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家庭的不肖子孙，献给逝去的母亲和其它的亲人

                                  ——晨普

张烈炯

（续接前文）

1949年的八、九月间，西安地区连续下雨四十天。连绵的淫雨给当地居民带来很多不便，也给大西北进军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的工作安排，却正是被连续的下雨所促成的。原来军械部咸阳库房接收了三十车皮的军火，由于找不到存放地点而堆在火车站，但是连续的降雨使这批军火全都淋上了水。为了抢救并设法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部里组织一批力量到咸阳库房，去擦拭翻晒。于是，我们十几位同学便都分配在咸阳。

时间大约是在九月的中旬，我们一行人乘火车抵达咸阳。我们满以为到达了军械库房，却没有料想到所谓的军械库房，也不过就是分散地堆积弹药。一部分存放在咸阳城边西兰公路一侧的大庙里，一部分存放在咸阳北门外大路边的几间瓦房里。这里另外还有一所库房，是在陇海铁路北面的山上，据说弹药都存放在窑洞里。

军械部派柳鸿逵科长在这里领导翻晒擦拭的工作。他也没有地方住，只好在火车站的一家旅馆包一房间。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来自陕北的工人和西安一带参军的学生。我们的住宿无法解决，只好睡在大庙的炮弹箱上。后来，我们一再建议，说是违背军械条例，总算才在车站附近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地方。

这个住的地方的门面上，塑刻着“新华旅社”。里面有三排土坯的房子，一式的单间，一式的土炕。房子还可以住，只是院子的围墙已全部垮掉了。既然空房很多，我们每人便住了一间。住下后，发现室内的墙壁上写了不少下流淫秽的语言。后来打听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家妓院。

吃饭和上班劳动分在两个地方。这样，我们一天三趟要走三个点，住地——伙食团——库房，这三点形成一条生活劳动的链。我们上班最大量的劳动，是擦拭和保养一大批50迫击炮炮弹。每天上班后，各人先从大庙里把炮弹箱扛在露天的广场，然后敲开箱，用纱布或者河沙将生锈的弹圈擦亮，拂去槽中的沙垢，然后在弹圈和底火部位涂以凡士林，以防再次生锈。

同我们一起擦拭的既有领导，也有来自陕北和太行的老工人，还有西安参军的学生。在干活时，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谈个不休。西兰公路紧紧贴着我们劳动的场地穿过。西去的汽车绝大部分是装着军用物资的军车，东去的汽车却不时有坐满旅客的车辆通过。车顶上坐着男男女女，以至于人们都认为这是西逃兰州的富人重返家乡。所以，每逢有这种车通过，总是会从我们劳动的工地上发出不礼貌的吆喝声，后来这样的行为被领导制止了。

在午饭后到上班前，以及在晚饭后到就寝前的这段时间，我们通常是在住处。生活是比较枯燥的，就连一份当地的报纸也没有，而晚上又没有灯烛。同学们个人带的书被大家反复传阅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外一本是班台莱耶夫的《表》，很快就都被我看完了。

保尔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被我反复地背诵着。我从《表》中看到这样一个场面：比蒂加刚被收容时，见到室内摆着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像。这个细节描写使得我得知，原来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托洛茨基与列宁是齐名的。晚间无法看书，我们同学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天津人王安很爱同我接近，谈起话来有条不紊。相处熟悉了，他就绘声绘形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乡和自己的某些经历，使我大大增长了见识。

王安的家庭是天津有名的“血料王家”。所谓血料，就是把猪血初步加工后，出口卖给外商。他家的血料业是由被称为“王四奶奶”的他祖母一手经营的。究竟有多大规模，他也说不清，只是知道在解放前，他祖母请有常年法律顾问，而且是封建垄断性的。

天津曾有一户人家搞了少量的血料加工。王四奶奶知道后，坐着自包的人力车去，用拐杖把那家的坛坛罐罐砸了个稀巴烂不说，还要那家人夫妇俩伏地求饶，保证以后再不经营血料。临走时，她还愤愤地说：“你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有一次，几个强盗去抢她的商号。王四奶奶闻讯后，坐着自包人力车，手提二十响“快慢机”赶来，到巷子里，迎面遇见强盗们正抱着东西往外跑。狭路相逢，王四奶奶见状后用手枪一指，喝声“站住”。当强盗们看见王四奶奶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且用枪指着他们时，慌了手脚，只好伏地求饶。王四奶奶在严厉教训他们之后，竟然高抬贵手，放他们逃走不说，还加了一句：“王四奶奶不是那种不通人情的人。”被放走的强盗们从此感恩戴德，逢年过节还要给王四奶奶来送礼。

