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人 | 李才栋:关于书院讲会的几个问题

关于书院讲会的几个问题 李才栋      关于与书院讲会有关的问题,前几年,我曾对学术界的朋友有过两

关于书院讲会的几个问题

李才栋

   关于与书院讲会有关的问题,前几年,我曾对学术界的朋友有过两次答问。[1]《教育大辞典》与《中国书院辞典》亦有相当明确的表述。这些问题本来是解释得比较清楚的。然而现在看来还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我觉得似乎有必要再说一些看法。

一、关于讲会、会讲,以及书院讲学的含义问题

最近有人发表文章。讲到“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并因此形成了‘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时,说“讲会制度始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由于这次会讲……以后其它学派”如陈傅良“也来岳麓”。“以岳麓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够兼收他派之长,是与书院的讲会活动分不开的”。“淳熙八年(1181)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论语》……朱熹对陆九渊的这一次讲学赞赏不已”。[2]

首先从历史事实看,朱张乾道三年在岳麓相聚,只是一次临时性的学术聚会,似并未形成一个学术团体。这次会讲亦并非一个什么团体的会讲活动。虽然这次会讲对于朱张理学的发展颇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某个社会团体或者书院的讲会活动。

其次,陈傅良、陆九渊受邀请赴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升堂讲说,尽管影响很大,记载颇详。但这都是学者讲学,并不是会讲,更不是书院讲会的活动。

当然讲会一般都有会讲。会讲时一般会有学者讲论。然而三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名人升堂讲说不一定在会讲之时,学者会讲不一定都属于某一讲会。切不可将三者的含义混同起来,讲会是讲学团体,学术组织,会讲可能是讲会的一种活动,也可能是与讲会无关的会同讲学,互相切磋。而讲学则有更广阔的含盖面。陈傅良和陆九渊被邀请升堂讲说于书院既非会讲,亦未隶属于哪个讲会,不过是书院主持者顺便或特意请名人演讲而已。这种情况古往今来在很多书院或学校中都是有的。

二、关于书院中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讲会与社会性讲会问题

讲会作为社会性学术团体,它与聚徒式书院中作为许多种教学组织形式中的一种组织形式,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其共同点那就是说它们都是团体,区别性在于一种是社会团体,一种是教学组织形式,是将师生或单纯由学生组成社团,作为用来提高教学的一种手段。

我国历史上早有结社与联社的传统,大概早于书院就出现了。就白鹿洞而言,李渤隐居时就有结社的事。他写的《游西林寺》诗中就说到:“如今再结林中社,羡当年会里人”。而书院的讲会,直到淳熙间朱熹的一首诗名中才出现。这首诗的名称是《白鹿洞讲会次卜韵》。朱熹诗题中的白鹿讲会是依托书院的社会性的讲学团体,还仅仅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一种教学手段,没有更为明确的记载。

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在康郡庐阜的朱熹弟子们确实有过社会性的讲会。据黄勉斋记载说:先生(朱熹)“以孔孟周程之学诲后进,海内之士从之者郡有人焉。先生殁,学徒解散,靳守旧闻,漫无讲习,微言不绝于线。独康庐(南康军,庐山)间有李敬子燔,余国秀宋杰,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帅其徒数十人,惟先生书是读,季一集,迭主之。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复问难,相告以善,有过规正之。岁月浸久不少怠”。[3]黄当时 “曾心忻然慕之,愿卜居五老(庐山五老峰)、三峡(白鹿洞门前小山峡)间而未能也”。黄于嘉定丙子(1216)自汉阳道不定期其里,此时集中来会者十七八人,皆佳士也。黄又称赞说:“可其盛者”。这个讲会亦称作“季集”。其开展的会讲活动似亦在白鹿洞书院进行过。嘉定十一年(1218)南康知军陈宓的《流芳桥题志》说到:“新安朱侯在(朱熹之季子)建桥白鹿洞之东南辄,面直五老,溪流甘洁,未之名。同游江西(江南西路)张琚、罗思、姚鹿卿,闽(福建路)张绍燕、潘炳,郡(江南东路南康军)人李燔,胡泳、缪唯一会讲洞学毕,相与歌文公(朱熹)之赋,得名‘流芳’。既揭楣间,因纪岸左”。[4]这似可用证。如果说这个讲会在康郡庐阜之间,时而会集于主者之家,时而会讲于白鹿洞书院,这个讲会就不单纯是白鹿洞书院的一种教育方式,而是一个社会性的团体。

我在一些文章中讲到聚徒式书院教学组织形式时将组织讲会、诗会、文会作为其中的一种形式加以表述,将它作为“师生学友群居,互相切磋”的一种重要方式。我想这样表述是可以将它与作为社会性团体(书院之外或包含书院师生,并超越书院师生)加以区别的。

