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咱能不能别再吃荞麦面条了？”
杨植淳端着碗，又努力咽下了一溜红面汤中的荞麦面，这已经是他这周连续吃的第七顿荞麦面了。即使他努力想把这碗面咽下去，但那又粗又硬的口感总是会提醒他，他再也吃不下去了。
2015年，他和几位年轻的纪录片人兵分三路，在黄河沿岸的几个村子里住了两年，跟拍了几位民间艺人的生活。他们给这部片子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大河唱》，意为一条大河在唱歌。
图片来源：《大河唱》微信公众号
没想到，这也成了他们自己的“变形记”。嚼着当地最家常的荞麦面，睡着村里烧炉火的土炕，一周跑县里洗一次澡……两年下来，杨植淳从一个“倍儿有面”的北京小伙，变成了村里勤快的西北小哥。
他们热衷于蹲在乡村，把摄像机埋进土里。
（一）
《大河唱》的主角之一，是著名民族摇滚音乐人苏阳。2006年，他用一首《贤良》把西北民间音乐“花儿”用当代的流行音乐元素唱了出来，创造了一门独特的民族音乐语言。
苏阳最擅长的，就是把民族音乐的"本质"提炼出来以后，“翻译”成流行音乐，用现代观众喜欢的模式歌唱。
2015年，《大圣归来》的出品方找到了苏阳。作为一部“全年龄向动画电影”，《大圣归来》非常需要一个“翻译”，让观众知道，孙悟空这个超级英雄形象也是适合成人看的。
“我这个官儿大无边，下管地，上管天，天上地上我都管。” 苏阳和乐队用一首《官封弼马温》，不但把一个二次元的“孙悟空”唱进了音乐节，还把孙悟空唱成了一个有反叛精神、有血有肉的当代少年，让《大圣归来》一下子“出了圈”。
苏阳
图片来源：《大河唱》微信公众号
除了唱歌，苏阳还喜欢画画。他喜欢画些西北的婆姨、听戏的票友，画得还挺不赖。
他从小长在黄河边，这些灵感就来源于他早年在西北认识的民间艺人。在他们当中，有唱花儿的，唱秦腔的，说书的，唱皮影戏的。只要在西北有演出，他就会拎着牛奶和酒，找他们一起唱唱民歌，喝喝小酒。
为了让这些民间艺术跟着他一起走向当代，他索性成立了一个叫“黄河今流”的艺术计划，让舞台更开放立体。
做着做着，他突然冒出个想法，把这个过程拍成纪录片会不会很有意义？他找到了《大圣归来》里一起合作过的老伙伴——天空之城影业创始人路伟，马灯电影总制片人包晓更，还有一直从事原创纪录片的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文化是在这儿发源的，我们的宇宙观、价值观，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全部是在这建立的。”包晓更觉得这个想法好极了，中国的孙悟空能做成IP，那么母亲河为什么不能呢？
图片来源：《大河唱》微信公众号
这时的杨植淳还在清华大学读研三。已经独立拍过几部小纪录片的他，正渴望体验一把进组的感觉。
雷建军是他研究生的导师。一次，雷建军在导师办公室里问他，现在有个关于黄河民间艺术的片子，你感不感兴趣。
“大项目”“民间音乐”“纪录片”，这几个关键词都挑拨着他脑海中兴奋的神经，杨植淳一口答应了下来。
随后，雷建军又找来了自己的学生：新锐纪录片导演柯永权，在拍摄《喜马拉雅天梯》中就有过合作的资深摄影师张华。就这样，一支年轻的制作团队诞生了。
五个被拍摄对象分成了三组，杨植淳负责拍皮影艺人魏宗富和回族花儿歌手马风山；资深影像人类学创作者和渊导演和摄影指导张华，负责拍民营秦腔剧团的团长张进来和陕北说书艺人刘世凯；柯永权则主要跟拍苏阳，并同时负责黄河沿岸的空镜组拍摄。
在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和团队做了三个月前期调研后，一群年轻人兴致勃勃地扛起摄像机等设备出发了。
这群几乎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还没意识到，他们身上的基因，正在一点一点被这条大河两岸的文化改变。
（二）
“北京-银川-洪德镇-老魏家”，火车转大巴再转中巴。十几个小时后，杨植淳和录音师小孙终于坐上了魏宗富的三蹦子，向他的家——甘肃省环县开去。
村子里都是大土路，开起来的三蹦子扬了他们一身土，这就算有点“乡土气息”了。
魏宗富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七户人家，杨植淳俩人被安排住进了魏宗富家的窑洞。
老魏家的窑洞在山脚下，屋里都是大土墙，录音师小孙的联通手机卡一进去就没了信号。为了发条微信，小孙爬了半个多小时的土山，到了山顶上才找着信号。