王安也不怕家丑外扬，说是他祖母中年守寡，经常把野男人安置在自己家里。儿孙们都感到可耻，便联合起来规劝。王四奶奶不仅不听，还把儿孙们都锁在堂屋不给饭吃。包括小王安自己在内的儿孙们都表示绝不屈服，宁愿绝食，也要斗争下去。只是由于他们软骨头的四叔求饶，这次家庭斗争才没有坚持下去。

王安讲到此事时说：“四叔真是软骨头！日本人占了天津后，他当了汉奸，去做伪公安局长。”王安还说，他的祖母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和气人。只要一出大门，在一条巷子里，逢人便问她：“王四奶奶好！”他还说，自己的母亲在解放前常受祖母虐待，动辄就被打骂罚跪，又无处求告。天津解放后，祖母仍然虐待他母亲。他母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去人民政府告状。人民政府出面维护了他母亲的人身权利。

王安也讲述了他自己的几件琐事。有一次，他惹怒了祖母，本来是睡在床上的，但是在祖母进屋前，他把枕头等杂物塞在打开的被窝里，像个睡着人的样子。祖母进屋后，举着拐杖，就朝床上打去，发觉不大对劲，掀开被子看时，却是一堆枕头等杂物。这引得他祖母骂了几句后，气也就消了。

他祖母不识字，但却关心时局，经常要王安坐在跟前给他读报。不过，在我看来，王安却不像富家子弟。他既没有那种公子哥儿的娇气，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带在身边，就连随身使用的金笔也不是什么名牌。他平时也只有在发下津贴时，才同我们一样，在火车站的出口处买一只卤猪蹄来啃啃。

咸阳城是不是就是当年秦始皇的都城咸阳的旧址，我们无法弄清。我们只是可以看得清城在渭水的北岸，城墙和城门完整无损，而且有一条护城小河环绕。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古人说的“城高水深”来。

晚饭后无事可做，我们经常进咸阳城去溜达，往往是从北门进去，从东门回来。城里没有电灯，晚间营业的店铺门口挂一盏油灯。有的店铺用纸糊一只长方形框框，上写商号名称，里面放一盏油灯。这样一来，纸框给油灯挡了风，油灯从里面把纸框照亮，显示出了醒目的字号名称。咸阳的街道都是狭窄而破旧的。也有两层、三层的楼房，却都是木料建筑。有两家戏院，都是唱秦腔，其中一家还有座位，一律免费欢迎解放军。

有一次，我同王安顺路走进东门附近的一家秦腔戏院，正赶上唱“汾河湾”。戏中薛仁贵把他的儿子误射死后，回到家里发现了一只男人鞋，就对久别的妻子柳金莲产生了怀疑，而柳金莲却故意作弄他。当薛仁贵弄清他用箭误射死的少年正是自己儿子时，又跪地求饶。我们在听到粗声粗气的“柳氏啊，柳氏”时，再也不愿意继续看下去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想着：“汾河湾”是多么有名的一出名剧，梅兰芳在美国就因演出从此剧改编的“一只鞋的故事”而得了戏剧博士。但是，这里演的同样的内容，却是令人无法坚持看完。

新华旅社的门前，横着一条短短的公路，从北头的火车站通向南头。与西兰公路交叉后，又通向渭河边。我们平时出门散步，经常是向火车站走去。有时口渴难忍，就买一大碗茶喝喝。沿路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摊贩。奇怪的是，有一家妓院还在公开经营着。

火车站的站台在平时可以随便进出。我们有时去看看满载军人的西去列车，有时看看候车的旅客。但更多的时间，还是站在车站入口处的读报栏前，阅读当天张贴的“群众日报”。群众日报是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报。还多亏有这个便利条件，我们才不至于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

秋天的月光，分外地明亮。傍晚时分，我们经常沿着门前的公路向南走去。经过渭河的水反射之后，月光倍添光辉，把这段公路和咸阳的城墙照得清清楚楚。渭水、公路、古城和月光，形成一幅和谐的自然景色，令人感到幽静、深邃、纯洁、高傲。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很少有人能够得到这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张烈炯，1930年3月生，曾用名张晨普，山西五台东冶镇五级村人。1948年10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3月考入华北军政大学，参加过解放大西北、向大西南进军。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理论专业，后任中学高级教师，四川资中石油机械厂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