三、关于明代王门的讲会与讲会式书院

明代中叶之后,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后学创书院,联讲会,影响极大,又将讲会与书院结合,建立了一批讲会式的书院。

据钱德洪记载,先是王守仁于嘉靖四年(1525)古历九月归余姚,“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为期”。王守仁复书壁以勉励诸生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规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亦染日染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5]这段话说透了王门讲会要旨和主要规则。其时会讲于中天阁的有门人钱洪德、夏淳、孙升、吴仁、管州、孙应奎、范引年、柴凤、杨珂、周于德、钱大经、应扬、谷钟秀、王正心、王正思、俞大本、钱德、周仲知、徐珊等。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出征,吴仁等许多同志坚持讲会之会期不辍。王守仁在两广凡遗书钱德洪、王畿,必念及龙山之会。他说:“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遍寄声,益相勉之”。至嘉靖十七年巡按御史傅凤翔建阳明祠于寺,祠后变为尼庵。直至许多年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重建为龙山书院。延师课士,成为一所聚徒式书院,这是王门第一个讲会的大概经历。

王门影响最大的讲会当数安福的惜阴会。安福古称安成,为江西吉安府属县。先是刘邦采于嘉靖五年从余姚王守仁门下归里,与刘晓、刘文敏、刘阳、刘肇衮、伊一仁等联“惜阴会”。安福惜阴会之宗旨据刘阳称:“天启斯文,生我阳明夫子大明圣学,吾邑士从游者殆数十人。四乡豪杰駸駸兴起,盖有未及门而所立卓然者,诚一时之盛也。晓之事夫子也,最早。愧无以为诸君子倡,因念生也异方,不能时往受教而在乡也。乃与诸同志立为惜阴会,期以各双月望日轮,有志者若干人主供应,择地之雅胜居焉,互相切磋,务殚厥心,尽五日散。与会者非有大故,不得辄免”。[6]王守仁闻讯后特作《惜阴说》遗之,以作指导和勉励.王说:“同志之在安成者,间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其志笃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阴时乎!离群而索居,志不能无少懈,故五日之会,所以相稽切耳。……”次年王守仁过庐陵。又寄安福诸门人学友书说:“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士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勘斯道大明这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7]

嘉靖十三年邹守益执政归里,亦参予惜阴会。十五年邹守益复与知县程文德共建复古书院作为安福县城惜阴讲会之会所。安福之惜阴会除全县一会外,复有四乡之会。先亦“由有志者若干人主供应,择地之雅胜居焉”,以后陆续建书院为会所。北乡则有连山书院,东山则有道东书院、县西则有识仁书院与复礼书院(复礼书院所在地今属莲花县管辖)。

安福王门弟子先在本县建惜阴会,包括四乡会,以至家有家会,乡有乡会。据邹守益称:“自今以往,共决除旧布新之策,人置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凡乡会之日……”[8]即是例证。嘉靖十二年安福刘邦采等复联络万安、庐陵、泰和、龙泉(遂川)、永新、永丰、永宁(宁冈)、吉水共九邑同道大会于庐陵青原山。而后在“当道”与“同志”的努力之下建青原会馆。该馆有传心堂、先贤祠、书楼、九邑馆舍。会有会规、会约、会期,有会田、会仓。先由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大儒主盟,后由刘邦采、王时槐等相继主持。除主盟的大儒外,还有掌管会务的经理人员。当春秋两季为大会时,大江南北、各地学者携学徒有不远千里而至者。青原山亦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之一。

此外各地亦有各种名称的讲会如:天真会、龙游会、水南会、兰西会、水西会、九华会、文湖会、洪都会、寿岩会、青田会、虎溪会、云兴会、依仁会、西原会、明经会、嘉义会、新泉会、明新会、同善会、光岳会、君山会、九龙会、复初会、开元会、正学会、翠云会、永兴会、虔台会……等。还有作为会所的书院、舍馆,如:洪都会馆、天真精舍、庆寿山房、衡麓精舍、濂溪书院、阳明书院、明经书院、心极书院、虎溪精舍、云兴书院、嘉义书院、新泉精舍、西原会馆、明新书院、依仁书院、南樵精舍、心斋讲堂、中南书院、崇正书院、复孔堂、求仁会馆、泮东会馆、天香会馆、近圣会馆、……等。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中间有的先是建立社会性的讲会,而后建书院精舍为会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管由聚徒式书院中的讲会发展而成社会性的讲会,还是本来就是社会性的讲会,两者既以书院为会馆,而且以书院讲学精神为宗旨。这种书院则为讲会式的书院。[9]当然这种讲会式的书院不仅王门有,陈献章、湛若水及其门人后学亦有,而朱门亦有。明代影响最大的讲会式书院——东林书院其学术宗旨即倾向于朱学。

(本文转自书院千年公众号,原文刊于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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