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知识分子应有广阔的责任感

2017年,《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新书发布会 对于梁晓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并不陌生。作为知青作家的代

2017年,《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新书发布会

对于梁晓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并不陌生。作为知青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文学作品具有特殊时代的印迹,影响颇大。近些年,除了文学创作之外,他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国人精神状态等问题,并通过时评、杂文来表达对时政事件的思考。作为一名学者型、思想型作家,这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谈读书:人与书的亲情最好从少年时开始

在当代文学史上,“知青小说”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并陆续绵延至本世纪初的一种凝重而奇特的小说品类。梁晓声是知青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如此评价梁晓声的知青文学:“真实记录了知青运动从兴到衰、知青心态从狂热到苍凉的坎坷历程。……既有对知青当年英雄主义气概的深切缅怀,也有对知青的苦难与牺牲的悲凉凭吊,风格沉雄而苍凉。”

如今回忆起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段知青岁月,共和国同龄人梁晓声不胜唏嘘。在那段贫瘠的岁月里,写作与读书是奢侈的精神食粮。“我是1968年6月成为‘北大荒知青’的。绝大多数知青,不论是兵团的还是插队的,在其知青岁月都不大可能读到几本文学类书籍。”梁晓声说,不过例外还是有的。有的学生下乡时将藏在家中的书带到了农村,继续藏于某地,提供给自己信任的知青朋友日后偷读。其隐秘的过程,每每如电影中的进步青年偷读革命书籍。

1974年,梁晓声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梁晓声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青年读书的年代,古今中外名著一经再版,往往供不应求。我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年中,将下乡前读过的某些书又重读了一遍。”梁晓声说,2002年他调至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因工作需要又开始了一轮“恶补式”的阅读。“以前主要以翻译书为主,对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知识积累很单薄。自我补课使我受益匪浅,如中学时代最初接触西方启蒙文学一样,每有醍醐灌顶之感。”梁晓声说。

有没有一本对你影响最大甚至影响了一生的书?此前常常有记者如此问他。“人与书的关系,或有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梁晓声的感受是,人与书的亲情最好从少年时就开始。只读某一类书不可取,古今中外都要读一些。普遍情况是,起码读一二十部好书后,才会具有鉴别某书品质的一般能力,才会感受到好书对自己的好影响,才会更喜欢读书。

“我这辈子感恩于命运的事情之一,便是它使我成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而这不啻是一种幸运。”梁晓声如此表达书籍对其人生的重要性。

谈青年:优秀指数高于前几代

多数人最初认识梁晓声正是通过其文学创作,认识的是“作家梁晓声”。近些年,除了文学创作之外,梁晓声越来越偏向思考一些深刻的文化问题,从这几年他出版的作品《中国文化的性格》《总有一种柔软,让人生坚定从容》《中国人的日常》《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等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时评”。他经常为现实问题而发声,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病,忧患于这个时代的负能量,也乐见当代青年的优秀与进步。

前些年,在社会的整体风评中,“80后”一度是一个并不被看好的符号,甚至被称之为“垮掉的一代”。梁晓声承认一代人的共性,“如多数是独生子女,因而难以切身感受长兄长姐的手足责任,也体会不到弟弟妹妹被哥哥姐姐爱护的亲情。而且,至少一半仍过着‘啃老’的生活,既是出于经济上的无奈,也有几分心安理得。”但同时,他也认为,不可能对哪一代人笼统予以评价,应该分类言之,对“80后”一代也理应如此。

“他们中普通人家特别是贫困人家的儿女,所面对的贫困差距、分配不公现象,以及物质拥有和享乐诱惑太多太多,得具有极大极大的抑制欲望的定力,才能每天以较好的情绪,活得努力、上进、不陷于愤世嫉俗而又自暴自弃的心理泥潭。”梁晓声说,他们身上这一点使人由衷尊敬。每一代人中都有少数所谓的精英和成功人士,“80后”中也有,他们的优秀之处一点也不比前几代人差。

比起比较这一代人如何、那一代人怎样,梁晓声更习惯于以绝大多数普通人比较普通人。梁晓声说,“80后”或者说青年一代是比他这一代人强的,因为年轻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化知识的广泛性和技能方面都优于上一代。“其优秀指数总体高于上几代人,因为优秀的技术含量高了。”梁晓声说。

不过,他对年轻一代也不无忧虑。“成长于声像文化无孔不入的背景之下,对于书籍缺乏应有的亲情。紧靠声像文化的影响是否会实现较健康良好的心灵发育过程?特别是在声像文化特别商业化、娱乐化的情况下?”梁晓声建议,青年人结合自己的感觉考虑得失。

谈知识分子:仍有“启蒙”之责任

从梁晓声的作品中,很容易感受到他所表达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诚如捷克著名剧作家、学者哈维尔所言,知识分子的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通常知识分子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作为一名思想型作家的梁晓声,也是以写作为主业的知识分子,他一向认为即便时代更迭,知识分子仍然要有广阔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的发展、进步,有时科技为先导,有时文化为先导。先导者,启蒙之事也。中国文化知识分子,自古有启蒙之责任传统,简直也可以说是‘基因’。”梁晓声说,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的时代,“知识分子”四个字具有沉甸甸的含义。现在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的群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每年几百万新大学生入学,亦有同数之大学生毕业并走向社会各行各业。研究生也比比皆是,博士生早非稀有之人。能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吗?从受教育程度这一点而言,都是的。”梁晓声说,知识分子多了,还要不要肩起启蒙责任了呢?“窃以为,当然还要。”他认为,在文化、历史、法律、科技、保健、子女教育、社会公德、国际知识许许多多方面,各类知识分子所进行之知识普及的事,在他看来都仍是启蒙之事。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启蒙之目的不同了;维度不同了,方式不同了,促使社会进步的效果也不同了。”

梁晓声进一步阐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张载曾说,有启蒙责任感的文化知识分子,理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今看来这未免太“高大上”,甚至是任何一名知识分子都做不到的。所以他认为,蔡元培当年勉励北大学子的话,对于今日之中国知识分子仍有参考价值:“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感’字在此处,非仅指感动,亦有感触、感照之意。”梁晓声如此分析蔡元培的观点,“当代之世界,进步之快与慢,步幅之大与小,已绝非主要‘仰仗’于文化知识分子们的事了,而成各阶层各界人士,首先是政界人士砥砺前行,无私而为率先垂范之共同事业。”

原文刊载于6月22日《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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