这件青花釉里红瓷器物有明确纪年的样式，迄今仅此一件。按照古代建筑规制，在屋顶基本式样中以庑殿顶规格为最高，仅用于皇宫和庙观，这件重檐庑殿顶更是建筑样式顶级规格。
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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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印模画
南朝时期，196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
砖画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画中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砖画人物清瘦飘逸，脸庞俊秀，画笔的线条圆转流畅，更显得人物简约玄澹，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艺术风格。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但同时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时期。战乱分裂带来的灾难和死亡颠覆了儒术独尊的局面，儒学、道教和佛教开始融合，价值取向从修齐治平转向独立和自由，魏晋玄学和名士之风因此兴起。士人喜清谈鄙实务，乐山水赏会，爱饮酒服散。
魏晋时期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其中嵇康为“七贤”之首，据文献中记载，他“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阮籍，好饮酒，且“嗜酒能啸”，“啸”是指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所以在“七贤”之中，有“嵇琴阮啸”之说。山涛也极能饮酒，《山涛传》中有其“饮酒至入斗方醉”的记录。王戎，文献记其“雅好老庄之学，庄周着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刘伶也好酒，且嗜酒如命，“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大杯小盅。阮咸，通音律，善弹琵琶（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博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而图中的这第八个荣启期是春秋时期人物，早于“七贤”许多年。由于他的性格与“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南朝人故将荣启期和“七贤”画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画中的荣启期，腰系绳索，端坐向前，鼓琴而歌，似乎在讲学，神态威严。研究人员指出：“荣启期在八人中是唯一披发的，而另外七人则系发髻，这也是一大不同。”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