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黑箱：日本之耻》出了简体中文版。与近年席卷全球的 #MeToo 运动发声者不同的是，作者把她自身的经历用文字记录并公布了出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自揭伤疤的过程。很多性侵受害者在事发之后“只想忘记过去”，仅是说出性侵之痛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将一段受伤的经验和情感置于毫无保护的裸露状态，更意味着当事人可能会遭遇无数不可测的诽谤和二次创伤。

[日] 伊藤诗织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雅众文化，2019-4

伊藤诗织的自我解剖，为这个全球性议题加入了新的声部。

《纽约时报》发文称，“她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

2018 年 6 月，BBC 报道其事件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上映，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她是日本第一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同时以一己之力，为所有被侵犯的女性或男性关于 #MeToo 的情境和事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个案。

1.

“在日本，女性公开承认遭受性侵不可想象，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和大多数（70%～80%）性侵受害者一样，伊藤诗织的遭遇，是典型的熟人作案。

事情发生在 2015 年 4 月 3 日，时任路透社实习记者的伊藤诗织忙完采访后匆匆赴约，原本要和业内的前辈、东京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商议赴美工作签证一事，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后者对此事只字未提，而是不停地炫耀自己的职场履历，在一家高级寿司店喝过几杯酒后，她就“人事不知”了。

再次醒来，她的身体和内心已被打上了双重的血色烙印。那天，她觉得自己“被杀死了一次”。

我曾体验过一个毁坏性的瞬间。

一位关系亲密的友人告诉我：“你再也不会如往日那样笑了。”闻言，我震惊、错愕。一直相信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事实是，我不再是昔日那只饱饱装满了空气的气球。爆过一次，再用胶带糊好、加固之后，气球不再如往昔那样弹跳轻盈。

伊藤诗织是极少数把性侵诉诸于法庭的成员之一。

但是她对如何保护证据、该向谁求助一无所知。日本内阁府曾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被完全不认识的人暴力胁迫发生的性行为只有 11.1%，事后向警方寻求帮助的受害人仅占整体比例的 4.3%。

日本的警员总数大约 259,500 名，女性警员仅占 8%，也就是说，报案时，绝大多数女性受害者得在男性警员面前用人偶耻辱地模拟案发过程。

直到 2017 年 9 月，两年多的时间，伊藤诗织不得不一次次地在警方的调查、媒体的采访中，重述伤痕。加上两次刑事起诉的失败和社交平台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身攻击，令她备受打击。

更让人惋惜的是，在日本，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她。

一位曾任职《读卖日报》犯罪专栏作家的外籍记者表示，在性与色情文化氛围宽松的日本，任何性服务都能购买得到；约会中被强奸或性侵，这样的话题连脱口秀都不会用来做素材。性被等同于一件廉价商品。

此外，日本强奸罪的起刑点比盗窃罪还要低；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量，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查，英国为 510 起/百万人，日本每百万人仅有 10 起，足足差了 50 倍。

在这个性别歧视和厌女情绪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甚至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不是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作者: [日] 上野千鹤子

副标题: 日本的女性嫌恶

上海三联书店，2015-1

在《厌女》一书中，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日本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的领袖人物上野千鹤子，对日本社会厌女症候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为理解不同文化中的“女性嫌恶”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

2.

“组织会包庇手握权力的作案人，于是事实就被扭曲。”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起性侵的恶果所波及的，都不会只是受害者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都极有可能被它的阴影所吞噬。

而每一起性侵，其更大的反射面是它背后、存在于心理、文化或社会层面的玻璃天花板。

当林奕含（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在自己的婚礼上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她控诉的是人们对于他人痛苦的“缺乏共情”；

作者: 林奕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1

当有人因阿廖沙和弦子的事件愤而发声：“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他们的所指是一套关于“沉默”的行为模式和话语；

还有更多地方，关于性侵的事实板块在下沉……

伊藤诗织的书写避开或者说无视了这些阻碍物，她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具体的人和对象。

书中，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现场无法再还原，但是它拖行出了一道无法抹除的轨迹。

