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家庭的不肖子孙，献给逝去的母亲和其它的亲人

                                 ——晨普

张烈炯（照片左侧）

（续接前文）

一天时过中午的时候，我们抵达了洪洞县。我们的同学中多是平、津、河北人，他们不但知道这是“苏三起解”的地方，有的还说他们的祖先就是洪洞县人。洪洞县的县城似乎只有两道大门。我们从北头的城门进去，看到有一条石板铺筑的街道。街道很窄，商店里面多饭铺。饭铺里清一色地出售刀削面，有汤的，有炒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三样佐料瓶罐：醋瓶、盐罐、油辣角罐。

我们吃面的时候，掌柜一边削面，一边称赞我们里头刚过去的学生：“那真好！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有男有女，他们住下后，帮助打扫街道、挑水。”经过我们了解，原来之前有一批华北大学毕业的学生路过，从北平分到西北地区来。当晚行李车未到，我们只好和衣躺在一所大庙里过夜。

第二天出发时，我们从南边的一道城门走出，队伍里响起了“苏三离了洪洞县”的京剧唱声。当晚即到达临汾，我们从东门进去，在鼓楼附近的一个大院的院坝里住了下来。旧地重游，又是重大战役的发生地，我不禁感慨万分。我的母校就在这附近。

我坚持着，独自步行到鼓楼的南侧，遥望学校铁佛寺的高塔，依然耸立无恙。我本想挣扎着走去看看，无奈两只脚板痛肿难忍，只好作罢。在这里，我们赶上了从华北大学毕业、要去西北的同学。他们不是军人，一个个身着灰蓝布制服。相遇之下，我们都颇有他乡遇故知的快乐。

从临汾开始，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出发前的重感冒，本来就没有痊愈，再加上旅途的劳累和露天过夜的寒气，使我不仅浑身变得有气无力，而且又增加了痢疾。在行军的路上，有时一天可以拉上十来道，肛门被擦得格外痛。到后来，小便时尿道又疼痛难忍。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坚持着跟上队伍。有一位同学张翼是长春人，尽量地走在后面照顾着我。我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阵痛疼。经过几天的跋涉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晋南的第二大城镇--运城。

运城确有都市的特点：宽敞的马路，装着玻璃的商店门窗，发出亮光的电灯。在这里，我想到几年前的运城战役，想到抗战初期伯父逃到这里。第二天，我们就告别了运城，从辽阔的盐池穿过，很快就走进了解县城。人们都知道这里是关云长的老家。我们穿城而过，经过关帝庙的时候，都停下来瞻仰了一番。雄劲的题字，魁伟的塑像，青龙偃月刀，所有的这一切勾起了我对幼年时读《三国演义》的回忆。

我拖着疲惫无力的病体，挣扎着跟随同学们到了虞乡县城。因为找不到住宿处，我们只好出钱住在旅馆。低矮窄小的房间，既脏又旧的铺盖，再加上昏暗的油灯，使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个穷苦的地方。我们班的蒙族同学韩振夫从街上走了回来，声称：“这是我们走过的一个最穷的县”。

这时候，我的身体再也无法坚持了。薛科长派人从街上请来一位医生。那位医生手提灯笼，穿一身旧蓝布衣服，询问我的病情后，第一个结论是“肠胃炎”。接着，他要求要看我的尿道，我迟疑着不大愿意。我班的一位天津同学崔汉然是一位已婚的同志，在旁边说：“老张，掏出来。”医生看过后，说是“尿道炎”。我被接连的两个“炎”吓坏了。韩大夫的医疗知识很丰富，满有把握地说：“西医把发烧、肿痛都叫做炎，西药中的奎宁是治痢疾的特效药。”在当晚服药后，我清清静静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带队的薛科长请人雇了两架板车，让我和另外三位病号坐着板车走。他还指定副区队长刘春江，跟随板车照顾我们。我们刚走上南下的公路，拉板车的这两位就遇到了拉粮的同行。一位拉粮的年青人看见车上躺坐的都是年纪轻轻的解放军，便向我们投来轻蔑的眼光。只听见拉粮的年青人边拉车，边拉着闲话，向我们这边说：“不好拉，可以让他们往前坐。人是活的嘛！”我听了后，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走了不多一段路，就发现在公路边上停着一队军用汽车。一式的大道奇，一式的车头朝南，车上装载着的都是北平缝制的深绿色、斜纹布的棉军装。最后一辆车上的棉衣装得不多，顶上还坐着四、五个人。我们坐的板车也停在路边休息。

我看见坐在车顶上的一位穿灰土布制服的中年人，掏出香烟来，低下头去，若有顾虑地点燃香烟吸着。刚刚吸了几口，车下的年轻司机便喊着：“车上不许抽烟，都是棉衣。”中年人不听制止，但却拿出了搪瓷口杯，来接烟灰。

年轻的司机沿着停在公路边上的一溜汽车，向前走了一段，在最前面的一部汽车旁停下来，举手向一位年纪较大的军人敬礼：“报告连长，车上有人吸烟。”那位被称为连长的军人，立即随年轻司机走过来，招呼车顶上的同志说：“同志们，车上都不要抽烟，要听司机招呼嘛！”那位吸烟的同志这才不好意思地跳下车来，站在路边去过瘾。

就在这个当儿，一个念头突然涌向我的脑际：如果我们五人能够搭便车，今天就可以赶到风陵渡了。我把这个想法向刘春江讲了。他认为有点不可能，其他几位同行病号也不以为然，说“怕没有那样的好事吧！”不过，他们也不反对我去试试看。

我走到坐人的那部车跟前，向车上的人打招呼道：“同志们，我们有几个病号，能不能搭个便车到风陵渡？”车上的人有的不屑一顾，有的感到厌烦。只有一位女干部模样的人看了我一眼后说：“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从北平来的，到西安去。”她表示很同情我们，便向我说：“可以坐，你去前面找连长说！”

我找着刚才那位连长，举手敬礼后，便说道：“连长，我们是从北平到西安的，有几个病号掉队了，想搭你们的便车到风陵渡。”连长很有礼貌地还了礼，在听我说完后，略微考虑了一下，问说：“你们有几位？”“共五个人。”“可以吧！不过车上不能吸烟。”“放心吧，连长！我们是学军械的，全都把烟戒掉了。”

连长领着我，走到那辆坐人的车跟前。我招手把其他四人喊了过来。连长向年轻的司机说：“这几位同志是病号，让他们坐到风陵渡，他们都不吸烟。”在车上，我们得知这车上的人都是从北平回延安。那位女干部很热情，不断地向我们问长问短。

就这样，本来需要几天的路程，结果我们当天下午就到了运城的风陵渡。

（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张烈炯，1930年3月生，曾用名张晨普，山西五台东冶镇五级村人。1948年10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3月考入华北军政大学，参加过解放大西北、向大西南进军。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理论专业，后任中学高级教师，四川资中石油机械厂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