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仕途通畅，尤其是在晚年时慈禧太后将他调任军机大臣，希望他能全心全意地辅佐摄政王载沣。但上任后，就因不满意载沣在军政方面尽用一些亲贵人物的做法，且在湖广铁路建设借款问题上遭到后辈人物唐绍仪的刁难，导致了一生仕途得意的张之洞气得呕血而死，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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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张之洞调入军机处，慈禧太后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的，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于是才将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1908年10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载沣却马上变脸，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

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最显赫的汉族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宗室所忌恨。于是，载沣等人密谋杀袁，给袁世凯定的罪名是“揽权跋扈，植党营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凯“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病。当年6月，张之洞病重，8月上奏开去各项差事。

张之洞阻止载沣杀袁这件事，当时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的。有人就问张之洞：“袁项城乃英雄之辈，朝廷既然不能用他，杀掉本是对的。如今让他回乡养病，难道朝廷就不担心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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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回答说：“明朝崇祯皇帝勤政爱民，本是一代明君，只因为对待群臣过于严厉，轻易诛杀大臣，终于导致亡国。现在摄政王仁厚英明，理应导以宽大之怀，培养祥和之气，增强国脉，倘若他摄政之初就诛杀先朝倚重的大臣，我担心他杀顺了手，会重蹈明朝末年的覆辙。”

摄政王载沣虽然与张之洞政见不合，但张之洞病重的时候，他还是亲临床榻看望。赞赏他“公忠体国，有名望”，并叮嘱他“好好保养”。张之洞毕竟是三朝老臣，临死之时还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载沣却洋洋得意地说：“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载沣之前。

1909年10月初，张之洞已经病入膏肓，但头脑依然清醒，意识也很清楚。眼看时日无多，张之洞最后还是挣扎着写下了一份遗折，也算是最后为朝廷尽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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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折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向朝廷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数日来“肝胃痛楚益剧，饮食愈形减少，呕吐泄泻，诸病杂呈”。然后又请求朝廷把他身上的诸多要职一概免去，让他“暂释重负”。在奏折中张之洞表示：

“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恋。”又说：“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方恣，奔竞贿赂，相习成风。尤愿我皇上登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

在这份遗折中，张之洞说出了他在为臣做人上问心无愧，又道出了他对官场风气的深切担忧。就张之洞本为官来说，人有公论，如做不到无心无愧，相信张之洞也不会在遗折中如此陈言。事实上，张之洞在贪污受贿、聚敛钱财、一派乌烟瘴气的晚清官场，确实做到了洁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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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给朝廷上了遗折外，张之洞也给几个儿子留下了遗言。据《张文襄年谱》记载，当时张之洞将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告诫他们“勿忘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辩，勿争财产，勿入下流”。他怕儿子们不上进，还要他们把自己说的话复述一遍。眼看父亲边喘息便叮嘱遗言，几个儿子不由得一边哽咽，一边答应遵命行事。

当时张之洞幕府重要成员之一张曾畴也在现场，并作了记录，他对当时的情景叙述更详：张之洞对站在床前的几个儿子说：

“我病知不能好矣。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此多之心术也。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平生不树党，不植产，自幼不争财产。指公子辈云，汝等须记得此谕：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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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张之洞生命最后一天的遗言终于画上句号。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的著名人物于1909年10月4日，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溘然而逝。10月6日，清廷谥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寺，极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