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市历史学会于2019年6月15日主办了“新中国70年：上海城市变迁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章清教授主持会议。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围绕70年上海城市与社会发展的变迁，进行了学术交流。

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在《上海五六十年代创造的奇迹》报告中，提出从1949年至1966年，中央对上海一以贯之的定位，即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中央要从全国的角度定位上海，上海也要从全国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发展。这一原则，最初提法是“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到50年代后期，被概括为“全国一盘棋”。 在此期间，上海对全国的主要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地、两个中心建设。一个基地，即支援内地建设的基地。“一五”期间，上海在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支援，包括援建内地企业，支援机器，支援产品，支援人才，培训人才，也包括将企业向内地迁移。鉴于这种基础，中央将上海定位为全国工业中心，从战略上看是完全正确的，是一种投入产出最大化的安排。两个中心，即工业中心和科创中心。这一时期，上海从商业、工业并重，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到1962年，上海共有220个生产门类，占全国256个的86%，除了采矿工业之外，上海基本齐备。1965年，上海工业年生产能力在全国占很大比重，钢占五分之一，钢材、机床、棉纱均占四分之一，缝纫机占三分之二，手表占十分之九。在成为全国工业中心的同时，上海也是全国的科创中心。上海在运载火箭、人造卫星、6000千瓦燃气轮机、1.2万吨水压机、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人工合成胰岛素、研制导弹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轻工业产品方面，上海更是全国优秀品牌最为集中的城市，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宝石花牌手表、培罗蒙西装，英雄100型金笔、红双喜乒乓球，都是全国同类产品中的翘楚。

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大陆研究员作了题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黄浦江水系污染问题研究（1963－1976）》的报告，报告指出黄浦江污染问题是“百年之债”，随着近代工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居住人口的增长，经年累月积聚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1963年黄浦江首次暴发“黑臭”22天，1964年33天，1965年50天，标志上海城市水系遭遇灾害性污染。六七十年代，黄浦江污染迅速恶化的原因，除沿江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体大”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从污染的治理来看，虽然已提出 “向黄浦江污水宣战”和相关的文件，但由于时代、技术、理念和经验等方面的局限，治理并不“到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承载研究员以《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市轮渡”》为题，讲述了上海百年轮渡的兴衰嬗变。上海自主的轮渡经营肇始于晚清时期浦东塘工善后局。有效利用黄金水道资源，是“市轮渡”应运而生的主要原因。在租界时期，“市轮渡”的日益完善，更凸显了国人的主权意识，有效遏制了外国资本势力向浦东地区的扩张。然而，客观上也令浦东失去了趁势发展的历史机遇。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前提下，坚持主权在我，当为市政管理者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城市功能以服从大局为前提，发生了重大转变。从1950年代起，随着城市规模和产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杨浦区、黄浦区、原南市区等，均利用与浦东隔江相望的区位条件，将各自的区境范围扩大至浦东沿江地区，以增设工厂、仓栈，由此增加就业，发展生产。然而，迅速增长的职工人数，给对江轮渡的运能和设施造成的压力也日益增大，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末，未有根本改观。在修旧改新的挖潜思想主导下，“市轮渡”尽管不堪重负，仍作为公共交通系统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促进了浦东沿江地区的有限发展，满足了民众日常出行的基本需求。浦东开发开放以及世博会的召开，有力促进了城市越江大桥和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的总体均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彻底改变了“市轮渡”的窘迫境遇。其历史作用虽基本结束，但仍保持了为民服务的公益性质，为城市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记忆。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秀莉研究员作了题为《1956年上海工商关系调整研究》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是同时并存的，由于这些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不同，它们之间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斗争又集中地表现在市场上，所以，国营经济要确立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首先必须取得对于市场的领导地位。国营商业作为社会产品的分配机构，是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市场上进行斗争的主要阵地。1956年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全面完成，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商业与资本主义工业之间由过去的公私关系变为公公关系，国营商业对私营工业原有经济领导关系随之消失，因此原有的加工订货形式已不相适应。其次，随着对私改造的新形势，已相应成立了工业专业公司，形成了工商分工不够明确，造成对安排生产产生暂时混乱。因此，采取新的更加完善的办法调整工商关系已成当务之急。1956年工商关系调整，不再由商业部门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来管理公私合营工业，而是由工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来管理合营工业的生产和销售问题。商业部门与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之间的加工订货关系将改变统购包销、选购、代销、自销等四种形式。但从具体调整过程来看，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工商业之间的矛盾与困难非常复杂，上海在广泛的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由八大中央采购供应站根据四种形式制订了具体的执行措施，为全国工商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生副研究员在《上海住房变迁70年》的报告中，讲述了上海住房从配给制度的缓慢演变（1950-1978年）、住房改革探索起步（1979-1990年）、住房改革全面推进（1991-1997年）、住房商品化初步阶段(1998-2002年)到全面商品化与公租房阶段（2002年至今）等5个阶段的演变内容和主要形式。1950-1978年的29年间，分配住房是一种社会福利，实行了无偿分配和低租金的住房制度，因而住房投资不能回收，无法实现住房投资的良性循环；而住房租金过低，不能偿付维修养护和管理费用，市政府不得不每年支付大量资金加以补贴，造得越多、补贴也越多，负担很重。在这种住房福利制度下，有关部门虽然作了努力，投资建设了大量住房，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居住困难，但与人口增长速度相比，上海的住房问题仍然非常突出。1979年开始，上海开始了侨汇房、单位建房、“鸳鸯楼”、联建公助、住宅合作社等供应方式，住房的分配模式也逐步从“无偿”走向“有偿”。1991年后，上海全面开始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1998年以来开始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住房的市场化推进，人民住房条件开始得到明显改善。

上海社会科学院林超超助理研究员在《工人储蓄与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工人的金融活动》的报告中，从保值储蓄、爱国储蓄、节约储蓄、互助储金会、民间借贷活动等不同形式的工人储蓄活动，解释了工人储蓄与国家建设的关系。1949年以后，城市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增长的原因除了城市人口和货币收入的增长，国家的财经措施和行政手段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劝导城市居民储蓄不仅是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新中国解放初期政府发起的各种储蓄运动，彰显了储蓄在社会保障之外的社会经济价值。居民参加储蓄不仅是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生活保障，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大局。吸纳个人存款对于积累建设资金、回笼流通货币可能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力，但对于限制近期消费、延缓社会购买力的作用是无疑的。1949年以后，针对工人及其家属的储蓄运动渐次开展，劳动人民与银行储蓄的联系日益紧密，成为城市储蓄的主体之一。为了改变工人传统的借贷形式（如标会），互助储金会等新型的互助互济组织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