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诗词》:梁羽生,写武侠只是浪费时间,我本是象棋高手

《民国诗词》:梁羽生,写武侠只是浪费时间,我本是象棋高手

《民国诗词》:梁羽生,写武侠只是浪费时间,我本是象棋高手

梁羽生以武侠小说显名,导致他的其余文章一直不大受读者注意,这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一九八〇年三月,他给新加坡《星洲日报》开“笔剑书”专栏,劈头便道:“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了;但对写武侠小说,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只盼能够在写满三十周年的时候,顺利退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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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浪费”、“疲倦”和“顺利退休”等等措辞,不难感知他创作后期的消极态度。尤其《武当一剑》完结以后,他虽然宣称要仔仔细细订正旧作,实则只有《七剑下天山》等有限几部早期作品得到了充分重视,晚近诸作如《广陵剑》、《武林天骄》、《武当一剑》等甚至不惜一删了事。随之俱来的,却是他以巨大热情扑向《大公报》之“联趣”专栏和更早开设的《香港商报》之“有文笔录”专栏,前者三年,后者十一年,而且两者皆日复一日,罕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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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精力本就有限,又何况花甲之年的梁羽生。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晚年对待武侠小说和杂文散文,绝非“顾此失彼”可以形容,而近乎“丢卒保车”矣。任何读者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察觉梁羽生接受采访时从不会主动谈到《狂侠·天骄·魔女》以后的武侠创作,只有《游剑江湖》和《广陵剑》偶尔被提上一句两句。要言之,梁羽生对其后期的武侠创作,从主观态度上就是很轻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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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梁羽生对杂文散文的兴趣绝不是老而弥笃,而是一以贯之,从未有半分消减。众所周知,梁羽生学识渊博,经济学、文学、史学和心理学都可以信手拈来,兼且欣赏艺术,举凡电影、戏曲、音乐、舞蹈;无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如此复杂的知识结构,自然绝不是“武侠小说”就足以装得下的。事实上,梁羽生的确留下数量相当庞大的杂文散文,论字数当有武侠小说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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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揽梁羽生的杂文散文,不难归纳出一些共同特点:居高俯瞰、议论横生、情感真挚、旁征博引,具有错综变化之美和自然直率之美。这跟他的博学通识和出众记忆力是分不开的。譬如他一九六四年受邀演讲“十五年来中国象棋之发展”,不但以古体诗词来概括棋手风格,把日新月异的棋坛浓缩成一首七言长诗;更随手摆出历史上的精彩对局,用现场大棋盘演示种种变化。他甚至曾在北京表演盲棋,且自信能同时跟八人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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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把诗词功夫挪用到棋评之中,把文史知识挪用到联话之中,固可说别创一格,却只是“博学通识”的表现之一。更大的表现,是他凭借渊博的知识体系,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时代。譬如“有文笔录”谈到郁达夫的旧体诗,有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荷属印尼的大部分领土亦继新马陷入日军之手,郁达夫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开设酒厂,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和当地女子何丽有结婚。郁达夫在洞房之夜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对这位新婚夫人虽然没有爱情,但却有感情。令得后人读这几首诗的时候,都感觉得到那种笑中带泪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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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之谈论民国诗词,所看重的是艺术性而不是思想性,所强调的是阅读趣味和新奇见解,而不是由此衍生的时代意义或历史价值。譬如他谈廖凤舒的粤语咏史诗,有云:“写秦二世之为‘败家仔’,刻画传神,‘未必乖哥唔识鹿’,尤为警句。意谓秦二世虽为‘蠢仔’,亦未至于连马与鹿都分不清。赵高指鹿为马之能得逞,是因二世为势所逼,不能不做他的傀儡也。故亡秦之责,赵高大于二世。”凡此种种,皆足以表明这部作品的视野、才学和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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