魏宗富家经常吃荞麦面，杨植淳他们也跟着吃。不过这荞麦并不是新鲜的。当地人有个习惯，他们会在窑洞里边放一个大蛇皮口袋，里面装着粮食，然后从旧的往新的吃，永远吃不到最新鲜的。他们还会切点土豆丁、豆腐丁放进面里，加一点辣的红汤，端在碗里吃。
吃到第七天，杨植淳就有点受不了了。为了调整一下状态，他专门大老远跑到县里，吃了一顿德克士。
当地还缺水。有一次，杨植淳跟着老魏去拍他演出，当地老乡招待他去洗手间洗手。他一进门就愣住了，老乡家里的洗手池是堵住的，池里蓄的水已经发黑了。老乡说，池子里的水直接就能洗手。后来他才知道，为了节约水，在这里洗手都是上一个人洗完的水，下一个人接着用的。
虽然生活上“麻烦”不断，但这却成了杨植淳快速融入当地生活的契机。为了能和当地人建立起信任，拍到最有趣的生活镜头，他和老乡们一起吃饭、干活、睡大通铺。
杨植淳在拍摄现场
图片来源：被采访者提供
生活舒不舒适，杨植淳越来越没时间考虑了，怎么能真正走进人物才是让他最犯愁的问题。
拍摄刚开始时，杨植淳能明显感觉到，老魏并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有一次，老魏身上的无线话筒没关，他和几个人在拍空镜头的时候，就听到老魏和他老婆说 “你说这帮人每回开着车来，得花多少钱？ ”
为了让老魏明白自己是干啥的，杨植淳专门找来了一部叫做《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录片。他告诉老魏，有一个导演叫焦波，他拍的这部纪录片就是像这样一年一年地拍。老魏看完片子，拉着杨植淳说，感觉你们搞的还挺有意思的。
让杨植淳和老魏真正成为朋友的，是一次上海之行。2017年6月，老魏被邀请去上海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杨植淳也跟了去，顺便成了老魏的导游。上海那边的人听不懂老魏的西北方言，杨植淳就给他当翻译。出去吃饭逛街什么的，也都是杨植淳带着。
“在上海我帮他，在村子里他帮我。”一段时间下来，两人竟有了同甘共苦的感觉。
杨植淳在拍摄现场
图片来源：被采访者提供
和老魏一家熟了以后，杨植淳终于敢对荞麦面提点意见了。有一次，他悄悄找来老魏媳妇说：“姨，以后别给我做荞麦面了，我这人吃不了这东西，但您做那白面饼我特爱吃。”
后来，杨植淳就每天都有饼吃了。他还会去镇里的超市买几根香肠，卷在白面饼里面，吃得津津有味。自那时起，老魏家媳妇嘴边就经常挂着“小杨喜欢吃我做的饼”。杨植淳总感觉老魏像他一个特别近的叔叔。有一次，快手知道了老魏的皮影戏，想让他去做直播。老魏根本没见过这些网络平台，还以为是骗子。
他想起了杨植淳，想找小杨打听打听真假。杨植淳好说歹说，把能想到的词都用上了，终于给老魏讲明白了啥叫直播。
（三）
和对媒介毫无感知的乡亲们不同，苏阳在柯永权的镜头下很有“分寸”。常年和媒体打交道的他，知道在镜头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几顿酒下来，柯永权与苏阳的关系很快就熟络起来了，可是苏阳与摄影机的关系却没有改善。这让柯永权犯了难。
为了让苏阳放松下来，他慢慢摸索出一套“欲纵故擒”的方法：在早期拍摄中，摄影机离苏阳很近，有时候几乎贴到了脸上；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苏阳已经慢慢习惯了眼前这个黑盒子，于是逐渐把摄影机往后放。
柯永权在拍摄现场
图片来源：被采访者提供
镜头拉远了以后，柯永权也有了一些意外收获。
一次，柯永权跟着苏阳去西海固地区做田野录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大家喝了点酒，回到县城的小旅馆里开始谈天说地。柯永权顺手就把摄影机架在角落。
聊着聊着，苏阳开始弹吉他消磨时间。他先是弹了今天在野外录制的西北儿歌《毛毛细雨里捂蚂蚱》，随后又弹起了一段柯永权并不熟悉的花儿旋律，同时嘴里开始轻声哼着什么。
这段婉转优美的旋律把柯永权给惊到了。他压住内心的激动，摁下了摄影机的录制键，盯着屏幕，不敢喘一口粗气。
这一晚，苏阳弹唱了好多首关于西北和故乡的曲子。柯永权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这个西北汉子身上那股原生的自在。
关了摄影机之后，柯永权念念不忘刚才听到的那段惊艳的旋律。他跟苏阳确认了歌词，记录在自己的手记里：
“袖筒里筒的是千里眼，远山照成了近山；阿哥是孔雀者虚空里旋，尕妹是才开的牡丹。”
这段由花儿《尕三妹令》改编而来的旋律，在最终的影片里被用到了一个重要的段落之中。柯永权坦陈，他是从那一天晚上起，才开始慢慢理解这种西北民歌的魅力，进而理解苏阳音乐中所携带的文化基因。