时间回到 2015 年 6 月 8 日，这一天，负责调查伊藤诗织案件的警方本已有了充实的证据、手握逮捕令正准备在成田国际机场逮捕山口敬之，但行动在实施前一刻被警视厅的高层叫停了。

随后，山口敬之是现任日本总理安倍晋三传记作者的身份被披露，案件调查期间，他从东京电视台辞职后成了一个时事评论家，频繁亮相于各种电视节目。

无可否认，“首相的朋友”这个头衔，构成了山口敬之不被逮捕的唯一解释。他声称，伊藤诗织编造了缺失的记忆：

但事实上，去往宾馆的途中，伊藤诗织数次要求出租车司机“请在车站放我下车”。到了宾馆，她已意识全无。

2016 年 8 月，案件移交给新的警署一年后，检察官决定由于证据不足，不起诉嫌疑人。

其后，为了向检查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办理证据开示手续、收集情报，独自展开调查，伊藤诗织花费了十个月。第二次审判，检方仍决定不起诉。

两年间，伊藤诗织从一个“黑箱”里逃出，但所有的努力都直指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不可见的、更为巨大的“黑箱”。

权力扭曲了媒体报道中事实的弧度，伊藤诗织选择“生活在真实之中”，她以《黑箱：日本之耻》拒绝真相被改写。

3.

她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伊藤诗织形容自己最沉痛的心理感受时说：“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

而可悲的事实是，对被性侵者来说，如果他们不讲述，强奸的事实就不存在。

日本 100 多年前（1907 年）制定、运转至今的强奸法律甚至都不认同“强奸”这个概念。对于什么是强奸，日本有另一种定义。

当事情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强奸几乎不可能被认定，特别是在醉酒的情形中，事件更不会被认真对待。

根据日本的立法，证实强奸需要出示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证据，法官希望看到你反抗过或拼命想把对方推开的实景。相反地，如果他们没有看到被侵犯者的哭喊求助，就默认性关系是双方自愿的。

而研究表明，70% 的强奸受害人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身体会陷入一种“假死”状态，无法动弹，也无法表示拒绝。

然而，日本的法律对强奸罪进行审判时，质询的不是受害人心中是否有拒绝之意，而是“这种拒绝之意有没有明确传达给嫌疑人”。

2017 年 5 月 29 日，深刻感受到司法的壁垒和新闻媒体的不作为后，伊藤诗织决定召开记者会。

她没顾及到充满了恶意的大众冷漠和舆论暴力。

有人妄自揣测“她总是为了上位到处和人睡觉”，有人搜出她家人的照片，说“诗织爸爸的眼睛真可怕”，或是“这真的让人生疑，我们从未听说过性犯罪的受害人，会愿意在电视机前抛头露面，日本人不会在公众面前谈论这件事”。

其中，最不可思议且让人气绝的言论来自日本自由民主党的一位女性政府议员杉田美绪，这位议员声称，在本案中，伊藤诗织作为一名女性有很明显的问题。

当 BBC 的记者问她：你是否经历过任何歧视或者骚扰？

该议员回答：

经历过，只要你在社会上就会经常经历。这是无法逃避的，但现实就是如此。怀疑裁决的公正性是对日本司法体系的侮辱，日本的警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所以对于此事，我认为男性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一方。

2017 年 9 月，伊藤诗织的民事上诉请求得到了一个由 11 名公众组成的审查小组的评估，结果是他们不会重新调查，也就是说，山口敬之强奸罪的审判再也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则比黑暗更黑暗的故事，我赌的是有谁相信我。”

尽管现在，很多日本女性私下里对伊藤诗织伸出了援手，但在日本，从小被教导要“耐心”“坚强”的话语，通常仍被积极地解释为显示了日本人的坚韧、隐忍。

家长们认为那是一件好事，但它也是导致人们羞于讨论和表达性侵话题的原因。

伊藤诗织的案子迟到地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安倍政府被迫在议会上承诺，未来将在日本所有地区，建立至少一家强奸应急中心。

2017 年，支持性犯罪受害者的全国性基金会“破天荒地”成立了。

时隔 110 年后，日本议会首次改革了强奸法，法定最低刑从三年增到了五年，男性首度被允许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

虽然，伊藤诗织败诉了，但她的发声远胜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