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莫言，同一件事，张艺谋选择了委曲求全，莫言选择了说话

小说《蛙》有三条路给读者走，好像是角色扮演游戏，一条是姑姑万心之路，一条是万小跑之路，一条是蝌蚪之路。万小跑评论姑姑，蝌蚪既评论姑姑又评论万小跑。我不认同这种模式是套娃，一个套一个；我觉得这三条路是并立的，而且也不是你只能选一个，实际上每个读者都把三条路走完了。

这个故事也有三个结局，姑姑晚年和姑父一起捏泥娃娃赎罪，万小跑生了小儿子很开心，蝌蚪则陷入罪感的纠缠之中。姑姑捏泥娃娃，是一种表层的赎罪，一个泥娃娃代表一个夭折的孩子，她做一个娃娃，就是把那个本来应该出世的娃娃重新带回到这个世界上：“姑奶奶毁掉的两千八百个孩子里，就缺你了，你来了，就齐了。”这是以一偿一的补偿。

而万小跑，是一个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流产手术中死去的产妇的亲属；小狮子，是一个在计划生育政策下为别人做过多次流产手术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的医护人员。这两个人在年过半百时怀上了孩子，可以说是互相的补偿。同时，在万小跑看来，也是对过世的王仁美和在世的女儿的补偿，他把一个因他迟到的家庭成员带来了。这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互相补偿。

然而以一偿一的补偿，终究是虚幻的，死去的孩子没法再活过来。泥娃娃纵有通天神力，也没法代表那些死去的孩子。而万小跑和小狮子这样的自我安慰，却让其他无辜的人付出了代价，让一个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的毁容女子发了疯。正是意识到这些，蝌蚪才痛彻地感受到，这种罪，也许永远无法赎还干净：要么做虚空的幻想，要么拉着别人一起付出代价。

政策总有它一时的道理，而罪感却是人心自发的。每一项政策都有从上往下一个个的活人去执行，那些人自己心里如何去想的呢？在当时，姑姑们只是把自己看做国家机器，看做执行一项维护人民利益的人，姑姑不考虑自己，姑姑忘我地投入到这项工作里，为人民服务。然而一切成为历史之后，在姑姑自己的人生里，这些工作却成了无法抹消的罪感，萦绕在她的内心。作为加害者，她觉得自己有罪。而她在某些方面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而在万小跑眼里，他没有姑姑那样果决勇敢，也不如姑姑那样忠心不二，他在王仁美生子这件事上左右徘徊，既留恋军队的好待遇好前途，又盼望生个儿子继承子嗣。政策让他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单项选择，他选择了听从国家。当时他对此认知并不清楚，只觉得自己对不起岳父岳母，然而时间一过，也累积了深深的罪感。作为受害者，他也觉得自己有罪。在王仁美这件事里，万小跑发觉自己又何尝不是加害者？

而在蝌蚪这里，罪感更是一个无解的答案了。姑姑和万小跑赎罪的举动实际上都是烟花泡影。对历史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蝌蚪，对此无能为力。历史对人民犯罪，其实还原到具体，是人民对人民犯罪。加害的主体是人民，受害的主体也是人民，深受罪感折磨的还是人民。这人民是同一个人。每个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而那些有良知的人，成为了负着罪感的人。

莫言作为一个承担着良知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也为此写出了他自己承担的代价。这就是莫言式反思在《蛙》中关照的对象：个体的人，如何面对历史波涛席卷后的残骸？是逃避和遗忘，还是诚实地面对人内心的苦楚与罪感？莫言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