三个摄制组经常同时被撒到各地，跟拍各自的拍摄对象。在手机信号畅通的时候，他们会问问彼此的状况，交流近期拍摄的感受。
一天，杨植淳从环县的大山里给柯永权发来微信，说前几天夜里，坐在老魏的三轮摩托上，听着苏阳的《喊歌》上山。有感于这苍凉的大山和歌声，他竟然流泪了。
柯永权说巧了，之前在北京的时候，他在夜里听苏阳的另一首歌《急流》，也莫名其妙地开始抹眼泪。后来他自己分析，应该是这首歌准确地击中了他这种城市游民的乡愁。
2018年夏，柯永权跟随苏阳来到地球对面的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拍完了《大河唱》的最后一个镜头。
台下的观众们，长着不同的面孔，说着不同的语言，却齐声跟着台上的苏阳唱了起来：张大哥，李大嫂，放下你的担，哦……这让柯永权感到有点恍惚。
演出结束后苏阳被团团围住，似乎成了一位在哥伦比亚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一位观众通过翻译问苏阳，你的这些音乐元素非常不一样，它们来自于哪里，在中国还有人在唱吗？
扛着摄影机的柯永权心想，当然有。过去老魏、老刘他们唱岑彭、马武、秋胡、魏征，现在老苏在唱张大哥、李大嫂、王二姐、李大爷。
苏阳的音乐，既有西北民歌里独特的空旷感，又夹杂着一股浓重的泥土味道，撩动了《大河唱》年轻主创们的心弦。
（四）
“纪录片永远没有关机的一刻。”杨植淳一直记得摄影指导张华说的这句话。他相信，只有跟人物待的时间足够长，生活所带来的戏剧矛盾才能显现出来。
700天里，跨越了70万平方公里的几位年轻人，记录下了将近1400多个小时的人物素材。但最终，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素材能与观众见面。
为啥他们要拍这么久？在杨植淳提到的那部《乡村里的中国》中，我找到了答案。
据北京日报报道，著名摄影师焦波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时，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直接住进了沂蒙山老区里的杓峪村，成了第168号村民，拍了373天。在那，他们就把自己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养狗、养鸡、种菜、做饭。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在拍摄之前，曾经拍摄过《俺爹俺娘》的焦波自以为很了解农民。但在村里和团队亲自生活了373天后，他才发现自己以前的了解太片面了。“杜深忠（被拍摄对象）说的话比我的水平都高，他的话是根本编不出来的。”焦波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农民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对生活是有非常高的精神追求的。
最终，焦波对片子中农民说出的惊人之语一字未删，尽可能地还原了农村生活的多面性与流动性。片子公映后，不但斩获华表奖、白玉兰奖等多项大奖，还被业界誉为“21世纪农村生活标本”。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曾说，《乡村里的中国》是他最想推荐的纪录片。
“年轻人一定要区分开工作和拍作品。工作就要用工作的心态，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去养活自己。但对待你自己的作品，时间、精力、体力这些都是无偿的，因为你热爱。”张华说。
张华曾经尝试拍摄过很多剧情片，但兜兜转转下来，他发现只有拍纪录片才能让他热血沸腾。在真实生活的回合中，他用镜头拓宽了人生的宽度。
5月13日晚上，还在饭桌上和团队成员们吃饭的柯永权，突然被告知要去戛纳走红毯。他火速改签了四个小时后飞往戛纳的航班，匆匆离席。
5月14日下午（戛纳当地时间），柯永权和苏阳带着《大河唱》来到了戛纳。在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毯星旁边，柯永权和苏阳两个人穿着消瘦的黑色西服安静地走过。苏阳依旧留着那标志性的“3厘米寸头”，好像还刚刚剃过。
苏阳（左）和柯永权（右）在戛纳
图片来源：《大河唱》微信公众号
这一天，他们把黄河民间艺术带进了戛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