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以“商”为国号。而且，在历代的王朝中，中国的工商经济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有世界最大的城市群；还有世上最富有、人数最多的商帮集团等等。

晚清的龚自珍在《平均篇》里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贾，三十家这城必有商。”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工商业已经很繁盛。

可是，为什么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在世界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它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忍受着各国的欺凌？

1932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的书中说：“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并且还用了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了两个重点：“集权”和“抑商”。

古代中国，从“管仲变法”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可以说，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

而让君主专制者能够维持集权统治的，最主要的有以下四个基础性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

通过这四个基本的制度，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统治者通过控制人们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人才基础和经济基础，来达到增强君主专制的目的。

其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抑商政策

管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就是“盐铁专营”。从“管仲变法”以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

政权所有者，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就必然会对财富的集中非常敏感，于是，民间资本就不会允许做大，这样就形成了“抑商”政策。

管仲和商鞅实施专营的目的，在当时，只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到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曾在《盐铁论·复古》说：“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也就是说，把盐铁专营，并不仅仅是获得利益，还可以重归农本政策，抑制商人，拆散朋党，杜绝兼并之路。

所以，桑弘羊除了控制了盐铁产业，他还对流通产业实行了两种手段：一是“均输”，二是“平准”。桑弘羊实行的均输和平准，等于把那些经商者的途径几乎全部堵死。而他的最终目的也是要让那商贾在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

自桑弘羊推行“均输”和“平准”以后，从各类史书上再也找不到大的经商者了。

其实，所谓的“抑商”，都是统治者为了打散民间的力量，采取“均贫富”的手段，从而让自己的权威不受到任何威胁。

桑弘羊的盐铁专营、均输、平准，有力地控制了国家的重要产业经济，但接下来他实行的另一个法令，却让全国所有的中产阶层全部破产。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出卫青、霍去病再次攻击匈奴。但此时，山东正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万灾民四处逃荒，流离失所。所以，在需要大量的军费和救灾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向全国征收财产税，即“算缗”。

“算缗令”规定，凡是从商者，都要向朝廷汇报自己的财产数额，并按规定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

但是，“算缗令”颁布以后，产业者都不主动呈报，于是，朝廷又颁布了“告缗令”，发动了一场“群众告发群众”的运动。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受到了举报，被告发抄没家产的不计其数，皇宫里到处堆满了没收来的财产。致使民营资本集体破产，国库大增。

汉武帝时期的这场“告缗运动”，《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从此以后，人们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穿，好吃的东西马上吃了，不再储蓄产业。

二， 皇权制度对于民间资本缺乏保障

在中国的封建制度皇权下，人民的财产没有合法的保障性，统治者对人们的财产权拥有任意宰割的权力。

国家对于工商阶级的一切财产，常常会以“均贫富”的手段重新被分配。而这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以保持皇权的稳固。

每一个朝代的更替，新的皇权统治者，都会反思前朝的失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他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

意思是说，以前认为汉高祖刘邦把天下的富商都迁到关中是不可取的，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也就有必要这么做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朱元璋在登上皇位初年，建凤阳为中都，因凤阳当时人气不旺，为了补缺凤阳人口，于是他便下令江南十四万富民迁入凤阳。朱元璋的这一举措，可谓一举两得，不仅增加了凤阳的人气，又削减了富豪们的势力。

但是，由于中都的建设中断，凤阳城终究没有辉煌起来。那些三吴地区的巨姓大族，也因离开家乡以后，资产全部流失，变得一贫如洗。在背井离乡中，或死或伤不计其数。

后来，许多留恋家乡的人，冒险扮成乞丐回家扫墓探亲。他们一路上唱起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从此，凤阳花鼓也繁衍开来。

随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到了南京，这简直是对商人阶级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当剪灭豪族被列为朱元璋的战略时，为南京城修建了三分之一城墙的沈万三，其结局是必然的。

沈万三在提出为朱元璋的三军每人犒劳一两黄金时，朱元璋就动了杀机。“在朕即天下”的皇权时代，这位朱皇帝，怎么能容忍民间的沈万三势力这么强大？

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便安了沈万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发配云南，死于异乡。

三， 权贵资本横行

朝廷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以后，许多当权者便开始以国家的名义谋取私利，这样就形成了“官商经济”。

从汉唐到明清，再到民国时期，历朝历代的权贵资本都会官商勾结，常常会出现国家的首相，同时还是国家的首富，人们称之为“双首”。

2001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曾经评选，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前50名。其中，中国入选的有6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在这六个人当中，除了“伍秉鉴”是广东商人，其他的五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

最具“官商一体”典范的当然要属西晋时期的“石崇”了。石崇的父亲“石苞”曾经是“大司马”，靠着父亲的荫蔽，这位有着“美男子”之称的石崇，年纪轻轻便出任了南中郎将、荆州刺史，而荆州是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

石崇致富的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抢劫，二是兼并土地，三是从事水碓业。

石崇首先就是在荆州抢劫过往商客，获得了巨额财富，然后不断地兼并土地，建了一个很大的私家庄园“金谷园”。

“水碓”是当时用来舂米的的一种机械。由于当时这种水力机械投资大，而且又需要截断水来推动它，这样就会妨碍农作物的灌溉，所以，朝廷禁止使用的。这样，也就只有一些权贵才能获得特许经营的权力。

据说，石崇的金谷园就有水碓30处，而且还垄断了周边的舂米。成为西晋著名的富商。以致于奢侈挥霍，时常与晋武帝的舅父“王恺”斗富。

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40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50里的锦步障；晋武帝赐王恺一棵二尺高的珊瑚树，石崇便把家中所有三尺、四尺高的珊瑚树拿了出来。

石崇甚至斗富还斗到了皇帝头上。据《耕桑偶记》记载，有一年，外国向晋武帝进贡了一批十分珍贵的“火浣布”，晋武帝便做成衣衫故意去石崇那里去显摆。结果石崇故意平常穿戴，但是身后五十个奴仆，却个个身穿火浣布，瞬间就把晋武帝给比下去了。

石崇不仅炫富张扬，而且滋意横行，更是杀人不眨眼。每次在他的金谷园邀朋友饮酒时，总会让美人相陪劝酒，如果有客人不喝，就把这位美人杀掉。

有一次，丞相王导和大将王敦去石崇家赴宴，王导本就不会喝酒，但又怕他杀人，所以只要美女劝酒就会硬着头皮喝下去。可王敦不买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接连杀了三位美人。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

通过上述三点的分析，国家资本和权贵资本，不断地对民间资本进行限制和打压，民间资本在受到国家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压力下，危如悬卵，惶惶不可终日。

那些工商经营者，在历史的变迁中，某些家族虽然在某一时代，的确积累过许多惊人的财富，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争取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所谓的“富不过三代”，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积累和守护财富的能力，而是因为，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商人，他们的财富，必定与政权的庇护有着很大的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中国社科院作家“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说：“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所以说，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器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又在谁的手里呢？官府也！

（参考资料：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钱 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